國會前天通過緊急立法，限制冠病防疫追蹤數據只能用來調查七類嚴重罪案。
主管智慧國計劃的外交部長維文醫生，在國會辯論法案時，爲政府一開始沒有闡明警方可通過《刑事訴訟法》索取“合力追蹤”用戶數據認錯，並願爲溝通失誤承擔全責，對造成民衆恐慌與焦慮深表遺憾。
政府在事件上的超低姿態，跟網上輿論對錯誤的激烈撻伐形成強烈對比，顯示事件所引發的民意反彈程度，以及政府對其政治後坐力的重視。
這表明政府意識到，建國一代民衆對政府“空白支票”式的無條件支持，已經是過去式；新一代選民借助網絡和社交媒體發聲，不但更勇于表達意見，而且也展現出高度的質疑和批評精神。
除了一名非選區議員，國會反對黨議員並沒有在《冠病（臨時援助措施）（修正）法》的立法過程中太過爲難政府。維文對此表達了肯定之意。
我覺得反對黨之所以如此，善意地看或許有國難當前，團結一致的地方，但也不乏敏銳的政治計算——反正民間輿論已經呈現出高度的壓力，窮寇莫追，不支持法案可能適得其反。
整起事件有兩個觀察點。
第一，政府高度自覺“民無信不立”的道理。民間輿論最大的不滿在于政府在溝通上缺乏透明度，最要命的是前後矛盾，原本信誓旦旦強調追蹤數據不做他用，最後卻表示警察有權用來查案。
《刑事訴訟法》對警察有極大的授權，這幾乎是常識。所以政府的這個錯誤，表面上看顯得低級，因此才會引發民間諸多陰謀論的猜想和不安。
從新一代選民至今的表現來看，他們雖然並非毫不講理，凡事咄咄逼人，但政府的這個錯誤在這個群體裏所造成的傷害，相信並不會因爲修法而複原。
至少，今後政府如果還發生類似的“低級錯誤”，政治代價會是不小的。
第二個觀察點是隱私的價值越來越被重視。在互聯網科技監控能力越來越驚人的時代，這一趨勢原本也不值得驚奇。
但正如前述，《刑事訴訟法》對警察有極大的授權，一些地方也存在辦案效率和侵犯隱私之間的張力。因此，不排除一些民間維權團體可能成熱打鐵，就隱私課題繼續發力。政府開了修法的先例，後面要如何自圓其說，就很考驗政治智慧了。
衆多執政黨議員在國會辯論時，仍然采取建國一代的價值，擔心過度重視隱私，會妨礙警察查案，進而影響社會安全。
可是，如果拿此次民間輿論反彈作爲參考標准，擔心隱私被侵犯的考慮，恐怕高于擔心警察無法盡速破案。
政府是否把握到這種微妙的民意改變，是後續值得觀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