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新加坡彙集了全球華人的各種文化交流活動，雖是小島，但時有高人來。這次是在英國衛報等媒體上開設英文專欄的華人作家欣然講述她的出國和寫作經曆。很少在其它媒體上正式發表過。感謝小韻的錄音整理。）
在世界的另一端書寫 FROM WORLDS AWAY
時間：2015年11月1日
主講者：薛欣然（UK）
主持人：胡文雁（聯合早報）
【主持人】：
我們請欣然女士給我們談一談她的經曆。她早年在中國生活，後來到英國度過很長一段時間，現在她定居在英國，在英國寫作。在異鄉寫作的概念對您來講是怎麽樣的？
【薛欣然】：
摸爬滾打。在我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想談談剛才孝忠提到的地圖的事兒，這引發了我的一個很有趣的感受。我在新西蘭的時候，做過一個采訪，當時的背景是一張新西蘭的地圖。你可以想象一下，新西蘭當時是放在地圖中間的，所有其他的國家都在他底下。所以當時我看這張地圖，感覺特別奇怪，他們說這是我們新西蘭的地圖。所以各國的地圖，是各國對本身的一種認可。我去了冰島，我發現冰島把他們那個小國在地圖上放的特別大，所有周圍的國家就圍著他們轉。在英國的鄉間，有一個博物館，收藏了全世界最老的一張地圖，這張地圖是畫在羊皮上的。當時英國還沒有三島，就是United Kingdom的時候，實際上就是英格蘭那塊很小的一部分，它被放在地圖的正中間，所有的亞洲廣闊的田地海洋，都被放在邊上細細的一小溜。我找了半天，才找到我們亞洲在哪兒。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多民族和文化自身的一種地理常識，我自己是這麽認爲的。
所以我現在不管給誰做一些媒體報道的時候，我一般都用聯合國的認可版本。當一個國家申請爲聯合國會員的時候，他會有個認可版本，這個版本還是大家都認可的。因爲剛才孝忠說的話，讓我想到很有趣的其他的兩個場景。
我的故事是這樣的，在我很小的時候，由于文化大革命我父母很快就被抓走了。在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第一個夜，我父母就在我面前抓走了。我當時是7歲半，我和我弟弟還有另外12個孩子，就被關起來了。我們當時沒有任何的權利，去跟別人去說話、去玩耍、去交流，那個時候我非常的孤獨。但是我有個非常好的語文老師，他悄悄的把我藏到放工具的地方，一個打掃衛生的角落，他給我好多書，他說：“你看大家現在都在燒書，我藏了一些書，這些書如果被燒掉，就是罪過。如果你願意讀，你可以讀讀。”但是我那個時候太小了，還不太懂。我記得我第一本讀的就是《悲慘世界》，當時我覺得這麽大的書，翻開它我都很累，因爲我當時真的很瘦小。我翻開的第一頁，就是小克賽德在酒吧裏的工作場景，我當時就想：啊呀，這世界上還有比我更慘的人，好在我還不需要幹活。
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讀書，但我讀的越多，我心裏的委屈就越多。覺得我沒有做什麽壞的事情，爲什麽我會受到懲罰？所以我就開始有些幻想，我想當律師、想當外交官、想當記者、想當作家。如果我當外交官，我就可以到處走，紅衛兵呢管不到我，也抓不住我；如果我當律師，我可以和他們吵架；如果我當記者，因爲那個時候大喇叭天天給你廣播，所以我也可以去喊，喊我想喊的東西；如果我當作家，我就可以翻翻這書，可以寫下很多的話語，讓女孩子們可以躲在角落裏讀。從此我的一生，爲了這四個夢想，就一直在尋找我自己的未來。但是很快我就知道我沒有律師的腦子，就放棄了；又很快的我知道我們家庭的黑色背景，所以我永遠不可能當外交官，所以我也放棄了。
當我在軍隊院校工作12年後，我得到了第一個機會，可以成爲一個記者。那個時候個人的檔案和工作經曆是很關鍵的，就會影響你整個的福利，爲了做記者，我也放棄了，我投身到了廣播。做廣播的第一天，對我來說是一個地覆天翻的變化。第一個，進去的時候，並不是告訴你廣播的神聖。在1988年底，我進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給了一個大大的名單：什麽你不能說。因爲我在的那個大學，有很多國際關系，所以我接觸到很多西方的文化、曆史和風情。所以，當我看到了“聖誕節”不能說的時候，我特別吃驚。“衛報”不准提，反正很多一個大大的名單。我們要背三天把它都背下來，那些是永遠不可以提的，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要練發音，每一個人要發標准的中央廣播電台的聲音。我還記得我們從中央台來的教官跟我們說：“記住中國只有兩個聲音：一個男聲，一個女聲。”，永遠不允許有你自己的聲音。當我開始我的廣播節目的時候，我的節目被設在夜間，那個時候中國開始准備開放了。當時有個統戰台（這是2003年以後才允許說的），這個台的責任非常大，僅次于中央二套的電台。它的責任是每天放幹擾：“嗞—-”，整個東南亞地區其實都被他幹擾到了。就是因爲他的幹擾，美國之音、BBC，都聽不到。
所以1988年的時候，大陸就決定，准備把這個停下來了，准備把它換成文化和經濟台。所以他們在全國選了7個男主持和7個女主持，那個時候我已經超齡了，他們要求是28歲以下，我已經三十多了。但是我有朋友在那，我說：“讓我考考試呗，我想看看我和那些年輕人差多少。”，考到第二關的時候（一共是6關），他們說：“欣然，進來吧。我們准備辦一檔節目，一檔沒有審核的節目。”
那個時候每一篇報道，都要經過審核五次：你的編輯審核、你的語言編輯審核、你的政治編輯審核、錄音審核、以及錄音之前還要審核。所以那個時候，中國廣播電台非常龐大，大量的人力在做這樣的工作。所以當時他們就選了我，想開一個夜間節目，晚上十點鍾到十二點，你可以談一些很輕松的話題，當時國外也都在做這個事情。他們需要一個年齡大的、有一點把握的人談這個。那我說爲什麽要選這麽晚呢？那個時候沒有電視、沒有電話，也很少人有廣播。我問爲什麽要這麽晚呢，我們台長說了一句話：“因爲9點以後，大家都去睡覺了呀。”所以我的節目是沒有人聽的，安全！
我開始了這檔廣播節目，叫做“清風夜話”。當我開始這檔節目之後，不到三個星期，我收到了第一批的攻擊信，那個時候很少有人打電話，連BP機都沒有。寫信的時候，百分之80到90的來信都是罵我，說你這個女流氓，你這個國民黨的特務，你這個美國靡靡之音。有的人是寄菜刀和寄子彈殼給我，意思是說你再繼續這樣，我們就可能把你滅掉！有人還給我寫信，那時候都已經88年了，我收到當時特別吃驚，對方寫”偉大的革命戰友欣然“，我當時聽了這個話我當時都不知道我在哪兒了。
然後呢，再顛覆我的一個問題，就是我的領導。我的直接女領導，有一天特別神奇的跟我說：“欣然，我真的就不明白，聽說西方人把他們的上帝帶上大胡子，一到大冬天，冰天雪地給 他們發糖吃。他們在幹嘛？”我最終才明白她在說聖誕老人，但是她把他和耶稣混起來了。
後來我就問自己，我到這樣的地方來幹什麽？我是希望得到這麽一個職業，去做一些能去共鳴、去引發別人思考，或者去發現一些故事的地方。但是之所以我決定留下來，是因爲我的第一次采訪。
當時這個電台的頻率是設在河南，我們到一個開車只有40分鍾的地方叫原陽，從鄭州到原陽。我當時坐的是一輛警車，因爲警車是比較安全的，我們下去采訪坐的都是警車。那是個夏天，當時我看了路上站了很多小孩，然後有個小姑娘的腿之間都是血。我就跟警車說：“你停下來，你快點停下來！那有個受傷的小姑娘。”，因爲警車上有救急包。警車上坐了三個男警察，都跟我說：“哎，欣然，別傻了，這是夏天。”我繼續說：“你們聽著，我的問題是那個小孩，我們應該稍微幫她一下。”然後他們說：“你怎麽那麽傻呀，這是夏天！”我還是不明白這是什麽問題，後來我很別扭，我說：“你停車，我就要停車！”我也耍賴了。停下來以後，我問了原因後，我掉眼淚了。那是一個也不是很遠的地方，夏天，當地很窮，那是1989年，他們就只有冬天有褲子，夏天是沒有褲子的。這個小姑娘已經快15歲了，她當時來月經了。
這件事對我震撼太大了，因爲沒有人告訴我。我上過大學，我受過教育，我在大學裏教過書，沒有人告訴我中國還有這麽窮的地方。所以我開始問我自己，我了解我的國家麽？後來我回到電台，我就跟瘋了一樣的問我同事，問：你知道這事麽？你知道那事麽？然後我的同事就分成了兩組，一組人就跟我說：“別傻了，欣然，大家都知道。”還有一組人就說：“真的嗎？我們都沒聽說過。”我當時的問題就是：第一，爲什麽我不知道；第二，我們同事都不交流。這是我們自己活著的中國，都是我們各自活著的家庭，都是我們的親戚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事，但是我們不交流。爲什麽？所以當時在這些情況之後，我想我應該留下，至少我有這個機會去聽故事。
因此我接下來做了8年的廣播節目，一直到1997年。廣播節目前前後後到了1995年，之後我開了一檔特別的節目，就是開了四個錄音電話，每天晚上聽衆都可以打進來，不告訴我們名字，也不要告訴我們任何的號碼，你就把你想說的故事說出來。第二天早上，我們編輯部的人、其他編輯部的人都來靜靜的聽那些錄音電話，內容真的很震撼。講了一些家庭的生活、個人的生活，對曆史、對國家很多的看法，我們要刪選什麽不能播。
就在有了這些電話之後，前前後後有三位女性在我的節目之後自殺了，最後一位是1997年2月16號。第一個自殺的這位女的，當時我不知道，是警察發現的屍體，她手裏拽了一個我們電台的節目單子，在我的這個畫面上，印了血手印，所以警察就找到我問我爲什麽。後來我們查了我們的電話錄音，發現實際上她是給我們訴苦的一位聽衆。第二位是同樣的，最後一位也是類似情況，所以後來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覺得很罪過。我並沒有覺得我是一個主持人很了不起，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我從來沒有在CV裏面寫過一句授獎的經曆。我罪過的原因是什麽，原因是我常常想著這三位女性，當她們臨死之前，仍然給我打電話的時候，她們一定有最後的希望，但是打完電話，跟我交流之後，她們仍然選擇了死亡，那就證明，我是沒用的，我沒有幫助她們，我不知道她們的需求。
所以因爲這種罪過感，加上自己婚姻的失敗，還有我孩子的學習情況：小小的年齡要做那麽多的作業，我覺得太可憐了，後來我就去了英國。
到英國以後，在我的人生發生了另外一次革命，那也是一種顛覆。我到英國的時候，我覺得我在中國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客座教授、主持人、電視制作人、專欄寫作者，很多身份。但是到了英國，我在人們眼裏，就是一個難民，毫無疑問，就是一個難民。我的語言、我的知識，什麽都跟不上。而且對人家英國，所看到的情況和我在中國讀到的東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兒，所以我當時就很顛覆。
做完清潔工作以後，我在倫敦大學教課，教的是一些外交官。當我聽他們談中國的時候，我有一種激動，我覺得他們離中國的距離太遠了，而且對中國，除了政治就是政治，他們不覺得中國人也有血有肉，女人也是有感情的。他們不覺得我們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我們自己的藝術，一切都給我這種感覺。可是中國不是只是你們街道上的Chinese外賣，我們有很深邃的五千年的文明和藝術。這個部分爲什麽沒有，都被一個政治的帽子所替代了。
所以當我出了第一本書的時候，我就從大學辭職了，辭職也有其他的原因。辭職以後，衛報和金融時報都來找我。金融時報帶我去了一個特別高檔的飯店，衛報就帶我去了一個地下室，特別有味道。後來我就想，這是我的味道，所以我選了衛報，寫了三年。最後覺得停掉我的專欄，是因爲我覺得英文寫作對我來說太累了，我英文非常垃圾，我就求他們停掉專欄。衛報說，有很多人還是希望讀你的專欄，所以他們就把我的專欄出了一本書，名字叫“WhatChinese Don’t Eat”。我們中國人什麽都吃，天上飛的除了飛機，水裏遊的除了潛水艇，地上四條腿的除了凳子和桌子，我們什麽都吃，我就是希望他們能夠知道這就是中國。
實際上我在西方的生活就是摸爬滾打，從一無所知，從零到一點一點的，現在仍然如此，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