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當新加坡政府提出“智慧國”計劃的概念時，它是全球首個舉全國之力，並在全國範圍內建設智慧城市的宏偉計劃。在智慧國的規劃和實施方面，新加坡的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曾讓人眼前一亮。
但是在今年的國慶群衆大會演講上，李顯龍總理卻坦承，雖然新加坡有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條件，智慧國計劃的許多領域都落後于其他國家。李總理在演講中特別關注學前教育、糖尿病和智慧國這三大長遠議題，其中又以智慧國爲重。
爲什麽本應引領世界潮流的智慧國計劃，卻並沒有如預期的成功？這個看似悖論的結論，恰恰說明了新加坡未來需要在智慧國方面予以高度重視的關鍵問題，即智慧國建設需要逆向思維。
智慧國計劃旨在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去便利和改善人們的工作、生活和休閑，它是所有尖端信息技術應用的集大成。同第一代的辦公自動化、第二代的電子政務相比，以社交媒體、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爲代表的智慧城市，看似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延續，卻使這個領域的“遊戲規則”發生了深刻轉型。
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在2000年代初，許多西方國家的觀察家信誓旦旦地認爲，中國不可能發展電子商務，因爲中國沒有普及信用卡，也缺少必要的信息基礎設施。但是，現在中國發展迅猛的電子商務卻說明，它完全有可能繞過信用卡並成功實現大逆轉。
在電子支付領域，中國正在發生悄悄的革命，連賣水果的地攤大媽都普遍使用二維碼，讓許多過去領先的西方國家情何以堪？
數字治理領域的巨變意味著過去的先發優勢，正在逐漸轉爲後發優勢。許多國家前期在信息技術領域的巨額基礎設施投資，正在轉變爲危險的沉沒成本，就像雞肋一樣丟之可惜，食之無味。
這些巨額投入及其所産生的思想認識，都使決策者傾向于基于既有投資去設計和實施項目，並可能因此而贻誤發展契機。這使這些國家的冒險精神遠不如後來者，因爲後來者面臨絕地逢生的機會窗，並沒有任何思想包袱。
按照電子政務的線性發展規律，會先後經曆信息公開、在線服務、互動交流、一體化整合等階段。但是，後發國家完全可以實現躍遷式發展，而不必按部就班地因循守舊。以中國大數據技術應用領先的城市爲例，偏安西南的貴陽是讓人難以想象的例子。貴陽同沿海發達城市相比，既沒有財力也缺少人力，但是卻獨樹一幟地引領中國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前沿。
新加坡的規模較小，居住又非常集中，且民衆使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比率位居世界前列。按理說，新加坡應該最有優勢發展電子支付，在公共安全和電子商務領域也會有很大潛力。但是發達的物流和便利的購物環境，讓電子商務一直難以發展。支付渠道各種各樣，但卻難以統一，不僅讓商家頭疼不已，也讓消費者叫苦不叠。
在過去，政府統一的電子道路收費系統、停車系統、政府網站SingPass等都可以暢行無阻，爲什麽在智慧國計劃方面卻不得要領？究其原因，智慧國的“玩法”徹底變了，政府不再是唱戲的主角，企業才是發揮基礎性作用的關鍵力量。
以中國的騰訊、阿裏巴巴等互聯網巨頭爲例，他們抓住“互聯網+政務服務”的發展契機，爲各地政府提供琳琅滿目的移動城市服務解決方案，不僅彌補了地方政府的短板，也爲其數字服務的標准化提供了滲透機會。在市場競爭與寡頭壟斷之間、標准化與本地化之間需要微妙的權衡，以便爲電子支付和其他領域的智慧國計劃提供強力支持。
這種論斷並不是說政府不再是智慧國計劃的主力軍，而是說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正在發生深刻的改變。比如，新加坡的各個政府部門和其他組織都在收集大量數據，但是這些海量數據卻並沒有很好的整合、利用和再開發。
以新加坡開放數據平台所公開的大量數據爲例，對于期望開放利用的企業和個人來說，可能並不那麽友好和深具吸引力，因爲各個部門所提供的數據無法對接和互聯。大數據技術的要義在于數據是互聯的，而跨部門協同在其中居于關鍵地位。
在這方面，跨部門整合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恰如過去“一條蛇”和“一塊草皮”的故事，可能十幾個部門參與其中，相互之間卻沒有很好的溝通、信息共享和聯動，致使本可以輕松解決的問題卻面臨無解的尴尬。就此而言，整體政府的理念仍然有必要真正貫徹落實，以便爲智慧國計劃的加速推行奠定制度基礎。
（作者：馬亮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文章以標題“智慧國計劃需要逆向思維”首發于《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