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創業、萬衆創新”（以下稱“雙創”）已然成爲中國時下最熱門的話題之一。自十八大以來，中國新的領導層就非常關注創業創新的發展態勢並積極給予支持和推動。
2014年9月李克強總理在天津舉辦的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首次明確提出“全民創業、萬衆創新”的戰略。2015年初在瑞士的冬季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再提創業創新，並將其視爲市場的力量，與政府作用並列爲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雙引擎”。李克強對“雙創”的高度重視還體現在他不遺余力地推動相關政策的制定。據報道，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中，總理親自組織部署了9次相關的專題會議，而在80篇會議通稿中“創業”、“創新”便出現高達523次。相應的一系列新政也陸續出台，如8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取消或下放（特別是取消公司最低注冊資本限制和放寬注冊場所的登記條件）、各種稅收優惠政策試行和實行、包括《關于發展衆創空間推進大衆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及《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在內的各項綱領性文件的發布等。另外，李克強頻頻與草根創業者接觸交流，再加上媒體的宣傳，創業創新在中國大地似有燎原之勢。
“雙創”戰略理論和現實基礎
“雙創”戰略的提出自有其理論和現實基礎。創新學說之父、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指出“創新”即“創造性的破壞”，是對傳統生産要素的重新排列組合，而市場經濟的活力也來源于具有創新能力的新企業，這些企業在經濟不景氣時期尤爲重要，是促使生産效率提高和生産結構升級從而驅動經濟複蘇的主要動力。
此外，美國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E. Drucker）的研究發現，美國現代經濟的支撐力量不再是規模大、層級多的傳統型企業，而是數量衆多的中小型創新企業。同時美國創業研究學者弗裏·蒂蒙斯（Jeffry A. Timmons）也發現，美國在1965年至1984年間的全部就業機會幾乎都是由中小型創新企業提供的。美國之外，芬蘭、德國、以色列都爲中小創新型企業對國家經濟具有巨大貢獻提供了佐證。在創業領域全球影響最大的研究項目“全球創業觀察”（GEM）對創業活動指數（TEA）和GDP增長率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積極活躍的創業活動與經濟增長強相關。
就中國而言，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隨著改革的深入和政策的變遷，全國範圍內也曾掀起過幾番創業浪潮，包括七十年代末個體經濟合法地位確立後的創業大潮、八十年代末鼓勵創辦私營企業政策出台後的下海經商創業大潮。每一次創業熱潮都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並爲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和能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曾經說過“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發生了令人矚目的市場轉型。這種被稱爲‘邊緣性的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例如饑荒中的農民發明了承包制；鄉鎮企業引進了農村工業化；個體戶打開了城市私營經濟之門；經濟特區吸納外商直接投資，開啓勞動力市場等”，這些與國有企業相比的經濟中的“邊緣力量”極大地激發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活力。
今天，在經曆了多年高速增長之後，經濟增長率回落到7%左右，且因爲受國內國際經濟影響，出口、投資與內需走入收縮關口，經濟下行壓力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新增職位收縮，就業結構性矛盾也將進一步突出。如何重振經濟，保障就業與産業結構調整成爲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最關鍵的問題。此時，經濟發展將很大程度倚重創新來撬動新需求、形成新動力。以創業帶就業，以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促進産業結構調整升級，“雙創”戰略的提出可謂一劑良方。
對待“雙創”需理性和謹慎
戰略方向對了，要達到既定目標還有賴于很多因素，所以對于時下湧起的創業熱潮，我們應該保持足夠的理性和謹慎，尤其要認識到創業和創新活動所依托的政策和外部環境等限制問題。
首先，“創業”不等同于“創新”。理論上說“創業”是指創造或利用商業機會重新組合生産要素，暗含著某種程度的創新。但不同類型、處于不同價值鏈階段的創業活動在創新內容和程度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它受到市場成熟程度、知識和技術儲備量、以及經濟和制度環境的極大影響。中國許多創業活動還屬于價值鏈低端的重複性商業活動，這類活動或許能夠在短期內解決就業的問題，但對于推動新技術、新工藝、新産品、新服務的應用以及更大層面上産業結構的升級上還未能發揮更積極的效應。中央政府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簡政放權的政策確實大大降低了創業的准入門檻，一大批良莠不齊的企業泉湧而出也在意料之中，領導層或許希望以此激發市場力量，通過自由競爭實現淘汰優化，並進一步倒逼政府的行政改革。但市場的不成熟及“創業”與“創新”存在差異是中國的現實，在積極爲創業造勢的同時，政府仍然有責任對創業行爲進行引導，將創業大潮引導向具有真正創新意義的方向發展。
其次，“創業”和“創新”需要具有支持性的市場生態與政策環境。
第一，促進創新的相關市場與法制政策還需要更加完善。創新活動複雜迂回也充滿風險，需要各種信息的搜集處理以及不同主體的協調合作，如果沒有嚴格有效的法制護航，確保信息交流通暢以及合作各方的利益分配，則創新活動實踐者的積極性將會受到極大限制。中國通過嚴厲打擊腐敗、加強知識産權法和其它法律的修訂與執行已經大大改進了對市場的法制規範，但在信息的公開與交流、信任的加強方面還急需改進。快速准確的政策、市場信息及廣泛強力的社會信任對小微企業的成長和成功尤其重要，對于這方面的改進，政府除了革新思想，還可考慮更多、更廣地采用數字信息技術，完善社會信用體系。
第二，面向創業活動的服務政策發揮“風險分散器”的功能。中國的創業成活率很低，有研究統計，約有一半的中小企業在創立三年內死亡，而高科技行業的創業風險更大、成活率更低（約爲10%）。發達國家除了通過發展創業投資體系來分散初創企業的風險，還不斷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助力創業活動的持續發展。在中國，相當數量的孵化器、科技園區早已應運而生，最近又大力推行“衆創空間”的發展，這類一站式服務的機構能夠很大程度減少新創企業的成本，但一來它們幾乎都是面向技術創新型新創企業的，提供的服務很少惠及其它創新類型的新創企業；另外，目前這些機構的功能設定不明晰，大量重複建設無益于差異化、專業化發展。
第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消除創業人員的後顧之憂，促進人才流動。近期出台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提出，“對于高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離崗創業的，經原單位同意，可在三年內保留人事關系，與原單位其他在崗人員同等享有參加職稱評聘、崗位等級晉升和社會保險等方面的權利”，這可以視爲鼓勵高級科研技術人員創業的後援保障措施。但普遍而言，創業者及新創企業員工的社會保障權益因爲缺乏規範而不能得到有效保護，社會保障體系作爲創業“緩沖器”的功能也還遠沒有實現。
“創業”的積極價值觀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所謂的“全民創業”絕非鼓勵全國人民都去創業。一方面，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個體之間都存在很大差異，“創業”歸根到底是一種具有能動性的行動選擇，應該認識到創業不僅僅意味著機會和成功，它同時和挑戰、風險、失敗緊密相關。中國目前市場競爭已經非常激烈，創業空間有限的條件下可能脫穎而出的新企業必然只是少數。因此，“全民創業”的說法更應該被理解爲一種積極的價值觀，即在全社會形成鼓勵進取、鼓勵承擔風險和包容接納失敗的文化。對于選擇創業的個人來說，具有開闊的眼界、堅定的信念才能克服對短期虧損甚至失敗的畏懼，才能實現最終的成功。因此，對任何主體—無論是政府、投資人、企業還是個人—來說，創業應該以使命爲導向，狹隘的機會主義或利益導向都會將創業實踐引上錯誤的軌道。
總之，中國新一輪的創業熱潮在最高領導層的推動下已經勢不可擋，鼓勵創業創新是符合經濟社會發展新時期的戰略性選擇，對中國産業結構調整以及就業結構性矛盾的解決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同時政府還必須完善具有支持性的市場和社會政策環境，需要認識到不同類型創業和創新活動的差異性，建立高效整合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政策。此外，中國政府應當大力支持第三方專業研究機構對相關政策進行實時數據采集和階段性政策評估分析，根據評估結果及時調整相關政策以優化宏觀環境促進“雙創”，保證這股熱潮不是昙花一現，而成爲真正推動新經濟常態下中國實現産業升級和就業發展的巨大動力。
（本文來源于《隆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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