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末，在哈佛大學舉行的“燕京學社思想史工作坊”上，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創院院長葛兆光先生，發表了文章《異想天開：近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
但學界之事向來少爲人知，直到7月1日經作者授權在網絡上公開之後才一石激起千層浪。日前與一老友聚餐，他也提到葛先生還曾專門來信問他對此文之意見，可見其本人也對此文極爲重視。
在葛文之中，他首先借助近年來大陸新儒家運動的一些令人矚目的事件來說明問題，其中就包括去年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國必須再儒化：大陸新儒家新主張》一書。這些事件的關鍵在于，大陸新儒家已然擺脫了過去海外新儒家的影響，不甘坐而論道，而渴望通過“給執政黨重新建立合法性”，來實現“參與國家政治與制度的設計” ，並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國”。
大陸新儒家主要是在改革開放後，受到海外新儒家的啓發才得以重生。當時借助文化熱的余威，並順從當時對西方文化思想接受度較高，並能作自我批判風氣的影響，因此常以西方思想爲工具來解讀傳統儒家，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傳統關懷與社會批判的統一。
然而正如葛先生所言，1980年代末的重要事件成了分水嶺，再加上近年來中國經濟實力日益增強，以及政治內向風氣日漸濃重，所以新儒家乘著中國崛起的大勢，在“百年曆史的悲情記憶、當下崛起的亢奮情緒和思想論述的邏輯慣性的驅動下，走了一條他們可能自己也沒有想清楚的極端主義道路。”
在國際關系上，這種借助弘揚傳統文化並抵制西方價值，尤其是自由、民主與人權等觀念爲招牌的思潮，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新儒家雖然在現實上距離君臨天下的境界尚遠，他們的君臨心態卻已牢不可破”。
他們不但弘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種族主義，而且還服膺政治叢林法則。在對待與小國的關系上，崇尚“中國周邊都是些小國，打也打不過中國，罵也罵不過中國，這樣，中國的價值就成了普世價值”。用葛先生的話就是：“他們把價值之爭變成了種族之爭，更從種族之爭引申成了力量較量。”這種思想如果從深層次看，不但與中國“和平崛起”的口號背道而馳，也讓周邊小國頓生疑懼。這種文化沙文主義的擡頭，不僅讓人震驚，尤其值得其他國家警惕。
在國內政治上，其中不少新儒家竟然爲君主制喝彩，公開主張“虛君共和”，希望能夠通過一位具有政治權威與道德意志的君主，來複興作爲國家宗教性質的儒教，通過所謂“庶民院”“通儒院”“國體院”的設立，來獲得某種虛幻的政治合法性，以此來實現民族與國家認同，以及社會等級森嚴的超穩定結構。
在社會倫理方面，新儒家則試圖重建家庭－社會的層級次序。在微觀家庭中強調夫妻之道，要求婦女遵守“婦道與女德”，近年來中國各種女德班叢生也是這種思想的再現。爲了實現儒家思想的國家宗教化，在教育層面上還要推行儒學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並以此爲標准“選賢任能”，以逐步代替社會的各級管理者。其終極目的就是要使儒教成爲國教，使“華夏變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
說到底，還是因爲在這些人心中有著千古難以破滅的帝師夢。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日益強盛，恢複文化自信以抵禦西方思想的呼聲日漸高漲。中國當政者又多次發表儒學與傳統文化的講話，表達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對傳統文化的尊重。但卻被新儒家誤以爲獨尊儒術的朝代又一次來臨，邀君希寵的幹祿之心，攀附權力的欲望一發難收。
然而，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民主之大趨勢無法阻擋。在這一點上，當代大陸新儒家比起老一輩，如徐複觀先生就差得很遠。後者通過對傳統儒學的深刻剖析，認識到了只有用西方的民主思想，才能解開中國曆史不斷循環破壞的死結。只有擁有了民主的免疫力，才能免受傳統儒學中等級制度的殘害。至于那些指望以儒家爲擋箭牌來阻擋人類對自由無限向往之人，終究將會成爲曆史上的一堆塵埃。
（感謝作者紀赟授權新加坡眼發布，原文首發于新加坡《聯合早報》，原標題爲《新儒家與文化沙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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