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FT中文網
中國正採取多種手段在西方國家進行廣泛的影響滲透活動，努力影響西方國家對其威權模式的看法，澳大利亞則處於這場鬥爭的前線。
近日，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套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這種做法不只是政治舞台上的一個小小鬧劇。它還標誌著一場長達幾十年的有關西方應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辯論出現重要轉折。
這位澳大利亞總理用混雜著普通話的英文對記者說：「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這是有意應和毛澤東在1949年宣布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澤東的這句宣言標誌著殖民主義者侵略下中國百年屈辱歷史的結束。
特恩布爾是在為本月草擬的澳大利亞新法案辯護，這些法案旨在限制外國政府的影響力，尤其針對這個目標：中國共產黨。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多數發達民主國家與中國交好，只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出現過短暫中斷，他們認為，中國將融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秩序，並最終變得更像他們。
但這些假設現在遭到批評，西方後知後覺地意識到，中國無意開放其政治制度。同時，對於中國努力影響西方國家對其威權模式的看法，人們愈發感到不安。
就在過去兩周，德國和紐西蘭情報機構對中國在兩國的間諜和影響滲透行動的威脅公開提出警告。最近，在華盛頓，美國國會舉行一場聽證會，討論「中國手太長」的問題。
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執行委員會主席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表示：「中國試圖掩蓋、收買或以強迫手段獲得政治影響力以及控制『敏感』話題討論的企圖無處不在，對美國以及與我們志同道合的盟友構成了嚴重挑戰。」
過去一年，全球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指控方面，而中國更廣泛的影響滲透活動引起的關注少得多，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
中情局(CIA)前中國事務負責人克里斯多福•約翰遜(Christopher Johnson)表示：「與俄羅斯的做法相比，中國的行動相對更不容易察覺，針對性不那麼強，更多的是為了建立長期影響力。」他現在擔任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級研究員。
「但我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目的是讓我們社會主義化，而不是變得更像我們，西方的辯論開始變得更尖銳，人們在問，這40年的接觸是否可能是一場騙局。」
與傳統的間諜行為（多數國家都會進行）不同，中國的影響滲透行動由中國執政黨共產黨下屬的一個很少被討論的機構——中共中央統戰部指揮。
其行動包括籠絡或顛覆大量行為主體和機構，從政治人士到媒體機構到大學，不過它們主要瞄準的是華僑，據估計，全球約有6000萬華僑。
研究統戰的專家們表示，這些行動的主要目的是孤立、邊緣化和攻擊那些中共視為威脅的海外的中國異見人士、人權和民主活動人士、藏獨人士以及自治島嶼台灣的代表。
但最近幾年其目標已經擴大，現在包括努力說服西方精英和廣大公眾相信中共的合法性及其統治中國的權利。
澳大利亞位於這場鬥爭的前線，它是美國的長期盟友和在亞洲的關鍵安全夥伴，但其基於大宗商品的經濟依賴於中國的需求。澳大利亞情報組織主管最近警告說，「史無前例」的威脅比蘇聯特工在冷戰時期滲透進政府時要嚴重得多。
在早先的鬥爭中，蘇聯試圖以其烏托邦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來影響西方的精英和話語。但現在的中共擁有對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誘惑力更大的東西——中國不斷擴張的經濟的規模和前景。
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中國政策項目總監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表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相信，它正在與西方展開『話語戰爭』——它認為西方享有媒體霸權，必須挑戰之。」
他估計，中國每年拿出100億美元至120億美元展開廣泛的「軟實力」活動——從傳統的遊說和公關活動到更為隱秘的影響力建設。
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追蹤了至少670萬澳元的政治捐款，這些資金是兩位與北京關係密切的中國億萬富翁向澳大利亞兩個主要政黨捐贈的。
最近，利用其中一位億萬富翁的捐款來償還其部分個人債務的工黨新星薩姆•達斯季亞里(Sam Dastyari)辭職，使得這一問題突然出現在政治議程上。達斯季亞里後來出席了一個有中國媒體在場的記者招待會，公開呼籲澳大利亞尊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主張——這一立場與他所在政黨的立場相反。
據澳大利亞媒體報道，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還發現了其認為與中國情報機構有著密切關係的大約10名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候選人。
薩姆•達斯季亞里(Sam Dastyari)
西方情報機構認為，這是北京謀劃的更廣泛活動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全球民主國家的最高層中安插影響力代理人。
在英國《金融時報》今年9月最先報道的一宗案例中，一名中國出生的紐西蘭國會議員儘管曾在中國軍事情報機構受訓和工作了15年，仍得以擔任國會外交、防務和貿易特別委員會委員。
關於楊健是如何在隱瞞自己軍事情報背景的情況下，獲得了如此成功的政治生涯的問題，兩邊的政治人士都保持沉默。與澳大利亞相比，紐西蘭的政治人士和商界精英似乎更不願公開批評北京的任何行動，他們擔心冒犯了這個重要的貿易夥伴。
但是中國統戰部的活動遠不止於影響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政府。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長羅里•梅德卡爾夫(Rory Medcalf)說：「中共正試圖壓制世界各國華僑中的異見，他們動用了各種手段來達成目的，包括政治捐款、控制中文媒體、動員華人和留學生群體，還進行一些脅迫活動，中共的代理人甚至領事官員也捲入其中。」
在奉上經濟接觸和市場准入的胡蘿蔔的同時，北京也使出了大棒。外國的記者、政客、商人和學者如被認為對中國「不友好」，會被拒發訪華簽證，遭到官媒和「五毛」抨擊，有時還會成為中國黑客的目標。中國留學生和新移民如被認為在國外有越界舉動，他們的家人在國內常常會受到國安官員的威脅。
據稱向達斯季亞里提供捐款的上述中國億萬富豪之一是深圳某房地產開發公司創始人黃向墨，他於2011年攜家人移居雪梨。直到不久前他還是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Australian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的會長，該組織得到中國統戰部的支持。
除了政治捐款外，黃向墨還資助了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智庫澳中關係研究所(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澳大利亞前外長鮑勃•卡爾(Bob Carr)擔任該研究所所長。黃向墨最終辭去了澳中關係研究所主席一職，原因是有些學者質疑該智庫是否成了中國宣傳的喉舌。
這些活動的辯護者表示，北京只是想「講好中國故事」，且其行為與西方國家並無區別。美國政府對那些資助全球各地民主團體的組織予以支持，華盛頓的智庫則設有眾多國際分支機構以推廣美國的世界觀。
但這一論調忽視了一個事實：統戰部的工作多數是秘密進行的。
阿德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Adelaide)研究中國統戰部的專家格里•格羅特(Gerry Groot)表示：「中共的統戰工作與西方施加影響的努力截然不同——前者有一種長期規劃和對國營企業和名義上的民營企業的中央協調，這是民主國家無法想像的。」這些努力通過利用「一些看似獨立，但實際上其行為由北京決定的社團和組織」而保留了「合理的推諉能力」。
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對中國政治干預和達斯季亞里事件的調查，促使特恩布爾政府在本月修改了該國有關間諜活動和外國影響的法律。該法律草案將禁止外國政治捐贈，並強制遊說者公布其境外機構工作經歷。
北京方面對這些新法律，以及有關中國統戰部在澳大利亞展開大量工作的公開報道表示憤慨。
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發言人發表聲明說，這些媒體報道「捕風捉影，充滿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是典型的歇斯底里和偏執症。（有關報道）……對在澳中國留學生及華僑華人進行肆無忌憚的中傷，充滿種族歧視色彩，玷污了澳大利亞作為多元文化社會的形象。」
澳大利亞國內還有人指責政府為了政治利益煽動仇外情緒。澳大利亞在種族關係方面有過一段漫長且艱辛的歷史。
但漢學家們和澳大利亞華人社區的一些成員認為，無視北京的統戰工作可被視為一種形式的逆向種族主義，因為受這些行動影響最大的是華裔澳大利亞公民。
澳大利亞有120萬華人，許多人已在這裡生活了好幾代，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東南亞、實行民主制度的台灣，或是為逃避鎮壓而離開香港和中國大陸。他們中的一些人對北京方面試圖滲透到自己的社區組織深感不安，認為此舉會造成對華人社區的公開猜忌。
「華人社區中很多人歡迎新法案，後者很顯然針對的是外國政府行為，而非針對任何個人或社區，」雪梨科技大學副教授馮崇義說，今年4月他因對中國政治的學術研究在中國被國安人員扣留10天。「如果中國政府不干涉澳大利亞國內政治，那其為何如此擔憂、如此不顧一切地將之渲染成反華宣傳呢？」
投資審查：澳大利亞針對出售敏感資產出台更嚴格的規則
當2015年中國港口運營商嵐橋集團(Landbridge)支付5.06億澳元租賃達爾文港時，澳大利亞北領地(Northern Territory)政府稱讚這是一個對納稅人「極好的結果」。
但事先對這樁交易毫不知情的華盛頓的防務高官們，對中國在達爾文市日益擴大的影響力發出了警告。美國海軍每年都使用位於該市的一處海軍基地。
「下次要知會我們。」時任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幾個月後會晤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時對後者說。
上述事件促使澳大利亞對外國投資規則做出修改，包括對出售關鍵基礎設施和農地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澳大利亞政府起草了一份關鍵國家基礎設施清單，並任命前情報組織負責人戴維•歐文(David Irvine)領導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該委員會的職能是對外資收購提出建議。澳大利亞政府還拒絕了北京方面關於正式將其50億澳元的國家基礎設施基金與中方「一帶一路」戰略進行對接的請求。
這一新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機制已經成為其他國家在回應來自中國的一系列投資時參考的樣板。英國和歐盟都在加強對中資收購的審查，美國則採取了更強硬的手段。
坎培拉方面收緊的規則已經開始阻止一些敏感交易。2016年，新規阻止了中國國家電網公司(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與總部位於香港的長江基建(Cheung Kong Infrastructure)對澳大利亞電力企業Ausgrid的收購。它還阻止了擁有大量土地的畜牧公司基德曼公司(S Kidman & Co)被出售給中國投資者。但分析人士表示，新規不大可能讓雙邊總體投資放緩。澳大利亞是中國海外投資的第二大接收國，僅次於美國。（英國《金融時報》 吉密歐 香港 , 傑米•史密斯 雪梨報道。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