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雯
<<新周刊>>第315期
新加坡在中國的嘗試未止于蘇州工業園，天津生態城已開工，廣州知識城正上馬——從“軟件轉移”到“經驗共享”，從好爲人師到在商言商，中國城市亦因此有了“新加坡經驗”。
“新加坡的領導者們在所有的場合都具有相當自覺：他們是可以向中國人傳授如何管理一個社會的。”1998年的《經濟學人》雜志如此評論當時新方在蘇州工業園區內的角色。
新加坡在中國的嘗試確實並未止于蘇州工業園——天津生態城已經開工，廣州知識城正在上馬。從蘇州工業園園區的“軟件轉移”到天津生態城的“經驗共享（knowledge sharing）”，從好爲人師到在商言商，新加坡通過不斷了解中國來修正自己的合作態度、方法，一以貫之的是經濟理性：商業上的可持續性。
在中國複制“新加坡模式”
1992年，“新加坡模式”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中獲得了首肯：“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那一年有9萬多地方官員去這個城市國家考察。
于是，在蘇州工業園區這個中新兩國“深層次合作試驗場”，李光耀提出“軟件轉移”這一概念，也就是將新加坡政府規劃、管理城市的方法移植到蘇州工業園區。
從當年的規劃看，蘇州工業園區的城市概念完備：外部是工廠用地，內部是居民住宅用地。爲此，當年在蘇州工業園區的名字也經過仔細斟酌。四川大學蘇州研究院主任趙大生回憶說，本來是“industry city”，但還是不敢用“city”（城），城中之城的說法當時在政治上會有風險。最後用park，“industrial park”在概念上更寬泛，什麽都可以包括進去了。
經過15年，蘇州工業園區在中國確實也産生了品牌效應。2007年，中新雙方簽署了天津生態城合作框架協議，在離塘沽市區10分鍾車程的鹽堿地裏修一座生態城。這是蘇州工業園區之後，中新政府間的第二次合作，這個項目有了名副其實的“城”的名號，也實現了李光耀在1999年時的想法：在靠近北京的直轄市合作一個新項目。
根據最近公布的《中新知識城産業發展規劃》，在廣州東部也將崛起一座知識城。盡管是企業之間的合作項目，但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已經表示“新加坡政府仍會給予‘知識城’全力的支持，尤其是在軟件方面”。
此前新加坡媒體對于本國政府在蘇州工業園區的表現評價一直很低，覺得李光耀當年做了一單虧本買賣。但是近來新加坡媒體的評價逐漸有了轉變。2009年3月的《聯合早報》稱：“新加坡雖然沒有在蘇州工業園區項目上賺到錢，但園區爲新加坡贏得政治上的無形利益，以及建立了新加坡的良好記錄和聲譽，這些優勢讓我國（新加坡）在中國爭取到天津生態城和廣州知識城的合作開發權。”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新方當年的躊躇滿志：“新加坡過來，按照它的標准做，那肯定就是老師。”東亞研究所是新加坡政府的智庫，曾經花了兩年的時間專門研究新加坡在蘇州工業園園區中的得失教訓。鄭永年說：“這是必要的經驗總結，畢竟新加坡不是只做一個蘇州工業園。”
新加坡式造城裏的文化差異
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約翰·托馬斯在其論文《體制創新和制度轉移的前途：新加坡制度在蘇州的移植》一文中指出，蘇州工業園區的這種高層色彩架空了地方政府的權力，如果新加坡方面有什麽問題，李光耀可以直接飛去北京找江澤民，然後再由中央來責成蘇州市政府該做什麽，不該做什麽。但是項目的執行環節和管理者都是蘇州市政府。這讓中新雙方在具體操作層面上總是難免有罅隙。
1999年，在上海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李光耀與少數幾個學術界人士交流時，也提到了中央與地方在理念上的差異。他認爲：“北京的高層想要新加坡的軟件轉移，想要了解城市規劃、城市管理方面的的經驗，然後將它推廣到全中國。但是蘇州最感興趣的還是硬件，能有多少企業入駐，能獲得多少就業崗位，能帶來多少的稅收，以及蘇州本身地位的提高。這是兩種不同層次的需求。理想的解決辦法是到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或者像是天津這樣臨近北京的直轄市。”（這段談話未見諸媒體，後載于李光耀的回憶錄）中新兩國合作的 “天津生態城”的伏筆大概就是那時埋下的。
在2000年出版的《李光耀回憶錄》中，李光耀提及新加坡在蘇州工業園園區的經驗，他的表述是“punitive experiment”（懲罰性試驗）。鄭永年說，或許用“刻骨銘心”來形容更恰當，原先是以爲彼此都是華人，文化相近，但是合作起來，卻發現有那麽多差異。最簡單的，“對新加坡來說，簽下合同就結束了，接下來就是開始按照合同實施。但是，對中方來說，簽了合同僅僅是開始，接下來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和協調”。
迄今，蘇州人對于當年的新加坡老師仍有複雜的感情，一方面，當年的規劃在15年之後確實顯現出了難以替代的優勢。四川大學蘇州研究院主任趙大生在1996年曾親耳聽到當時的浦東新區管委會主任趙啓正對蘇州市領導說“最羨慕園區的規劃”，在此情境中的蘇州人對新加坡老師或多或少是有敬意的。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蘇州大學商學院的朱仲羽教授所說的：“中新合作也只是蘇州經濟發展中的一個中繼站，給它的開放性經濟加了一把火。”在蘇州當地人看來，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是可以複制的，但是15年的經濟奇迹或許無法在其他地方原樣重現。
“經驗共享”損失的是中方
曾經好爲人師的新加坡，如今越來越表現出它在商言商的務實一面。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回答新加坡媒體關于在華投資政策時說：“我們是把雞蛋放在所有可以尋獲的籃子裏，這裏(中國)有很多機會，但在印度、中東和發達國家，也有不少機會。哪裏有機會，我們就去那裏。” 對于這種變化，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說，對新方來說，經濟理性是一直占主導地位的。不管是在蘇州工業園區項目中提到“軟件轉移”，還是在天津生態城中主張“經驗共享”。策略的變化都服從于商業利益，並最終依靠商業上的可持續來驗證。
不過，鄭永年強調：“中新合作從‘軟件轉移’到‘經驗共享’，吃虧的該是中方，某種程度上，中方學習和改進的機會少了。而對新加坡來說，不當老師，在商言商，這是最容易的事情。”
事實上，天津生態城的公屋是借鑒新加坡組屋和中國的經濟適用房模式的基礎上創造的全新住宅模式。這也是目前中新合作比較典型的“經驗共享”。新方對于公屋政策在天津生態城的移植持有十分審慎的態度。
比如這包括公共住房政策。鄭永年進一步解釋了這種難度：“原先天津生態城的公用住房的比例是40%，但是地方領導說太高了。”目前天津生態城的公屋住宅比例是20%。在新加坡，80%的住宅都是公用住房，它不僅針對低收入階層，中産階層都住在裏面，實現的是“居者有其屋”的社會理想。新加坡一整套的社會政策都通過公用住房政策這個平台來推行的，甚至增加家庭凝聚力也通過公用住房政策來實現，父母或子女購買相鄰的組屋可以獲得購屋津貼。但是，在中國，結合了經濟適用房模式的天津生態城公用住房項目卻跟西方一樣，將一部分低收入者圈在一個住宅區內。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兼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傅海燕在接受新加坡媒體采訪時說，不能把新加坡全部的理念移植到這裏（天津生態城），這是做不到的。要適合這裏的需求，需要不斷地討論來得到共識。她強調“這也是比較艱難的一部分”。
學習新加坡能實現産業升級嗎？
天津生態城將充分體現宜居、生態的優點，比如步行和自行車慢性系統，告別“長在汽車輪子上的”城市病。對比蘇州工業園區：開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高樓大廈勾勒出天際線，最符合工業化高峰期的城市想象。但是進化能源緊缺的後工業時代，這類消耗土地、能源爲發展代價的城市發展模式已經過時了。
鄭永年總結中新合作的利益訴求時，說到中方自身産業發展的需要。早期中國需要的是工業區，能夠吸引外資，解決勞動力就業。現在中國面臨著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需要解決社會公平、社會和諧的問題。所以才有了中新合作的天津生態城。有媒體稱廣州知識城是“開發區3.0”，開發區升級的背後是珠三角地區對于産業升級的迫切願望，尤其是在京津塘、長三角後來居上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的狀況下。“知識城是廣州推動發展模式轉型的重要引擎。”這是廣州市委書記朱小丹對于籌劃中的知識城的期待和定位。
鄭永年說，廣東的産業升級要真正結合現有的産業，知識城最迫切的是要培養一些能夠承擔産業升級任務的技術性人才，“不要總是要麽博士要麽農民工”。2009年11月公布的《中新知識城産業發展規劃》中提出重點發展研發服務、創意産業、教育培訓、生命健康、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與節能環保、先進制造等八大支柱産業。主政者們強調：與蘇州工業園園區和天津生態城相比，知識城項目的産業發展將更加高端，速度更快。
目前知識城在地産效應上表現明顯。知識城所在的蘿崗區九佛鎮是廣州最後一塊尚未開發的土地，媒體的房地産軟文難掩發展的興奮：“知識城周邊的品牌發展商已經開枝散葉了。這些大盤的面積少則上千畝，多則近萬畝。知識城將爲大盤的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