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美國考取的獎學金項目是由李政道發起的，這個項目每年從中國招100個學生到美國去學習。考這個項目的時候，全國各大學篩選出來700個人參加考試，清華送出一個有25人參加的代表隊。說實話，所有能來參加考試的人其實都是各學校的尖子，幾乎每個人都有遠大的抱負，想拿到諾貝爾獎、想當物理大師的比比皆是，每個人都特別狂。而且在應考階段，主考方面把大家放在一起，一天24小時讓他們在各個方面進行較量，這就把學習變成了一場非常艱苦的心理搏鬥。
這個項目最終的錄取人數爲100人，所有這700名學生都經過了嚴格的三天考試。那次清華有8個人考上這個項目，我就是其中的一個。這場競爭給我留下的印象之深，至今都讓我覺得有一種”曾經滄海難爲水”的感覺。事實的確如此，現在經常有人問我：”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我則回答：”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那時候我正十八九歲，在這樣的年紀就必須面對這種競爭，對人的心理折磨是很厲害的。所以我從那時候起就開始冬泳，當時自認爲是鍛煉身體，現在仔細想想那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自我虐待，是想通過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來向自己證明自身的堅強。
這場競爭最終把我帶到了美國。
我靠著這個獎學金項目到美國之後，輾轉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搞凝聚態物理。現在想想其實我挺爲自己覺得幸運的。麻省理工學院本身的校風非常務實，我從這種務實的校風裏體會到不少正確做事的方法。
1993年年底我拿到博士學位，這時候的我已經開始對物理以外的很多事情感興趣起來。那時候華爾街的人認爲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都很聰明，尤其是學物理和學數學的，所以他們的人願意到我們學校來招人，我的很多同學都因爲這個原因到華爾街當股票分析員去了。
但是我當時覺得在美國呆了這麽長時間，最能發揮我作用的是必須做一些跟中國有點關系的事情，不然我跟美國人比起來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麽特長。經過仔細爲自己分析，我覺得對當時的我來說，最直接的一條路就是留在麻省理工學院做跟中國相關的事情。那時候我的導師已被提升爲副校長了，而且我們學校也真的有和中國發展一些關系的設想，校方就任命我來做這些事情。在行政上，校方把我放在一個叫做企業關系部的部門裏面，專門負責跟中國方面的聯絡事務。其實，這個職位等于是爲我這樣一個人憑空創造出來的。
從此我在這個職位上開始了完全與物理無關的工作，更多的是跟別人吃飯，做國際關系，在學校裏接待中國來訪的官員，也安排校方領導到中國訪問。
我明白我當時所做的事情使得我在這個社會所受到的重視程度跟我想得到的重視程度根本不相符，所以我一直覺得特別迷惘，不明白自己的人生爲什麽這麽艱難，自己爲什麽生活得這麽痛苦。但是，每當我回到國內的時候，我就能感受到一種非常明顯的理直氣壯。真的，那時候在國內遇到的任何人，我覺得他們都活得那麽理直氣壯，哪怕他們是在跟人吵架。而我在美國見到的華人，不管他是做什麽的，哪怕是高級教授，都給我一種疲弱無力的感覺，我相信這是長期客居他鄉給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我同樣觀察到在北京的美國人也一樣給人這種感受。也就是說我在北京看到的美國人和在美國看到的美國人感覺是不一樣的。在北京看到的美國人大多也給人疲弱、蒼白的感覺，而在美國看到的美國人都顯得生活很充實、很忙碌的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不是華人在美國有沒有受到歧視的問題，而是你究竟有沒有主流文化的感覺。你不在主流文化裏面，你的生活中必定缺乏營養。我常常這樣覺得：任何離開從小長大的環境到另外一個文化圈子裏面去的人，都不太可能在新文化圈子裏融入主流文化，哪怕這個人外語講得再好。
這些思考讓我得出的體會是：如果我跟美國人之間想達成類似中國人之間的那種”一回生二回熟”的信任，以求謀得一些商業利益，可能需要很長時間。
這讓我覺得作爲一個在自己文化圈中運作的人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特別特別多。這樣的一種思考貫穿了我整個1994、1995年反複回國的過程，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只有回到國內才能做出更大的事情。
當我把我的這個想法說出來之後，我周圍的很多朋友都很不理解爲什麽我要放棄。
我知道這些人能有今天都是靠他們自己奮鬥得來的，再加上他們已經在美國呆的時間很長了，你問他：”想不想回國？”他們一定回答：”不想回國。”如果你再問他：”在美國生活得快樂不快樂？”他們一定會說：”我在這兒挺好的。”根據這樣的回答你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人在美國混得都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把時光壓縮一下，比較一下這些人在出國前懷有的滿腔抱負和他們現在在美國所處的境況，就會發現他們在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方面已經大打折扣了，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對自己無所求，求的就是穩定和安逸的生活。
這點毫無疑問是和仍舊留在國內的人不大一樣的。我回國之後見到國內的三四十歲的知識分子，他們一個個基本上還和以前一樣，都還是憂國憂民主義者。
美國社會整個一切一切的事情基本上都跟我們在文化圈之外的人沒有關系。長期處于這種狀況下的人慢慢就會忘記了當初的抱負，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的東西：在郊外有一棟洋房，有幾輛車，孩子能上最好的大學。或者擴大一點來說，一個議員要到華人社區來募捐競選，大家都去參加參加等等。如果總是停留在這樣一些活動中，他們就會不知道這個圈子之外還有一個更加輝煌燦爛的、主宰和控制美國的東西。
老實說我在回國之後的這三年裏見到過許多很核心的美國人，比我過去呆在美國那麽多年所見到的美國重要人物要多得多，我同時也知道了主宰美國這個社會的這些人都在幹什麽。
如果我像過去一樣停留在美國的話，這些人我是不可能見到的，或者說我可能要花很多時間才能見到他們，才能和他們一起做生意，但是我立足于國內再回到美國之後，由于我帶來的是一種他們所沒有的機會，我和他們的這種交流和合作就格外受到重視。
在國內的這三年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主宰美國這個社會的主流在什麽地方，所以越回國呆就越覺得當時所作的回國決定絕對正確。當年我在美國雖然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但是我還是覺得自己不在美國主流社會裏面，包括我們學校裏一些很著名的院級華人教授我都不覺得他們生活在主流社會裏面。華人在美國處于亞文化這事情是絕對的，這並不因爲你上過美國的什麽學校就能夠改變。
在美國如果我去酒吧喝酒的話，我甚至不如當地一些做藍領工作的人知道的事情多，我在那裏看到一幫美國人在談論周圍發生的各種各樣事情的感覺，都讓我覺得自己是外人。
而後來我回到國內來，我從國內出租車司機、餐館服務員、走在街上的人們身上也能夠感受到人活在自己的國土上、在主流文化的圈子裏的那種津津有味。
說到回國，又必須牽涉出另外一件事情和另外一個人。
他是我同學的同學，他從哈佛商學院畢業之後准備開辦一個商務信息發展公司，而且他准備開辦的這個公司已經進入了籌備階段。他是美國人，父母給了他一些錢，他的公司叫INTERNETSECURITIES INC.（簡稱ISI），比照當時非常受歡迎的”美國在線（AMERICAN ON LINE）”，他想做一個”歐洲在線”，我當時其實正在想做一個”亞洲在線”或者是“沖國在線”。
因爲他的業務要在全世界發展，所以他需要在中國建立一個辦公室來收集中國的商業信息，這樣的話他需要派一個人到中國來。當時我急需回國，所以我忍受了非常低的工資待遇。但是有些話我是和他明說了的，我告訴他我雖然接受了ISI的工作，但我最終還是要開辦一個自己的公司，所以我要他給我一定的時間來探索這件事情的可能性。我的這位朋友很開明，他允許我有百分之三十的時間來研究自己的事情。
我就這樣帶著他人的使命和自己的想法回國了。
也許是因爲我在美國一直呆在學校裏，即便後來工作了，但時間也不長，因此我對物質生活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回國後的前幾個月我一直住在一個既當辦公室又當住處的二星級酒店裏，房間只有四平方米，熱水也時常並不很熱，條件很不好。但與此同時我能夠看到周圍的人都是和自己一樣的人，這種感覺讓我覺得心情很好。
時間很快地就到了第二年。第二年的4月份我回美國開會，特意繞道麻省理工學院商學院去，找以前我認識的一位教授愛德華-羅伯特談，那時候我已經對自己的公司有一點初步的想法。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這位教授的支持，他願意拿出一筆錢來幫我成立這個公司，但是他提出還需要另外有人一起投資共擔風險。
到1996年11月份的時候我最後落實下來的只有兩個人，籌集到的資金總額爲22.5萬美元。有了這筆錢之後，我回到中國來開始探索自己的新公司該怎麽做。
1997年一整年的時間我都在探索新公司的專業發展模式，首先我決定我們的公司主要做內容，而不是做基礎結構的ISP，也就是說我們不去管網絡的基礎結構，而是管網絡所蘊含的內容。後來我們做了一陣又決定應該集中精力來幫助別人分類整理內容，而不是去做原始內容。
到了1998年2月份的時候我們把自己主要業務的産品起名叫做”搜狐（SOHU）”正式推出，我們網站一炮打響，從此”搜狐”成爲中國互聯網第一品牌。
1998年是我們推出”搜狐”以後進入巨大增長的階段，而在資金方面，到1997年11月份我手裏的22.5萬美元就已經快用光了。9月份我又到美國去融資，這一次融資就應該算是比較正式的風險融資了。
這一次其實是非常艱苦的融資過程，因爲你站在中國的國土上到美國去融資或者說要想說服美國人往中國投錢，這件事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難的。當時對方擔心的主要問題在于究竟中國有沒有市場。這在美國人來講心理上有一個很大的台階要上。所幸那次我一共融來了二百多萬美元，是英特爾（INTEL）公司和其他幾個公司聯合投入的。這樣的話，1998年整個”搜狐”的發展就不缺資金了。
迄今爲止，我們公司業績發展不錯，到1998年公司的收支已經可以靠廣告持平了，公司1998年全年的收入達到100萬美元。而且更爲重要的是，現在國內的人已經開始對”風險投資”這個概念持接受態度了，在這方面我們算是國內的一個典範，人們一提到風險投資就會提到我們的”搜狐”。
現在，國內的風險投資甚至已經成爲一個相當時髦的概念，所以現在的融資和過去相比變得容易多了。但是由于我們有很多東西都還處于探索階段，這就帶來了很多危機和很多危險性。但是我們絕對看好自己的事業，互聯網能夠在美國乃至國際上取得那麽大的成就，在國內也一定能行。美國很多成功的模式在中國最後肯定也能夠獲得成功，對此我深信不疑。
在過去的三年裏，我在公司裏做的一直是管理工作，現在我們的公司已經有一百多人了。
我的管理經驗也從管理一個人、兩個人一直成長到現在，到年底，我們的員工人數大約要增加到兩百人。
走到今天，自己回想一下，如果沒有美國的經曆，我會在好幾個方面比較欠缺。到美國去生活使我見了比較大的世面，理解了世界上除了一種國家的生存形態還有另外一種形態的生存，同時也體會到美國人定義下的平等概念。在我看來，這種平等的概念特別重要，所以我在價值取向上沒有很強的等級觀念。
當然，除了沒有等級觀念之外我還獲得了危機意識和生存意識。我在美國奮鬥了九年多，那種危機感一直都跟隨著我。
而且，在美國的這麽多年裏見識了很多人的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以後，我已經不會很狹隘地保留一種小人得志的感覺，可以生活得非常平民化，這些都是綜合了美國給我的各種觀念而成的，比如平民精神，比如平民文化，比如見過世面，比如邊緣人心態，等等。
但是我一直有一個觀念，那就是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儒商，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也是因爲我去美國接受了這種平等的、沒有官本位觀念的概念。中國的儒商因爲受到中國學而優則仕觀念的影響，對于一些冠冕堂皇的大目標比較關注，相比之下，我比較崇尚美國電腦大亨比爾蓋茨的追求，他說：”我這輩子沒有什麽要求，我的要求就是想要讓每個人的桌面上有一台電腦。”這其實是很崇高的理想，這樣他就可以形成百年老店，這樣他就可以屹立不倒。
而在中國，儒商稍微做出了大一點的成就，他們馬上就會想到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憂國憂民上的事情，最後，他作決定的時候觀念都可能模糊了。他在作很多決策的時候就開始頭腦發熱，從而變得不會去務實，不會去瞄准一件産品讓它長期地發展，不考慮自己的産品真正能夠爲市場帶來什麽，這其實就是中國儒商自我發展的一種局限性。
至于我自己的目標，其實很簡單：我最終希望公司能夠在華爾街上市，我的心願是要把它變成更大的品牌。
發展到今天這樣一步，我認爲我們這批人當百萬富翁的可能性很大很大，因爲我們已經占據了一個有利的地形，我們有很強大的風險資本的支持，我們有一個很好的隊伍。如果說中國互聯網上能夠有人成功，我認爲非我們莫屬。
我覺得在國外接受過教育再回國來創業，走這樣的一條路很好。一個知識人才如果單獨在國內發展會受很多限制，這種限制來自多種方面，因爲西方的商業操作是非常成熟的，中國搞市場經濟也就十幾年，所以中國在市場操作方面是很幼稚的。因此，在經營操作方面我絕對推崇美國做法。
未來我會一直生活在中國，我不想來中國來掙一筆錢又回美國去居住。
我告訴你一個讓我自己也覺得奇特的感覺，對美國，對我去美國交涉事情的城市，我每每完成了在那裏的事務之後，那個城市就讓我覺得倏然陌生起來。
唯一不變的是我還是喜歡喝咖啡，我喝咖啡已經可以算是一種情結了，就跟抽煙一樣。
我覺得自己享受的不只是咖啡的那個味道，還有由那個味道所誘發的思想和那種拿著林子坐在那種環境中的氛圍，這其實已經是一種文化了。
我有時候自己喝，有時候和別人一塊兒喝，有時候也在喝咖啡的時候寫東西。
這時候的咖啡之香充滿心脾和周圍，我告訴過你這是文化。
（口述/張朝陽 整理/陳燕妮）
關鍵詞：張朝陽，出國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