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自2011年起，新加坡衛生部開始從中國招聘八年制醫學生到新加坡行醫。來自北京大學醫學部、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複旦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和浙江大學的八年制醫學畢業生在接受一個月集訓後，將被派到中央醫院、陳笃生醫院、樟宜綜合醫院、心理衛生學院、邱德拔醫院、竹腳婦幼醫院，以及新加坡全國眼科中心。
本文作者：高峥
2013年9月，本文作者高峥從上海遠赴新加坡，同其他20余名國內的八年制畢業生一起開始了在新加坡行醫的旅程，接觸到了更加規範的診療理念，和更爲嚴格的臨床培訓。
（一）
提筆回憶自己的2013年，既有慶幸和感恩，又有心痛和沉思。2013年夏天，我完成了臨床醫學八年制的學業，成爲了母校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首屆50名八年制畢業生之一。當我身穿博士服與父母合影時，八年前被交大醫學院錄取時的場景仿佛重現在眼前，只是當時自己和家人一定都沒料到我會成爲一名“兒科博士”，更沒有想到的是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竟是在海外。隨著畢業照的定格，我的身份也從“高同學”變成了“高醫生”。2013年9月從上海遠赴新加坡，同其他20余名國內的八年制畢業生一起開始了在新加坡行醫的旅程。從國內的臨床型研究生，到新加坡的外籍醫生，身份的轉變不可謂不大；然而工作內容卻始終圍繞兒科臨床一線，因而一切場景卻又似曾相識。與熱帶島國的探險之旅相伴而來的，則是接觸到了更加規範的診療理念，和更爲嚴格的臨床培訓。
（二）
2013年11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住院醫師培訓項目的面試中，我被面試官問道 “你對在中國接受的臨床培訓有何看法？”這又何嘗不是一直以來萦繞我腦海的問題呢！于是我稍加思索後，這樣回答：“我非常感激國內的臨床訓練經曆，然而又確實無法對它滿意。”（I’m grateful to, but never satisfied with the clinical training I received in China.） 顯然，這一說法激起了面試官的濃厚興趣，于是就此切入聊起了我在上海交大醫學院的培訓經曆。上海交大醫學院作爲國內醫學院校的“第一方陣”，有著與海外醫學院校的長期合作關系，而我也幸運地在五年級時獲得了赴美國臨床實習3個月的機會，成爲母校國際影響的切身受益者之一。這段經曆讓我大開眼界，盡管當時的醫學知識還非常有限，甚至對國內的臨床環境也尚缺乏完整認識，但依然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醫學中心度過了八年學業中最爲難忘的三個月學習時光，因爲我親眼見到了勤奮的美國住院醫生、熱衷帶教的上級醫生，和高標准嚴要求的規範化臨床培訓。美國住院醫生的工資與其他行業基本相仿，但其工作時間卻相當驚人，有時甚至超過每周100小時，是普通白領工作的2倍以上。而又是什麽讓他們堅持起早貪黑地忘我工作呢？是發自內心的職業認同感和自豪感。相比之下，國內的低年資醫生絕非不夠聰明勤奮，只是缺乏在臨床工作中被自我激勵的機會，更缺乏能讓他們心無旁骛地踏實積累臨床技能的大氛圍和公平的考量標准吧。
不禁讓我想起了一年前的2012年12月，我作爲應屆博士畢業生參加國內三甲醫院兒科住院醫師招聘時曾被科主任問到的那些問題：“是否還單身”、“近期是否打算在上海買房？”、“作爲男生從事兒科家人支持嗎？”等等…… 現在回想起來讓我有些哭笑不得：在本應高度專業化的職場面試中，竟對專業培訓背景只字未提，而只被問及從醫的“後顧之憂”，讓我自己既感到不被重視的失落，同時又不免對國內兒科醫師職業前景的歎息。誠然，在每況愈下的兒科醫患關系和微薄的收入之下，兒科醫生這一本應受到全社會尊重的行業正遭受嚴重的人才匮乏，甚至已經成了需要用苦行僧般的隱忍和勇氣來“堅守”的職業崗位，又怎能不令人扼腕和惋惜呢？
（三）
在新加坡遇到的醫生同事，可謂“品種多樣”，除了本國培養的醫生外，還有不少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的醫生在新加坡發展。雖然衆多醫生的文化背景不同、英語口音各異，但他們在工作時都表現出非常好的職業素養，且上下級之間相互尊重、平等討論、相互學習，可謂“英雄不問出處”。我接觸到的高年資醫生，大多理論知識非常全面，而且非常熱衷于帶教。他們在查房時會有意與年輕醫生探討病人的診療過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並鼓勵住院醫首先提出自己的判斷和診療方案。在這樣的環境下從事臨床工作，我不禁把身邊的醫生當做榜樣，使自己每天都能感到自己的進步，也漸漸收獲了作爲一名兒科醫生久違的職業認同感。
記得我第一次被這樣的臨床培訓方式所震撼，是在一次“新生兒呼吸機使用”的床邊帶教課上。講課由一名高年資主任醫師和一名資深呼吸治療師共同主持，他們把住院醫生領到一間空閑的病房中，而5台不同品牌和型號的呼吸機已經准備就緒。資深呼吸治療師先是風趣地說“今天我准備了五台機器供你們來玩！”他竟然真的用了“玩”（Play）這個詞。接著又解釋“你們只有自己操作，才能真正學會，這裏沒有真正的病人，所以是犯錯誤的最安全地點”。在1個小時的講解過程中，上級醫師往往只解釋最核心的要領，而操作細節全部交由每位年輕醫生親自動手體會、在摸索和犯錯中學習，同時帶教醫生對低年資醫生有問必答，直到每個人都掌握了要領爲止。
除了嚴格的住院醫培訓之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還包括醫院和政府在醫患溝通和公衆宣教方面所做的努力。醫院定期組織患者經曆分享、病友俱樂部等活動，來幫助更多患者來解開身體疾患之外困擾他們的“心結”；每個住院患者都能在需要時獲得醫院社工（Medical Social Worker）的支持和免費咨詢，以幫助他們解決看病的後顧之憂；在每年的“孤獨症知曉日”（Autism Awareness Day）、世界早産兒日（World Prematurity Day）等，也往往會有慈善活動來呼籲全社會共同關注和幫助這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
在我工作的竹腳婦幼醫院（KK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我曾參加過關于圍産期抑郁症（Perinatal Depression）的病友分享活動。圍産期抑郁症是孕婦懷孕期間比較普遍的一種情況，輕者表現爲情緒不安，重者可能有自殺傾向並需要藥物控制。然而由于公衆認識不足，大多數患者無法得到適當的幹預以及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在醫院的邀請之下，幾位有相關經曆的母親記錄下自己的心路曆程，以中英雙語出版後，免費發放給參與的醫生和患者。現場分享活動中，一位母親在台上朗讀自己的故事時突然潸然淚下，哽咽著說“那段經曆即便現在想起來也十分難忘，幸好有這麽多醫生護士的支持和陪伴。”
反觀國內的情況，我認爲公立醫院並沒有很好地承擔起普及健康常識、促進醫患溝通和提高依從性的職責。這與政府投入不足、醫院動機不強都有一定關系。然而，我們時常能看到因爲公衆甚至媒體基本醫學常識的缺乏而造成的惡果：新生兒感染性皮膚剝脫被媒體誤導爲“暖箱烤死新生兒”；保守治療暫時緩解先天性巨結腸症狀被媒體報道爲“開價十萬的病被八毛錢治好”；好心兒科醫生因不給患兒靜脈抗生素治療而被毆打……醫院和醫生被公衆“妖魔化”，反而使虛假醫藥廣告趁虛而入。這些悲劇和鬧劇的背後，其實與公衆缺乏和誤解基本醫學常識有很大關系。
有時被親友或師長問起，選擇出國行醫是對國內醫療環境的一種“逃避”嗎？我只好苦笑，然後答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正因自己的力量實在微不足道，因此倒不如在年輕時努力積累自身的經曆和視野，首先爭取成爲一名臨床技能過硬的好醫生，再期待有朝一日時機成熟，自己能有機會爲改進國內的兒科現狀、建立更好地臨床培訓做出些貢獻吧。只願下一代中國醫生能接受比我們更好的培訓。
(文/高峥 信息來源于醫學界雜志微信公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