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簡介
鄭永年，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共十八大以來，尤其是中共三中和四中全會通過兩個重要改革決議後，中國進入了改革和發展的新階段。三中全會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場化爲導向的經濟改革;四中全會的核心概念，就是以法治建設爲核心的制度改革。盡管三中和四中全會決議，沒有過多關于政治建設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討論，但一般認爲，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裏，法治建設更具實質性。
法治是任何國家最基本的國家制度。現在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周年，還有30多年的時間，如果能夠順利實現三中和四中全會所設計的改革和發展頂層設計，主要是在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同時，各方面的制度建設也到位，到本世紀中葉，就可以實現民主富強的“中國夢”。這也是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對未來中國的期待。
2013年在印度尼西亞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期間，習近平發表一個題爲《深化改革開放、共創美好亞太》的主旨演講，提到“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的立場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既要大膽探索、勇于開拓，也要穩妥審慎、三思而後行。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2014年，習近平在俄羅斯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又再次強調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國家深化改革，絕非易事。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就要求我們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膽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敢于擔當，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步子要穩，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駛一定要穩，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的確，如果出現顛覆性錯誤，少則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多則已有的改革成果會付之東流。因此，“在哪些領域存在犯顛覆性錯誤的可能性?”這一問題就成爲關鍵。人們必須研究和回答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具有充足的知識准備;否則不但無法主動去避免顛覆性錯誤，而且任何顛覆性錯誤一旦發生，便會束手無策，最終導致災難性的結果。
執政黨自身的錯誤
首先的問題是如何定義顛覆性錯誤。盡管造成和引起顛覆性錯誤的因素有很多，但這裏主要指的是那些由執政黨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錯誤。在中國目前的總體政治環境中，顛覆性錯誤至少可以包括如下幾類。
第一，改革和發展出現方向性錯誤。中國迄今爲止所取得的建設成就，主要歸功于執政黨的有效政策，但這些政策還沒有能夠轉化爲制度。在制度化高的社會，政策不容易發生方向性錯誤。制度約束著執政黨及其政府的政策行爲，各種制度之間構成互相制衡的局面。
當然，制度化高的社會，政策制訂的有效性也經常成爲問題，因爲制度之間的互相制約性過高，往往難以高效決策。在中國，各方面的制度性程度仍然較低，政策占據改革和發展過程的制高點。在這樣的情況下，盡管決策的效率很高，甚至非常高，但因爲缺少制度之間的相互制約，容易發生政策的方向性錯誤。
並且，一旦發生方向性錯誤，不是很容易馬上得到糾正，改革和發展因此有可能誤入歧途，最終走向一個誰也不想看到的結局。
第二，改革和發展停滯不前。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多的因素制約著改革和發展的進一步深化。容易改革的已經做了，剩下的改革舉步維艱;同時，利益集團已經成長起來，阻止和反對進一步的改革和發展。類似的局面在很多亞洲國家就是常態。那些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例如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就是因爲長期缺失改革和發展的結果。這些經濟體在經曆了初期的快速發展後，數十年沒有實質性變化。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中等收入國家，一些已經進入高收入的社會，也面臨類似的發展瓶頸。例如，日本在上世紀經濟泡沫破滅之後，盡管政府也不時試圖改革，但始終沒有實質性的發展。台灣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來，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也呈現停滯不前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成爲這些年中國社會熱烈討論的話題，反映了人們對改革和發展停滯不前的擔憂。
第三，改革和發展出現倒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盡管取得了巨大的建設和發展成就，但也面臨很多問題。爲數不少的人開始把這些問題，視爲是鄧小平以來中國改革方向出了錯誤的産物，即認爲市場經濟爲導向的改革這一方向是錯誤的。如果是方向性錯誤的産物，就要改變方向。如果這種改變方向的努力成功了，改革和發展勢必倒退。“倒退”還有“不進則退”的意味，就是前面所討論的停滯不前的局面。
當然，如果出現重大危機(無論是由內部因素還是外部因素引起)，也會導致倒退。例如中國bajiu年發生tianANMEN事件，又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了印尼蘇哈多政府的倒台，印尼出現大規模的動亂，使得過去數十年的建設成就一夜之間付諸東流。
第四，出現動亂甚至革命性運動。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都發生過，各類的“顔色革命”不斷發生就是很好的說明。任何處于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必然面臨社會運動甚至革命的風險。舊的制度解體了，新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舊的規範解體了，新的規範還沒有建立起來。
這些都會導致人們的深度不安，形成一種集體行爲，往往最後演變成社會運動和革命。此外，一些轉型社會因爲政府政策不當，往往出現深度的收入差異、社會分化，從而造成革命。在那些具有多民族的國家，這種風險更是巨大，結果是國家分裂。
第五，由國家不當的外交政策所引起的外部國際環境突然惡化，導致上述諸種內部局面的出現。這種局面在中國曆史上經常發生。國家外交政策的不當導致其外交環境的惡化，而外部外交環境的惡化又反過來影響內部政治社會的穩定。
作爲大國，今天中國的內部政策和外交很難分離開來，任何內部政策的變化都會影響到外部國際環境。如果這種影響對其他國家是負面的，必然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應和反彈。如果這些反彈是針對中國內部的，便會對中國內部局勢産生負面影響。同時，外部環境的惡化也會促使國內不同社會力量的分化，一些社會力量表現爲針對外國的民族主義，也會有社會力量針對國內政府。
宏觀層面才是導火線
這些類別的顛覆性錯誤，大多發生在宏觀層面。在中國那麽大的國家進行改革，犯一些小錯誤不可避免。在一些局部層面，即使發生了一些小錯誤，也很難觸發整個體系的危機。只有在宏觀層面出現了問題，才可以觸發顛覆性錯誤。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和近來所發生的變化，如下十個內部領域有可能犯顛覆性錯誤，包括：
一、意識形態的回歸
二、黨權和政府權力的嚴重失衡
三、黨內民主制度得不到確立，不同利益難以調和
四、反腐敗始終處于運動過程中，有效制度得不到確立
五、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實施或者流産
六、整體官僚體制的不作爲甚至消極抵制
七、寡頭經濟轉型成爲寡頭政治
八、社會改革失敗，社會暴力化並陷于無政府狀態
九、少數人壟斷發展成果，社會高度分化，發生自下而上的革命
十、社會大動亂或者發生“廉價革命”
這些領域主要關乎執政黨及其政府，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討論。
第一，執政黨的建設。中共是執政黨，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設計者和執行者。執政黨本身的建設決定了其是否有能力來設計和推動改革。在這個層面，應當關切的是意識形態和組織，因爲意識形態和組織曆來就是中共的兩根主柱。這兩個主柱，無論哪一個出現問題，執政黨這座“大廈”就會變得搖搖欲墜。再者，反腐敗也是執政黨建設的另外一個重要內容。
第二，改革必須通過政策來實現，因此必須關切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改革和發展政策，能否順利有效執行下去。在政策執行方面，官僚體系的作爲成爲關鍵。如果官僚體系在政策執行方面“不作爲”，甚至通過各種方式抵制，同樣會演變成顛覆性錯誤。
第三，改革的好處能否惠及整個社會。這裏涉及到了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問題，關切的是中國會不會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抗議潮甚至革命運動。曆史上，大規模的社會抗議和革命，在很多國家的發展過程中都發生過，造成了顛覆性的影響。中國數千年的曆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今天中國仍然面臨這種可能性。
正因爲存在著出現顛覆性錯誤的可能性，人們必須對那些可能的顛覆性錯誤有足夠的認識，才能預先防範。更爲重要的是，很多具有犯顛覆性錯誤可能性的領域，也正是制度建設的薄弱環節，這表明這些領域也是中國今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領域。實際上，這些領域也是中國的制度建設能夠取得重大突破口的領域。
（文章首發于2015年2月24日《聯合早報》，感謝鄭永年教授授權新加坡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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