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新加坡是一個水資源嚴重缺乏的國家，在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的遠見指引下，通過成功研發新生水技術化解了新馬水爭，使島國獲得了新生。無獨有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特別關注中國的水問題，提出了“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的十六字治水方針。值此習近平主席訪問新加坡的時侯，新加坡著名水科技專家藍偉光博士結合他多年的治水實踐，爲正在新加坡的中國高級官員訪問團介紹新加坡水故事的同時，就公衆關心的中國飲水安全問題及其解決方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石激起千層浪，訪問團成員反響熱烈。小編第一時間拿到藍博士的講稿。
（您沒有看錯。是的。）
中國飲水安全問題的憂思與建議
【摘要】2014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的十六字治水方針，爲解決中國的飲水安全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筆者根據習近平主席的治水理念並結合自己多年來在新中兩國從事水科技與政策硏究的體會，提出了一條成本低廉、環保低碳、操作性強、能有效解決中國飲水安全問題的新觀點，供決策者參考。
（十余年前，習近平視察作者的公司時的照片）
前言
衆所周知，數日前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在2020年把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了健康中國的行動計劃，強調實施食品安全戰略。
（藍偉光博士那時也是帥哥一枚）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是健康的保障。飲水安全與健康中國密切相關，然而，2013年以來一系列與飲水安全相關的事件頻繁發生，讓人們對飲水安全的憂慮與日俱增。據報道，在中國，每年有1.9億人患病與飲水不安全相關，有6萬人死于水汙染引起的疾病，大約有3億人面臨飲用水短缺的問題。因此，如何保障飲水安全已成爲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身爲一個在中國出生、新加坡成長的水科技專業人士，對飲水安全問題特別敏感。舉例而言，由于工作的關系，我經常到中國出差公幹、下榻酒店。跟常人不同的是，我入住酒店之後的第一件事總是關心當地的飲用水。通常，越高級的酒店，它越會在水龍頭邊標明，此水不適合直接飲用。言下之意，自來水不能喝，要喝就喝瓶裝水，這幾乎成了中國高級酒店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所以，在中國，瓶裝水的産業非常巨大，而且銷量最大的是，直接用自來水作爲水源，通過蒸餾或反滲透膜過濾加工而成的純淨水，它可以說無處不在，到處都有。
（藍博士戲水照，不是開玩笑，人家是工作！）
其實，中國大量飲用純淨水的消費習慣導致了資源的巨大浪費。衆所周知，包裝水的塑料瓶源自石化原料，瓶裝水消耗的越多，石油資源的消耗也越大。但公衆有所不知的是，生産純淨水的過程，若采用蒸餾法，將消耗大量的能源。即使是反滲透膜過濾，也是以能源爲驅動力，以消耗能源爲代價。而且，反滲透的技術特征決定了每生産一瓶水，通常會浪費另一瓶水。毋需諱言的是，純淨水的生産過程是違背習近平主席十六字治水方針的經典案例。至于在中國被許多家庭廣泛使用的家用反滲透淨水裝置，更是導致自來水的極大浪費，因爲家用小型的反滲透淨水器，每生産一升純淨水，通常需要在下水道排放三倍的濃縮水。此外，純淨水不含礦物質，水質呈弱酸性的固有缺點使其被長期飲用的安全性倍受質疑。
新加坡經驗
反觀新加坡，這是一個水資源極度缺乏的國家，與中國不同的是，它把國土範圍內的每一滴水，無論是雨水、汙水、還是廢水都稱之爲水資源，島國沒有嚴格的水源保護區，只有與各個片區的溝渠河流連爲一體的集水區。例如，靠濱海堤埧與海水隔斷形成後的濱海灣內湖，周邊是新加坡最繁華的商業區，高樓林立，酒店成群，還有大量的公寓住宅，人們傍水生活，依水而居，水面上遊船穿梭，龍舟泛漿，一片歡騰。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被嬉戲的人工淡水湖卻是新加坡飲用水的水源。
（這張照片，集中了幾個關鍵詞的象征：新加坡，水，與水有關的專家）
因爲缺水，新加坡還把人們生産生活用過的汙廢水通過膜技術回收循環，再生利用，形成新加坡獨具特色的新生水，並使之與自來水的原水混合，在水廠進一步加工後通過自來水管輸入千家萬戶成爲尋常百姓家的飲用水。而且，在新加坡，不論你是下榻五星級的酒店，還是在任何公共場所，打開水龍頭，即可直接飲用。我刻意觀察，幾乎沒有在任何水龍頭下發現此水不能直接飲用的標志。
由此，公衆肯定會引伸出一個疑問，較之新加坡，中國飲用水的水源理應比新加坡的水源更好，爲什麽中國的自來水不能直接飲用，而新加坡的自來水卻可以？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新加坡所有的自來水廠都完成了基于膜分離工藝的升級改造，確保了自來水的水質，而且，新加坡的管網設施完善可控，罕見水質二次汙染的事件發生。
（凡有水處，必有藍博士合影）
中國的現狀
然而，在中國，97%以上的自來水廠仍然采用傳統的絮凝、沉澱、過濾、加氯消毒四步法工藝，它是一百多年前英國人爲應對泰晤士河的水質渾濁與微生物汙染而發明的，這一傳統的自來水生産工藝在解決飲用水的濁度等物理性汙染及傳統的微生物汙染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但當年英國人發明這一淨水工藝時怎麽也不會想到一百多年後的中國，水源水質的主要汙染源已經是化學微汙染的時候，卻仍然沿用他們當時爲了消除微生物汙染而開發的四步法淨水工藝。
當今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快速發展，無論大江南北，還是長城內外，水源均遭到一定程度的化學微汙染。農藥化肥大量使用，養殖飼料添加激素，塑料垃圾無處不在，化工園區星羅棋布，抗生素隨處可測，水源汙染防不勝防，江河湖庫，地表地下，無一幸免。因此，自來水廠遭遇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剔除水源中的化學微汙染，而傳統的四步法工藝對此無能爲力。這也是中國自2006年底頒布涵蓋106項檢測指標的GB5749-2006飲用水水質標准至今已近十年，但仍未被各地方政府遵照執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中國許多專家學者大聲疾呼國家有關部門高度重視飲水安全問題，要求中國政府全面改造中國數千個自來水廠，並更新改造數萬公裏的自來水管網系統，向所有的城鎮和城市居民提供安全可靠的飲用水，達到發達國家的飲用水水質標准。這種學習國外先進經驗、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提升自來水水質的方法，技術上雖然可行，但並不完全適合中國現狀，因爲中國較之新加坡，國情迥異，照搬照抄，得不償失。
若在中國全面升級自來水廠及改造管網，投資特別巨大，可能需要數萬億元，卻不一定完全需要，因爲大約三分之二的城市自來水被用于工業、農業和建築業。工業用水，通常用戶只是用市供自來水作爲水源，企業會跟據工藝需求自行淨化加工處理；至于農業和建築業用水，現在的自來水完全可以符合標准。剩下的三分之一爲居民生活用水。其中，洗衣、洗澡、清潔衛生和廚房洗滌用水占比近98%，烹饪用水和飲用水只略超過2%。換句話說，大多數居民非烹饪與飲水用途的生活用水並不需要完全達到飲用水水質標准。
（猜得到在給哪個大人物做講解嗎？答案在本文章裏找）
筆者的建議
較爲理想的做法是，中國政府出台相應的政策配套與補貼措施，鼓勵烹饪業者與城鄉居民在每個水龍頭上面安裝成本較低、環保低碳、不浪費水資源、能有效去除化學微汙染的水質淨化器，末梢把關、差異淨化、分質用水。經過終端淨水裝置淨化濾出的淨水用于烹饪和飲用，而未經淨水器淨化的自來水則用以洗衣、洗澡、廚房洗滌和清潔衛生用水的需求。如此，中國可以避免發達國家爲了使龍頭水達到直飲而全面升級水處理工藝和改造管網的方法，它雖然可以達到保障飲用水安全的目標，但實際上也浪費了很多優質的水，如沖廁、清洗等也使用高標准的水。
無論是公共場所、辦公樓宇、餐飲廚房、酒店飯莊還是居民住家，只要每一個飲用水終端都能有合格的能有效去除化學微汙染的淨水器把關，普羅大衆的飲水安全會比政府實施耗資巨大的自來水升級改造工程更有保障。原因是從自來水廠到飲用水終端需經過很多環節，即使自來水出廠水完全符合GB5749-2006的飲用水質標准，也並不意味著到達用戶終端的自來水仍然能夠達標，因爲中國自來水管網的建設與形成極其複雜，質量參差不齊 ，二次供水的汙染不容忽視。爲此，中國住建部、國家發改委、公安部、國家衛計委四部委今年二月就確保最後一公裏的飲水安全問題專門聯合下發了一個文件，明確要求各地有關部門予以重視並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確保居民二次供水與終端飲用水的安全。
然而，終端淨水卻是一個魚目混雜，極其混亂的一個行業。據統計，中國市場上的淨水器品牌有數千個，生産廠家不計其數，大多數都是作坊式的組裝企業，門檻極低，産品質量甚憂。經常在中國出差旅行的人會發現，有不少酒店安裝了終端淨水裝置，但多數人仍不敢直接飲用，因爲他們並不清楚過濾的精度是否足夠，濾芯是否合乎規範要求。結果導致酒店安裝的終端淨水器形同虛設，客人還是轉向購買瓶裝水，以此方法來確保飲水安全。
所以，要想通過廉價可靠的終端淨水方式取代耗資巨大的自來水廠升級改造工程，以實現轉觀念、調結構、恵民生的目的，筆者有如下三條建議：
一是必須明確飲用水的公共産品屬性，充分發揮政府作用和市場機制，選擇示範區域，打造樣板市場，進而推廣應用。不妨通過政府采購服務的方式，委托有技術、有經驗、有責任心、服務爲本的企業爲社會提供能有效去除化學微汙染的終端淨水裝置，保障飲水安全。
二是大力發展用于終端淨水的新材料、新技術、新裝置，建立終端淨水的規範與標准。鑒于目前中國飲水安全問題主要源于自來水廠仍然采用傳統四步法淨水工藝，它僅能夠去除物理性汙染與微生物汙染，但未能有效去除化學微汙染，應重點鼓勵開發並大力推廣應用能夠有效去除化學微汙染的終端淨水裝置，使其能彌補自來水廠工藝的缺陷，切實保障飲水安全，爲公衆健康服務。
三是堅決淘汰水資源浪費嚴重、淨化濾出的水安全性存疑和濾芯可造成二次汙染的終端淨水裝置，治理整頓目前極其混亂的淨水器生産與銷售市場。不符合節能減排規範要求的終端淨水器産品必須予以淘汰，以防劣幣驅逐良幣。
總之，推廣終端淨水取代自來水廠全面升級改造的宗旨是在保障飲水安全的前提下節約社會成本，減少資源浪費。這是一個利國利民的舉措，希望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與有關部門的重視。
作者：藍偉光博士
新加坡國立大學兼職教授 廈門大學水科技與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