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經西泠印社第一任老社員朱醉竹、阮性山引見，周天初先生推薦，我有幸結識了潘天壽先生，並有意拜他爲師。1965年初，潘先生在得到我父母同意之後，便讓我到他家中習畫，那一年，我剛滿19歲。
潘先生給我的第一個教誨便是“學畫先學做人”。在他看來，繪畫跟人的文學修養、家庭教育、文化背景都有著很大的關系，學會做人是畫畫的基礎。潘先生向我詳細講述了自己的習畫曆程。少時，他從臨摹《芥子園畫譜》入門，可算是自學成才，時日久遠，也積下了不少畫稿；抗戰時期舉家逃難，他的畫譜及習作被鎖在家中，等抗戰結束回到家鄉時，家門已被撬開，他愕然發現自己臨摹的作品竟被人拿來包了花生米。嗜畫如命的潘先生立刻將所有包著花生米的畫稿逐一買回，留存了下來。
潘先生經由褚聞韻（諸樂三之兄）推薦，結識了吳昌碩先生。當時他帶著自己的畫去請教吳先生，先生看後認爲畫得很好，但比較險，有如在懸崖峭壁間行走，成則獨樹一幟，敗亦不無可能，他並委婉地說：“只恐荊棘叢中行太速，一跌需防墮深谷”，這番言語對潘先生深有啓迪。此後，潘先生又畫了一幅畫請吳昌碩先生看，吳先生直言他“昌”氣太重，應該有自己的面貌。自此之後，潘先生開始深入思考“個人風格”的問題，並在作品中予以實踐。
某日，我拿了一幅蘭花（上有“三片葉子一朵花”）給潘先生過目，先生看後連連點頭，稱贊我畫得不錯，構圖很好，花畫得尤其好，有個人特點，就是葉子稍微嫩了一點，並寬慰我慢慢來。此後，潘先生言傳身教，多次向我強調繪畫的個性化特征。他認爲，一味模仿老師是“笨子孫”，他叮囑我要多畫，每次去他家，我都會帶上新作品，他則會圍繞著作品來講解畫法。潘先生常說，畫畫要多取景于自然，要畫從詩出，做到“我發我聲”，構圖氣局要大，要追求大開大合的境界，少畫折枝以免落俗。多年來，我始終銘記潘師教誨，繪畫風格深受其影響。
1966年文革開始，畫中國畫被批成了“封資修”，很多學畫的人都不敢再畫了，潘先生預感到中國畫將面臨劫難，他再三叮囑我要將中國畫傳承下去，絕不能讓它斷送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先生給我定下了學習的方向，要求我多看古畫，多讀古詩，在提高繪畫技巧的同時，提高人文修養。
文革初期，潘先生就被學校造反派定爲了反動學術權威，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批判。江青還直接指示造反派，誣陷潘天壽爲國民黨特務，要他寫交待材料，貼在百貨公司旁的牆邊。潘先生手寫的《我的檢查》是傍晚貼的，圍觀者甚衆，我晚上十一點鍾去看時依舊人頭攢動。第二天早上五點多我又去看，發現檢查已被人揭走，當我告訴潘先生時，他露出了文革以來的第一個笑臉。
1967年的一天，潘先生接受批鬥回家後痛心地對我說：”人心不古，我的學生當著很多人的面打我的巴掌，要我跪下去，我不跪他們就用腳踢我的腰。”那一回，他的腰被踢傷了，當晚就便血了，我想陪他去省中醫院就醫，他說：“今天就算了，如果明天早上我還便血的話你再陪我去看。”第二天大早，我便趕到潘先生家中了解情況，他告訴我小便已沒有血了，但我印象更深的，是他後面說的一段話：“當年我去看病的時候，很多人是圍著我轉的，現在很多人看見我就逃，唯恐避之不及，既然沒有血了就不要去了吧。”
潘先生的小兒子因爲父親的緣故被分配到了溫州文城，大兒子則因肝癌過世，女兒在百貨公司上班，工作忙碌，因此師母常囑咐我多來看看先生，多陪伴他一下。那段時間，我每隔兩三天就會去先生家中一趟。師母經常會跟我講：潘先生今天在學校裏又被批鬥了。每次我去潘先生家，他總是拉著我的手先把我帶到屋裏去再說話。有時候他在學校被批鬥還沒回來，我就坐在他家中，一直等著他回家。
有一次，紅衛兵造反派讓病重的潘先生坐在垃圾車裏遊街，潘先生回來後對我說：“他們還要把我拉到老家去批鬥，那是要我的命啊。”1969年，潘先生終于還是被押到了老家甯海去批鬥，回來後，他整個人精神狀態非常不好，沒多久便因病重而住院了。他住在省中醫院三樓樓梯口的第一個病房裏，門口站著兩個紅衛兵，不允許人進去看望他。我再三申明自己是工人階級，紅衛兵才讓我進門。潘先生看到我之後，只沖我點了點頭，示意我不要講話，我心領神會，只能緊緊地握住潘先生的手，在這樣的高壓之下，我們只能通過眼神交流，其情狀可悲可歎。
這次批鬥對潘先生的打擊非常巨大，他的身體每況愈下。某日，他將我叫至家中，語氣沉重地對我說：“我的身體越來越不行了，也沒有什麽東西可以給你留念的，筆墨紙硯都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畫也都被抄走了，如果以後能歸還，希望能送幾張畫給你留作紀念。”言畢，潘先生拿出了家中僅存的幾張照片，一張是他的個人半身近照，一張是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作畫時的照片，執意送我留念，這兩張照片我至今珍藏，視若珍寶。那一天，他還對我說：“我現在身體越來越不好，想給你推薦一個老師，他叫陸抑非。因爲我們浙江的畫黑氣太重，沒有生氣，這個人的色彩功夫自南而北是第一人，所以我把他請來美院教書，沖一沖我們浙江的黑氣。我就是吃虧在沒有學過寫生，你去把他的色彩功夫和寫生功夫學到手，要到大自然中去寫生，不僅寫形，更要寫神，對你日後畫畫肯定大有幫助。”隨後，潘先生就在報紙邊上撕下了一條，提筆寫下了推薦信：陸先生，我介紹我的學生謝偉強到你那裏去學習，希望你能多多指導。
陸抑非先生看過這張紙條後鄭重地對我說：“你是潘先生介紹來的學生，我必須要對得起潘先生。”就這樣，陸抑非先生正式收我爲入室弟子。此後，我便往返于兩位老師家中學畫，這段時期非常寶貴，我同時受到了兩位恩師的指點，繪畫水平大有長進。此外，潘老還爲我引薦了多位師長，如諸樂三、吳茀之、余仁天、沙孟海等等，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幫助我，也希望我能博采衆長、精進畫藝。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沙老因文革之故已封筆，但在看過潘先生的推薦信之後專門爲我開筆，書寫了兩幅毛主席詩詞贈予我，並題上了“偉強同志正腕”的字樣。
1971年8月，潘先生突然把我叫至家中，對我說：“你跟陸先生學畫畫總要有個筆名、有個齋號吧，我就給你取一個‘止庭’的筆名吧，齋號就叫‘蘭若居’，希望你淡泊名利，誠心修身，凡事適可而止，能像在廟中修行一樣認真學習。”我自然是欣然應允。“止庭”典出東坡，他被三貶黃州之後去看黃石谷，在途中看到一個涼亭想歇歇腳，但見涼亭匾額上書“止足亭”三個大字，東坡即恍然大悟，轉身而返。他悟到了做人要知足，要淡薄名利。我心中明白，潘先生爲我取筆名“止庭”，既是讓我懂得適可而止，更暗示了師徒關系的薪火相傳，令我感懷至今。爲我取下筆名和齋名後的一個星期，潘先生便與世長辭了，現在想來，他定然已有預感，料想自己時日不多，便爲我做了最後的指點。每每想到這段往事，我都唏噓不已。
陸抑非先生收我入門之後，在繪畫上一直對我嚴加要求，每次畫完呈上，他都會細細審視評點，我至今仍然保存著陸師親筆批注過的作品近百件。與潘先生的教法有所不同，陸師總讓我從讀畫默寫開始，並時常給我演示如何背臨。記得某日，他拿出畫冊中八大山人的一幅《楊柳八哥》給我看，未幾即拿開書背臨，他畫的是放大後的尺寸，但竟與書中原作幾乎一模一樣。陸抑非先生常說學畫要從宋畫起步，由規距入手，有了紮實的基礎之後再學明清繪畫，如此這般才能畫得靈活生動。此外，他也經常讓我臨摹家中收藏的各類名人古畫，尤其是對南田的枝法，芍藥的勾花點葉法，陸恢的蔬果枝法以及任伯年的禽鳥設色等，均做了詳細講解和指導。陸先生曾說：花無定色、鳥無定名，不要拘泥于像不像，主要是傳神爲上，他的這番見解對我影響至深。
陸抑非先生對我視如已出，爲我引介了多位上海名家，如王個移、謝稚柳、錢君匋、唐雲等人。1972年10月27日，唐雲先生來杭，到陸抑非先生家中作客。陸先生讓我作陪飲酒，唐雲先生三瓶酒後興致極高，連續與陸先生合作了四張大畫，唐先生又對陸先生說借個印給偉強畫張蘭。這張蘭畫得非常用心，陸先生看後連連誇贊。唐雲先生一再囑咐我說，陸抑非先生是位難得的好老師，你一定要努力。此後，法國畫家趙無極來美院辦展邀請了陸抑非先生，陸先生又將我引薦給了趙無極先生。總之，陸先生創造了很多機會，讓我結識藝術名人，也使我得到了更加多元的滋養，可以說，先生在我的培養問題上可謂是殚精竭慮、煞費苦心，令我感激不盡。
陸先生對我極爲信任，有時全家去常熟老家，便將鑰匙交我保管，家中大小事務均由我打理，我也一直幫他處理各種生活瑣事，如：買米、買煤、存錢等等。當時陸先生子女都不在身邊，我們倆情同父子，他兩次在浙二醫院住院，都是我陪夜，在先生床邊盡心照顧，寸步不離，但即便如此，又怎抵先生深情厚誼？
我如今能畫幾筆畫，全都仰仗潘天壽先生和陸抑非先生的精心指導，也感激他們爲我引介的諸位師長，兩位先生的恩情我已銘記在心，永生難忘。
口述：謝偉強 筆錄：王小仙
2017年8月2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