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說到我2000年進入新加坡貿易發展局工作，本職工作雖在新聞與公關司，但很快就借調到中國司兼任華南與港澳處處長。
在新聞與公關司和中國司兼著職務不久，新聞與公關司換了個司長。新來的司長見我“身在曹營心在漢”，索性做個人情，同意讓我全職調到中國司，于是我名正言順調到中國司工作了。
當時貿易發展局中國司正好在重新調整，首先，由于重視中國市場，于是，決定把主管中國業務的司長從新加坡本部派到中國，在駐華使館擔任商務參贊一職。出任這一職務的是張采虹Edith Cheong。其次，不僅在貿易發展局的層面做整合，在上一級的貿易工業部也要對現有的中國戰略重新審視並調整。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發言權更談何政策調整？于是，2001年5月下旬，貿易工業部決定派出調研團前往中國。調研團以王瑞傑（時任新加坡貿易工業部之副常任秘書，分管貿易；現爲財政部長，第四代總理熱門人選）爲團長，李奕賢（時任生産力與標准局副局長，曾任貿易工業部高級政務部長，現爲通商中國主席）爲副團長，團員來自貿易工業部和貿易發展局，包括筆者。
照片說明：這張照片拍攝于2001年5月23日，當時訪問華爲公司總部，拍攝之後即刻打印出來送給我們，時隔多年，已經模糊。照片中的幾個大家可能相對熟悉的人物：1. 譚寶锠（時任新加坡貿易發展局中國與港澳署副署長，後來擔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秘書長，目前是上市公司口福集團首席戰略官）；2. 王瑞傑；3. 林宛容（時任貿易發展局高級科員，現爲國家發展部副常任秘書）；4. 李奕賢；5. 本文作者（請不要拿發型說事兒）；6. 何致軒（時任貿易發展局高級科員，現爲企業發展局中國司司長）；7. 許俊平（時任貿易發展局高級科員，曾任大連辦事處主任，現爲新加坡上市公司Rotary Engineering公司副總裁）
這次調研主要是觀察新加坡在華企業的現狀，聽取它們的經驗，尤其：
1. 它們對華投資的主要考慮（是成本？是市場？是原料？是人才？還是什麽？）、具體投資地的選擇是出于什麽考慮、在華業務與新加坡本部有無緊密價值聯系？
2. 它們在華投資與經商有無任何問題或瓶頸？希望新加坡政府提供哪些方面的協助？企業本身又如何能夠“自助”？成立商會是否會有作用？
3. 中國加入WTO對在華外資企業的機遇和挑戰是什麽？新加坡企業如何把握機會？
4. “西部大開發”有哪些機會？
5. 新加坡如何配合中國企業“走出去”？
第一站：香港
我們第一站到的香港。在香港主要與投資銀行、咨詢公司、大型貿易公司、投資公司、科技公司等會談。
當時我們最好奇的是兩個問題。
香港人當時對華投資已經很大，因此香港貿易發展局在中國大陸設的網點很多，我們望塵莫及。無論從生産要素（也就是說，在大陸設廠比在香港設廠合適）或市場（也就是說，産品在中國大陸銷售比在香港銷售合適）考慮，中國大陸是香港企業對外投資之首選，這毫無疑問。
我們感興趣的第一個問題是，港資企業大舉進入中國，會不會對香港形成“空殼”效應？香港要如何維持自己的經濟價值和意義，才能讓港資企業一方面利用中國大陸的生産要素和市場，另一方面不要棄香港而去。
因爲，隨著新加坡企業大舉對外投資，這也可能是新加坡很快就要面對的問題。
答案後來慢慢明朗化。像香港和新加坡這類缺乏資源的城市經濟，一定必須不斷提高第三産業的領先性，尤其金融、法律、品牌營銷、對外的自由與開放。唯有如此，你才能對已經撤離本土的第二産業創造價值。
另一個問題是，當時很多中國公司都不願意采用IT，于是我們在思考，究竟IT公司到中國投資經商前景如何。
在2001年的時候，這確實是個大問號。
別忘了，那年，互聯網泡沫破滅。
那一年，納斯達克暴跌，從5133點直降到1108點。阿裏巴巴剛剛經曆了上一輪投資人的反悔，估值縮水。原本說好的2500萬美金投資，最後只到了1000萬美金。阿裏賬上只有700萬美金，每個月運營成本是180萬美金，而且公司也沒找到靠譜的經營模式，公司只能支撐5個月。
現在呢？
現在這個問號早已被感歎號所替代。
中國的公司不但采用IT，而且在全球範圍內引領IT！
不但引領IT，甚至開始引領AI！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前人。
第二站：深圳
我們在香港待了兩天。
第三天早上十點，我們就到了深圳。
當時深圳已經嶄露引領新産業發展之頭角。
我們先到深圳高新技術開發區和數碼城（Cybercity）考察。下午，考察了華爲。
當時，華爲只是從事電信和通訊器材的研發和生産。但是，華爲十分重視研發，當時它1.6萬名員工，40%在研發部門，集團把年銷售額的10%投在研發上。當時華爲在美國、瑞典、俄羅斯、印度都設有研究所，並與IBM、Hay、KPMG等有戰略合作項目。
我們在深圳時也去考察了深圳長城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主要研發和生産硬盤磁頭産品、多功能電表産品、稅控産品等，在香港、新加坡、美國等地均設有分支機構和研發隊伍。
當晚，我們與六七位在深圳經商多年的新加坡人見面，包括林振倫（Lim Chin Loon），聽聽他們的觀察和想法。林振倫至今一直活躍于在粵新加坡商界群中。
第三站：重慶
5月24日，我們航班中午抵達重慶。市外辦主任王雯女士在機場迎接我們。
在重慶期間，我們考察了當年成立的北部新區。
北部新區的成立是當時“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環節之一，管轄渝北區的人和、天宮殿、大竹林等街道與市鎮，主要發展的産業包括IT、光電、生物工程、制藥、環保、汽車制造等。到了2016年2月，重慶市撤銷北部新區，其職能劃歸兩江新區。
我們也考察了重慶高新區。它起步很早，于1991年3月經國務院批准設立，是首批27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之一。我們考察時，它的重點産業是電子、電信、計算機研發、精密儀器、光電、生物工程、精細化工和制藥、新材料、環保等。2016年，獲批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納入中國（重慶）自由貿易試驗區範圍。
現在你再去看重慶高新區，部分主攻産業已經升級爲高端裝備、高技術服務、現代商貿物流，見證了十多年來滄海桑田的進步。
那是我第一次到重慶，最深刻的印象有三點。
第一，當時新加坡政府部門還沒有在重慶設點。在5月24日市委書記所設的晚宴上，重慶方提出新加坡方必須要有個對接的窗口，方便將來工作的展開。當時我方就回應，“我們對接的窗口就是許振義”。
我當然很願意當這個窗口。很可惜，幾個月後，局裏派我常駐上海，我就擔任不了這個窗口了。但，再後來，我們局直接在重慶設了網點，派駐了專職的駐渝主任。這就比我當年一個華南與港澳處長來兼任重慶“窗口”要重視得多了。這是後話。
第二，那晚的宴會我是第一次吃重慶菜，把我麻得，嘴巴和舌頭感覺都不存在了。我記得，上了一道花椒牛蛙之後，上了個什麽湯。我喝了一口湯，跟坐我身邊的王雯處長說“你們湯也是麻的”。她答“湯不是麻的，是你舌頭麻了。”
十多年了，我現在相當喜歡麻味了，經常還嫌新加坡本地許多做重慶烤魚的，味道不夠麻不夠辣不夠香。哈哈哈哈！
第三，重慶的“立體”式自然環境讓我驚呆了。反正，不管步行或開車，絕不能以直線距離爲計算依據，尤其開車，往往非得繞著路盤幾盤才能盤到橋上，然後又得盤幾盤才能盤下來。現在我去重慶去得蠻多了，但每次去，還是很享受這種“盤”的過程。
嗯，我不暈車。
第四站：成都
我們是坐大巴進蓉的。
在渝蓉交界，四川省投資促進局易軍處長接了我們，我們告別了重慶，川籍警車開道，一路進入成都。
那也是我第一次到成都。
成都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天府廣場的那尊毛澤+東雕像，至今印象深刻。
當時我還有個身份，就是新加坡—四川投資與貿易委員會的新加坡方秘書，川方秘書好像就是易軍，後來升格稱爲“秘書長”。當時川方主席是副省長李達昌，新加坡方主席是國家發展部長（相當于中國的“建設部部長”）馬寶山。李達昌樣子清瘦，相當儒雅，我對他印象很好，可惜後來中川國際烏幹達歐文電站一事，因“濫用職權罪”而出事，十分遺憾。
我們在四川時專程去了一趟綿竹，考察華豐磷化工有限公司。
華豐老板是王顯榮博士，我們後來一直保持聯系。但，一直到2012年我開始參加新加坡金門會館的活動之後，才發現他原來跟我一樣是祖籍金門。
又過了一兩年，我才發現，我一個朋友，Grace江秀慧博士，新加坡保險界一顆璀璨的明星，原來是王顯榮夫人。
真是無巧不成書。
最後一站：帝都
5月27日白天，我們去參觀西部博覽會。傍晚，飛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們主要是拜會學者、外國企業、外國商會、新加坡在華企業，也考察了北京開發區和北京高新區。我們也與中國新加坡商會籌備委員會見面。
這幾天的工作是相當累的。每天晚飯之後大家集中討論，然後分頭寫報告，第二天早飯之前電郵給王瑞傑和李奕賢。然後一邊早飯一邊討論，討論完了就修改，然後繼續當天的日程。還好當時都二十多歲，扛得住。
調研結束之後，當然就把“中國戰略”得寫出來。具體寫什麽實在不記得了，即便記得也得遵守公務員保密條例。不過有兩點倒是可以提一提。
一個是中國新加坡商會的成立。調研團認爲商會的成立有助新加坡企業加強對中國的認識以及拓展對華聯系，因此，後來貿易工業部提供了一筆啓動資金，當年8月就把“中國新加坡商會”（SingCham China）成立起來。
很多人一聽到中國新加坡商會，誤以爲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在華分支機構。大謬不然。“中國新加坡商會”是在華新加坡企業和個人組成的商會，不論種族；“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是在新加坡的華人企業家組成的。
沒想到的是，五年後，2006年，我離開工作了五年的江浙地區，到了北京，當了中國新加坡商會的第一任全職總監。這也算是曆史的巧合了。
另一個是，2001年5月這次調研，王瑞傑等對中國現狀有了直觀的認識，當然就加大了鼓勵新加坡企業投資中國的力度。一個插曲是，當時新加坡貿易發展局常駐北京、上海、濟南等地，本來都是按“異常艱苦地區”對待，給予常駐人員較高的生活補貼，以補償他們的在當地無法享受高水平城市生活所做的犧牲。
此行結束之前，王瑞傑說，我無論怎麽看，也看不出爲何貿易發展局中國網點列爲“異常艱苦地區”。回到新加坡之後，貿易發展局做了一次調整，直接把北京、上海、濟南從“異常艱苦地區”連跳兩級，越過“艱苦地區”，直接列爲“普通地區”，與東京、紐約、倫敦等相同。
到了2002年3月，把我派駐上海時，就是按照“普通地區”給的補貼。
從“異常艱苦地區”到“普通地區”，見證的不僅是中國本身在質在量的飛躍，也見證了在外國人眼中中國的騰飛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