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國開始進入了“新常態”，通過頂層設計，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和發展的藍圖，主要表現在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改革和發展方案。三中全會通過的方案的主題，是推進以市場化爲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四中全會通過的方案的主題，是推進以法治建設爲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同時，執政黨也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持續的FAN FU運動，在強化執政黨執政能力的同時，克服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力和防止黨內“寡頭政治”的出現。這一系列的舉動結束了十八大之前“無改革”的局面，也改變了人們對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悲觀看法，展示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的大好前景。
但是，要實現所規劃的美好前景，不僅需要把這些規劃執行和落實下去，需要避免在執行過程中犯重大的錯誤，更需要提防有可能出現的“塌方式”的變化，甚至倒退。從近來的一些局部發展來看，塌方式的變化和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可以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
首先是近來意識形態尤其是左派意識形態的回歸。左、右派之間的爭論由來已久，但最近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已經進入新階段，一些觀察家稱之爲意識形態領域的“內戰”。左派尤其是左派機會主義營造著類似文革那樣的意識形態政治氛圍，踐行著文革那樣的鬥爭方式。在中國政治環境中，意識形態爭論並不是簡單的理論和學術爭論，而是具有深刻的經濟社會外部性，會深刻影響改革和發展的大環境。在中國，意識形態始終是最大的政治。上世紀90年代初，盡管經曆了被視爲是“資産階級自由化”結果的89某事，但鄧小平仍然很清醒意識到左派在中國的危害性。他強調，對執政黨來說，既要防右、也要防左，但主要還是要防左。今天的中國仍然面臨類似的情形。
改革出現民粹主義
一些改革也開始出現民粹主義的傾向。最顯著的就是國有企業改革，從以前的極端新自由主義，開始轉向極端的民粹主義。典型的例子就是國有企業工資水平的改革。從前是新自由主義，仿照美國華爾街的方式，給國有企業領導人奇高的工資水平，並且對國有企業沒有任何有效的監管，造成了內部的令人發指的fu bai。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式誤入歧途，因爲中國的國有企業畢竟不是華爾街的企業。國企主要依靠行政壟斷和政治權力來謀取高額利益，毫無作爲而收獲高額利潤，但華爾街企業則需要在市場上打拼，冒著無限的風險。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華爾街模式在西方導致了老百姓的很大的不滿。中國老百姓也對國有企業的改革表達了高度的不滿。糾正新自由主義的弊端是對的。問題是如何改革？根據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市場化應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但工資改革則表現出民粹主義的趨向，爲了迎合民衆的不滿，國企老總的工資從以往的上千萬元甚至更多減低到數十萬元以內。這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過低的工資水平如何能夠調動國有企業管理層的積極性？有迹象顯示，人們試圖從意識形態和道德說教來看問題和解決問題。不過，這樣做並不能持續，也不會成功。一個更有效的方式是走三中全會確立的市場化路線。國有企業必須市場化，通過市場競爭來獲取利益，工資水平則需要在適當加以控制的前提下讓市場決定。通過1990年代朱镕基大刀闊斧的改革，國有企業好不容易走出了困境。如果國有企業的改革走上了民粹主義路線，最終必然會給國企帶來更多的問題，重新走回困境，導致改革的失敗。
反腐的必要性和已經取得的成就，無需再談，但也應當注意反腐對經濟的一些負面影響。在一些地方，反腐已經從打寡頭轉向政治化和擴大化，不僅影響到官僚體系的運作，也影響到企業的運作。這次反腐敗主要針對的是黨政官員，而非民營企業。盡管發生了少數幾個類似劉漢那樣的案例，但對更多的企業家還是體現了“放過一馬”的原則。盡管如此，反腐敗還是對民營企業發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法制不健全。例如，對企業和企業老板的關系沒有明確的法制化。在發達經濟體，一個企業的老板出了問題，企業仍然可以繼續運作，因爲企業老板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和邊界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在中國則不一樣，在多數場合，企業老板一出問題，整個企業運作就停頓下來。第二，反腐敗運動過程中一些過度使用“非法律”的方式，例如用政治方式來迫使企業家承認和黨政官員的腐敗關系。這些都給企業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影響著整體經濟的運作。
對政商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也出現了理想化現象。政商關系無疑是中國腐敗的一個重要根源，不過，要對政商關系作現實主義的和科學的理解。二戰之後，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要數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體，被稱之爲“東亞奇迹”。這些經濟體都形成了和西方不同的政商關系，批評者稱之爲“裙帶資本主義”，支持者稱其爲“戰略性資本主義”或者“發展性政府”。不過，一種更爲科學的方式是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東亞經濟體的成功是同時發揮了市場和政府兩個作用，政府和市場的有效配合，使得東亞社會僅用了30來年的時間，走完西方100多年的曆程。
相比之下，西方的發展的確是以市場爲主。但這並不是說政府就沒有發揮作用。大多西方國家，尤其是那些後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早期也盛行重商主義，即通過政治和行政力量，保護民族産業，等民族産業成長起來，再讓企業成爲主體，並向外開放。從這個意義上說，東亞模式其實也沒有什麽不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走了類似的道路，促成了政府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就像東亞其他經濟體所經曆過的，或者仍然經曆著的，過于緊密的政商關系導致了嚴重的腐敗。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轉型？這需要理性思考。很多方面的政商關系必須得到改變，但把所有的政商關系視爲是腐敗的根源並不確切。從東亞的經驗看，通過改制，可以大大減少和控制腐敗，但要避免過分理想化的政商關系。即使在西方，人們仍然在探討建立什麽樣的政商關系，規制型政府的演進就是很好的例子。
惡劣的資本主義
在經濟層面，今天也面臨很多的問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的市場並不發育成熟。中國的困境是處理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這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問題是市場在哪裏呢？從前是政府深度卷入經濟運作，現在要退出來。的確，如果政府不退場，市場永遠發育不起來。但現實的情況是，政府的退出並不表明市場的成熟。政府的退出和市場的成熟，是一個逐漸的過程。更大的麻煩是，從法律上來說，很多應當歸屬企業的權力，現在仍然在政府官僚機構手中。現在因爲種種因素（例如反腐敗），很多官僚機構已經不作爲，出現了空轉政府。這樣就出現了政府有權不作爲，企業卻沒有足夠的權力來作爲的現象。這樣如何能夠把國家的改革發展藍圖轉化成爲現實呢？
更爲嚴峻的事實是，中國已經接受了最壞形式的資本主義。盡管曆史經驗告訴人們，中國企業的要務仍然是發展實體經濟，但中國的企業家紛紛從投資實體經濟轉向資本運作。資本運作方式的惡劣性，比美國華爾街資本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裏，中國也面臨一個困境：要和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只能走比發達國家更爲無情的和惡劣的資本主義形式。在早期表現爲對農民工的壓榨，現在是轉向了具有高度投機性質的金融資本主義。通過“聰明”的資本運作，大量倒賣企業，把企業當做股票那樣倒賣。這在美國已經産生了無窮的問題，中國會出現更嚴峻的問題。不僅把一些好的企業吃掉，而且會制造大量的經濟泡沫。不管其理論上有多麽漂亮的話語（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投機資本的結果就是扼殺實體經濟，把經濟虛擬化和泡沫化，沒有其他的功效。可以預見，如果這種惡劣的資本主義不能得到糾正，中國永遠産生不了優良和可持續的實體經濟。
盡管“新常態”已流行于大街小巷，但今天的中國還遠遠沒有進入“新常態”。人們所知道的就是，舊常態難以爲繼了，兩位數的高增長階段已經過去。除了這一點是確定的，其他方面都不確定。理想地說，新常態就是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比如10至15年，實現經濟百分之六到七的增長。顯然，新常態是中國需要爭取實現的目標。但是，現在還沒有達到這種狀態，中國面臨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2014年實現了7.4%的增長，但普遍認爲有很大的水分。最近就爆出一些地方政府是如何虛報GDP數據的事例。其實這種虛報也符合一般情形，在經濟比較熱的時候，各地方會少報；但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會多報，去年已經把所有能夠報的都報上去了，今後幾年的下行壓力會更大。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新常態已經到來，人們可以對中國今後的改革發展高枕無憂了。如果有了這樣想法，那會是大錯特錯。實際上，能不能實現新常態是中國今後改革發展的關鍵。前些年有關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爭論很有意義。如果不能實現新常態，中等收入陷阱的腳步聲便離中國不遠了。從這個視角來看，今天的中國急需法制化和法治化。各種極端的主義、官僚的不作爲、惡劣資本主義、腐敗等等，都需要用法制來避免，用法治來整治。法制和法治是“新常態”的最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