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如今在中國的微博上已經成爲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罵人的詞彙。誰能想到，這個詞剛出現時，作爲“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是完完全全的贊美詞，當時一旦被媒體“冊封”爲公知，立即士林仰望，動見觀瞻，名滿天下。未經幾年，今日若被人稱爲公知，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恐怕要臉色愠怒，或者反唇相譏，或者翻臉罵人。詞彙還是那個詞彙，含義卻迥然相反，悠忽幾年，由褒到貶，簡直是語義學上的滄海桑田。
“公知”一詞在大陸的命運約相當于“名嘴”在台灣。台灣戡亂時代結束後，社會逐漸開放，電視媒體上時事節目大爆炸，如洪太尉打開伏魔殿放出百千好漢一般，産生了衆多思路清晰、辯才無礙的電視評論人，指點江山評說時事，從政壇紛爭到娛樂八卦無所不涉獵，被稱爲“名嘴”。其實直到今天，名嘴們在台灣也居于很高的社會地位，幾乎就是社會明星。但同“公知”一樣，“名嘴”一詞也被汙名化，在某種程度上指代那些誇誇其談，爲了嘩衆取寵或者背後名利而不惜胡說八道的評論人。
平心而論，“公共知識分子”從來都是社會所需要的高尚職業，不管是全職還是兼職。公共知識分子非工非農，他們不能生産糧食也不能制造手機，所謂“肩不能抗手不能提”（當然現在很多公知也是很注意健身鍛煉的，還有開餐館的）。但對于一個健康運行持續發展的社會來說，他們有兩個更爲重要的任務，即制造思想（或想法），或提供批評。社會的發展不僅需要面包汽水飛機大炮，也需要制度和思想。社會本身的組織結構，並不亞于任何一台高度複雜的機器，它需要制度和規則以提供秩序，需要辯論對話以將各種利益平衡進決策和執行體系，也需要經常被指出毛病所在以得到檢修維護。
公共知識分子的最簡單也最容易的作用是提供批評。他們當然和其他階層一樣，是一個社會大體系的一部分，但他們在體系內居于思想上或者人身上相對獨立的地位，因而被期待能對體系的問題提出可信的檢測和指正。事實上，一個希望能持續運行並不斷健康演進、勇于自我更新的社會，會通過特別的制度設計，如學術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等，保障這個群體的相對獨立性。反過來，如果這個階層或者其中的某些人，背棄其自身當有的獨立品格，也會被公衆所不齒。
“公知”被汙名化，是“公知”一詞的異化還是那些當初被公衆寄以厚望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行背離了這個詞的本來含義？在中國當前的語境下，有兩個原因可以提出來供探討。一個原因是中國社會所推出的公知自身素質嚴重不足，整體上尚配不上“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及其對這個職業階層的基本要求。大多數活躍的公知缺乏最基本的職業素養。要成爲合格的公知，既應該在某一門專業方面有堅厚的修養，也應該對社會整體有宏觀的事業和深刻的洞察力。微博上活躍的公知，很少有同時具備這兩方面能力的。第二，公知作爲批評者本身，應該在遵守敘事和對話規則方面具有最基本的素養，比如不可造謠，不可未經盡職查證即傳播流言，不可以意識形態和個人立場方面的偏見扭曲事實。當然，這並不是不讓公知們堅定追尋自己的信念和爲信念發聲，但是一切都必須遵循一個“宇宙真理”：一切以事實爲根據，一切言論都不能背離事實。真才是善和美，否則一切以“公知”身份所爲的言行都沒有意義。坦率地講，微博上的公知，在這方面確實差強人意。
當然，不可否認，“公知”被汙名化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即體制內外確實有一些人，不願意聽到知識分子對體制或者是社會問題的批評，或者厭惡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批評，因而竭力對批評者本身加以抹黑和诋毀。諷刺的是，經常見到很多本身就是“公知”的微博大V，自己就有著幾十萬成百萬的粉絲，卻動辄稱論辯對手爲“公知德行”，以此來彰顯自己的冰清玉潔，如青樓女子以職業身份互罵一般，讓人感到荒誕不經。
大轉型的時代泥沙俱下，“公知”的模糊定位及隨之而來的汙名化，也許有其自身的道理。但無論如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昌明的政治和自由繁榮的社會，需要能夠提供思想和批評的公共知識分子。甚至是當下的中國，我們也不可否認，也正是那群被汙名責罵的公知在爲平反一個個冤案鼓與呼，爲弱勢群體的利益而奔走，在爲捍衛基本的價值觀而呐喊。當然，能做的還有很多。社會需要前進，而公知們自身尤其需要努力。
本文作者王江雨博士爲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海外優秀學者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爲國際貿易與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國際商法、中國法律傳統，以及中國公司證券法。爲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校友。近年來多關注新加坡政治與國際關系。本文首發于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