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在中國參加會議時，碰到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頌教授，他正在籌編增訂《太虛全集》，因爲太虛曾在上世紀初三次來訪新加坡，就讓我幫著搜集一些相關材料。
太虛大師（1890年1月8日－1947年3月17日）
稍懂現代中國佛教之人都會知道，此際太虛地位之重要可謂一時無兩，他不僅是實現漢傳佛教現代化轉型的推動者，也是讓當時處在困頓之中的佛教徒，打開眼界面向世界的偉大先行者，其人生佛教或者說人間佛教的主張，至今還在中國兩岸三地乃至整個華人世界都余蔭猶在。
此後，一有空我就去國家圖書館的李光前參考圖書館，查閱縮微膠卷或上網查掃描檔案。數次下來，就不僅對太虛三次來新的動機、過程以及産生的結果與影響，有了更爲切實的了解，也讓我對上世紀20至40年代本地的日常生活、社會運轉與華人民衆心理，有了很多非常感性的認識。
藏書豐富的李光前參考圖書館在這座大樓的7-13層
太虛第一次來新是在1926年，當時正處在北伐時期，整個中國不僅兵荒馬亂、瘟疫肆虐，軍閥也常常因經濟原因來打寺産的主意，是以佛教處在近乎崩潰的邊緣。而太虛自己更在此年中，因北伐軍的步步緊逼，而先後從武漢、南京、上海步步後退。
幸好在此期間，新加坡以轉道法師爲首的閩南僧團向他伸出了援手，不僅寄送巨資，邀請太虛來新加坡講經，而且由于這層關系的構建，使得一年多後太虛得以入主廈門南普陀寺，讓他獲得了一個後半生非常穩定的傳教基地。
通過新加坡當時的資料，我們就幾乎可以重構當時微觀社會的運轉脈絡。比如當時本地的社會，即是以不同語言族群、宗親、同鄉爲紐帶的宗鄉會館與民間宗教組織來實現基層的良性運作。以邀請太虛南來爲例，這些地方士紳（如陳嘉庚、胡文虎、李俊承等）與宗教精英（轉道等），就以當時的福建會館、天福宮、晉江會館、黃氏江夏堂、中華總商會等民間機構爲依托，來發起運動、籌集資金並組織人力物力。通過這些機構所構成的網絡，我們就可以提綱挈領地了解整個社會的微觀運行。
新加坡天福宮專門供奉女海神媽祖
在這些雖然看起來非常零星卻極有價值的資料之中，我們發現當時福建會館所屬的天福宮，目前看起來是一座道觀，但至少在20年代初中期，其住持則是屬于佛教精英的轉道法師。他不僅興建了普陀寺與至今仍是本地最大叢林的普覺禅寺，同時還兼領了福建的一些寺院與本地的天福宮。
我後來直接去信詢問天福宮是否存有上世紀初的檔案材料，以供查閱轉道住持天福宮的具體起始年，被告知舊有檔案都在日據時期毀于兵火了。如此看來，要恢複本地華人社區中，具有重大影響的天福宮的早期曆史，則只能依靠這些存留在縮微膠卷之中的吉光片羽了。
就總體而言，新加坡是一個比較缺乏曆史的國家，這不僅在于其建國甚至開埠時間都不算長。那麽珍惜這些珍貴的史料，並且能夠對之加以研究，就是一項看似無謂卻極其重要的工作。
1819年登陸新加坡的開埠功臣萊佛士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看，第一步無疑是要建立可供檢索與查閱的資料庫。目前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與國大圖書館都有一些資料掃描電子化的成果。但如果要更便于利用的話，則仍需要數字識別或者人工錄入。在此基礎之上，還可以建立專項的人物、事件、地域等索引與資料集成。
除了上世紀50年代直至70年代末與中國之間頗爲隔絕之外，新加坡這座世界都市從來都是區域史中的一部分。所以，就像我可以利用中國的舊檔案資料來研究當時新加坡本地的華人宗教精英一樣，我們同樣可以通過亞洲大陸等地的資料來重構本地的區域曆史。
同樣的道理，我相信我們還可以通過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的早期資料中提到的新加坡部分，將日益淡忘了的部分國家記憶慢慢重構起來。
我從事文獻研究出身，深知資料整理是一切研究的基礎。如果能讓這些舊資料在徹底消失在曆史迷霧之中以前保存下來，那麽，我們就可以通過這扇窗戶一窺波瀾壯闊的19、20世紀之中，一個浩瀚太平洋中看似渺小卻偉大的城市國家，如何成型並崛起。
（作者紀赟，新加坡佛學院副教授，本文以原名“保存並重構微觀新加坡史”首發于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