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自古以來，從未間斷面對各種災難，這尤其是瘟疫對人類的巨大傷害。新世紀以來，先後爆發的沙斯、伊博拉病毒、中東呼吸症以及H1N1等，無不給予人類的生存與健康造成重創。從而預示著全球公共衛生有須受到更高度的重視。2019年底，出其不意在武漢爆發的冠病19疫情，凸顯現有公共衛生應急體系是如此的難以應對。無獨有偶，盡管疫情之初，曾引起世人一片驚恐，但新冠病毒的來襲，不論國家的醫療先進與否，也出人意表地相續淪陷。這更意味著，當今的世界並沒有人們想象或預期中那麽有對抗“瘟疫”的能耐。
（圖源：pixabay）如今，冠病肆虐未足一年，全球就已超過4千萬人確診，死亡人數也多過1百萬。疫情不但還在全球延續，更是看不到終結的影子。爲什麽會這樣？這關系到在冠狀病毒面前，每個國家的醫療專家和體制采取了怎樣的評斷與對策；更爲重要的是，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又是如何應對的？回看冠病爆發的進程，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景居然是，當醫療專家與相關機構力圖戰勝病毒之際；當醫療前線人員不惜冒死搶救病患之時，卻有政治人物一再上演著無賴與無能的醜劇。把原本屬于一個世界性的公共衛生課題，使勁的導向與依循醫療專業與科學循證的反方向墜落。
（圖源：pixabay）明眼人都知道，這一切都因爲病毒的出現剛好在中美博弈走向激化的時間節點。于是，不管是出于防範疫情被利用作爲博弈的工具，還是執著于國家、政黨、利益集團的自私考量，如何應對冠病變相成爲另一戰場。這就不難理解，原本的中美博弈不僅沒有獲得緩和，反而越演越烈。如此一來，在全球範圍本應合作共同應對冠病疫情的重要關頭，卻出現了對立與撕裂的可悲情景。世人不僅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引導與幫助，反而加重了負擔和痛苦。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所言，這次應對冠病19的鬥爭是一場最大的失敗。
事實顯示，在中美無法合作的大背景下，極其妨礙國際組織的共同協作。即使是世界衛生組織也難逃被質疑與诟病。這是極其反常與不幸的事態發展。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確是個難解難防難治的病魔。從新冠病毒在武漢爆發到病毒基因序列圖解的出爐，雖爲醫學界破解病毒開啓了難能可貴的時間窗口，可是，病毒的特異性及對其傳播途徑的了解，卻讓全球科學家和醫療專家費盡精力仍然無法全面攻克。在在顯示，這一病毒既是何等的難以破解與難防，又是多麽的難治難除。
兩難相交，互爲作用。這或許就足以說明，冠病19爲何至今還無法找到根治的醫療配方，而世人卻不得不面對病毒威脅的可悲與可怕之處。 冠病來襲，不同國家是如何應對的？ 冠病19在武漢爆發在先，隨即擴散到中國境外。這讓我們先是看到最嚴重的武漢疫情，隨後，再看到一波又一波更嚴重的疫情在中國境外爆發。顯而易見，如此演變的疫情，即意味著各國的防控思路與舉措的不同有其根源，更道出了各需付出的生命、健康、經濟與社會代價的差異。在如何應對冠病課題上，如果單從醫學的角度看，那是相對簡單與直接的。問題是，如今它還是無法擺脫被政治化的傷害。基于此，筆者試圖在衆說紛纭的解讀中，诠釋一己之見。 中國應對冠病19的做法 去年12月，因武漢疫情爆發未能獲得及時有效的應對，導致今年1月中疫情的嚴重惡化。爲阻斷病毒的傳播鏈，1月23日，中國政府在武漢實行全面封城舉措，並在隨後擴大到湖北省等。曆經64天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湖北省實現了病例歸零迎來了解封，而武漢也在第76天得以解除封城。這期間武漢面對了8萬多起的確診病例，死亡人數也高達4千多人。這在當時無疑是個驚人的數字與恐怖局面。武漢封城初期的確引發各種議論，其中不缺非議與質難。事實顯示，這是中國政府采取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結果。說白了，就是在中央的指令下，組織與動員各方醫療資源，包括速建“方艙醫院”等手段，化解早已惡化的疫情。這種應對舉措之所以有效，是因爲一方面它快速的彌補了本土醫療資源的不足，另一面又可快速切斷病毒的對外傳播。當然這是它可取與有效的一面。事實的另一面卻是，不可避免引發了次生危害。就以發生在武漢封城期間的事實說明，因突然的封城導致百萬外逃人潮引發的恐慌；交通與人流的全面中斷導致病患無處求助；弱勢群體陷入無依無靠；困守城中的遊民的無家可歸；還有更多實業因無法獲得所需資源陷入絕境等。
（圖源：pixabay）再者，從中國應對災難的曆史不難看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治理模式，確有其巨大的能耐與效應。不過，這樣的做法也反映出現有醫療體制的系統運作功能並不足夠。換言之，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面前，結合既有的醫療體系與全國資源以應對的做法，便已成爲中國特有的模式。而封城無疑是它應對這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被認爲最有效的政策選項。隨著第一波疫情的受到嚴密管控，這爲中國提供了很好的複工複産複課的環境。而且，更隨著防控疫情的有效鋪開，也很好地防止了第二波疫情的爆發。就像期間在北京新發地市場、新疆和近日青島疫情的出現，都因采取封城（地區或縣市），全面檢測、快速隔離與治療，加上聯防聯控（對離開疫區進入外地的人口也進行檢測與隔離）而確保了不會因爲地區性和外來輸入型病例的出現影響經濟與社會活動。這成了中國應對冠病的特色與成效。 發達國家是怎樣應對冠病19的？ 不同于中國，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指歐美）應對疫情的對策，因爲不同文化與體制的差異，顯現巨大的不同。這有必要從不同的視角探索。確實，當疫情出現初期，發達國家大致上持有相同的看法與應對舉措。即認同新冠病毒的可怕危害，也依據現有醫療體系采取了預防舉措。不過，嚴格說來並沒有從中國疫情爆發的可怕情景，引起足夠的警惕與防備。這也就是爲什麽疫情開始惡化後，出現窮以應對的困局。爲什麽會這樣？平實而言，其中的原因未必完全一樣，但基本上都有著不少共同點，這就是：
1、新冠病毒爆發初期，因固有的觀念（包括自認西方醫學與醫療體系的先進、沒有生病不需要戴口罩），加上對新冠病毒的了解存在誤區（更像流感），以及不排除可通過“群體免疫”予以應對；2、武漢疫情爆發成爲世界公共衛生事件後，發達國家從政府到民間便開啓了醫療物資的支援。其中海外華人（包括中國人）的搶購醫療物資，對本已面對醫療物質（因全球産業分工）無法自給自足的西方發達國家，無疑是雪上加霜； 3、鑒于冠狀病毒特強的傳染率，對老年人更高的致死率，這爲疫情爆發初期的不得法對策，加上醫療防疫物資的奇缺，促使醫療體系不勝負荷，這才導致大面積的感染群與死亡現象；4、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人權、民主自由意識所使然，決策者往往得面對難以管控的民衆，以及權力分立與制衡衍生的掣肘，即使是同樣采取封城舉措也無法取得相應的效果；5、更何況，現有體制（公共政策）和國民生存條件（貯蓄與債務）面對的局限性與社會規範，國民無法接受也不願承受長期不工作的狀態。這就是爲什麽，當第一波疫情從高峰趨好後，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便急于重啓經濟和社會活動。而不少民衆更是按耐不住，置必須戴口罩和安全距離措施于不顧。這種在亞洲社會看來不可理喻的現象一再發生。“一方水土一方人”這句話，或許不失爲形象的解讀。歐美發達國家的疫情從2月底3月初惡化以來，雖經多月苦戰得以緩和，不過，問題重重。這造成決策者面對急切重啓經濟與社會活動的民意壓力，不得不開放邊界與旅客的入境，以拯救經濟危機。這也就是爲什麽自7月以後的疫情防控，再次出現更爲嚴峻的第二波疫情。如今甚至還需受到第三波疫情的煎熬。當然，發達國家應對疫情也有相對成功的例子。就像南太平洋的新西蘭、澳洲（維州除外），以及東亞的韓國和日本等。這就意味著，看問題不應一刀切一面倒，應對舉措也不應只看其利不看其弊。有需指出，至今爲止不同國家應對冠病的成效，的確參差不齊。撇開政治人物的幹擾引發的嚴重負面效應外，不容忽視國情、體制、文化等差異引發的不同效應。正如印度、巴西、俄羅斯、以色列、瑞士等大小國家的疫情都處于非常嚴重的情況。即使是東南亞的印尼和菲律賓也深陷嚴重的災情。這一情況，顯現事態發展真相的另一面，有須深入探討。 新加坡是怎樣應對冠病19的？ 新加坡防控冠病疫情所展現的對策，從一開始就嚴陣以待，並基于盡可能保持經濟與社會活動的情況下，實現有效管控疫情的擴散。這一做法，印證了從1月23日起爆發第一波的疫情，即從輸入型病例開始到本土社區病毒傳播長達兩個月，累積1百44起的確診病例後，仍有幸維持零死亡病例的記錄。然而，新加坡的防疫並非一帆風順。從3月起，一方面因應對輸入型和社區病例過程中，忽視了無症狀病例的病毒傳播，（3月中學校假期，4萬多國人出國旅遊回國後沒有安排到指定地點隔離，同時期因國外疫情暴增敦促20萬國人與准證持有者回國），而導致病例急速增加；另一方面，更爲嚴重的是，從3月底開始，疫情快速蔓延到多達32萬的客工宿舍，以致演變成病例暴增的局面。在此情況下，顯現原有的防控對策已無法應對難防難控的疫情，新加坡政府不得不一改不封城的決策，毅然從4月7日起實行爲期一個月的阻斷措施（也叫斷路器），後因疫情的嚴重而展延到6月1日。就這樣，在嚴格實行戴口罩、保持1米安全距離，勤洗手，停業停工停課，加上對客工宿舍實行嚴密封鎖治理，並得到民間的積極配合，才得以逐步化解疫情的惡化。隨後在6月2日，開啓了第一階段的阻斷措施解封。並在持續減少確診病例的情況下，6月19日迎來了第二階段的阻斷措施解封。截至10月下旬，新加坡正積極謀劃第三階段的阻斷措施解封。這意味著，今後新加坡的防疫戰鬥將秉持與疫共存的情況下，誓言在持久戰中打好每一個戰役。另一方面，更決心通過謹慎小心的開啓國門，重振新加坡航空樞紐地位，以提振受重創的經濟，並帶領人民走出冠病疫情肆虐的陰影。新加坡作爲一個發達經濟體的城邦小國，就其防控疫情的表現看，盡管過程中因決策者的風險評估失准造成對策失誤，引發客工宿舍確診病例至今已達5萬4千多起（只有2名客工因冠病死亡），約占病例總數（5萬7915起）的百分之95%。但就整體抗疫工作的表現，仍具有不少成績與亮點。這是因爲，盡管總病例高達5萬7千多起（約占人口的1%。其中無症狀者的比重超過半數），扣除客工確診病例，以及1,165起輸入型病例，本土社區病例約在2千4百多起。總的死亡人數一直維持在低水平（28人死亡）。此外，不僅沒有造成醫療資源擠兌，更長達連續90天沒有病患住進加護病房，住院病患也已下降到34人（10月19日）。在不主張封城鎖國，盡可能維續正常的經濟與社會活動前提下，期間雖不得不實行長達55天的阻斷措施，造成停工停業停課，仍然很難得在大多數時間持續著經濟、社會和學校的活動。此外，7月10日舉辦的全國大選，也因防控措施到位而安全度過。這是新加坡極爲不同的抗疫曆程。 結語 了解與攻克新冠病毒是—科學，事關如何醫治與藥物。關鍵是快速檢測與安全有效的疫苗。冠病的影響與應對是—政治，事關治理能力與政策選擇。關鍵是政治決策的科學理性。應對冠病的踐行顯示，如何有效防控冠病疫情，至今並無標准作業，因利弊評價不一，甚至各取所需。中國的嚴酷封城舉措績效顯著，隨後形成的防控配套也有其實用性。但事實的另一面卻是，采取類似封城鎖國舉措績效乏善可陳的案例不缺。反之，不實行嚴酷封城的國家和地區，堅持精准防控與維續經濟社會活動而取得好成績的案例也是有的。同樣的，在應對冠病過程中湧現政治化的國家，的確績效難看，但也有人口大國即使力求抗疫還是無法避免病例高懸。與此同時，即使是人口小國（如以色列、瑞士、瑞典等）也有采取封城或不封城的做法，代價極大。當然中東專制國家與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同樣面對疫情無法有效管控的下場。而南美國家成爲重災區之一的原因，無疑是更加複雜。爲此，沒有什麽比共同努力來的有意義。這是因爲，如果一國、一族、一己之利無法成就人類的共同利益，自己也將無法置身事外。也因此，不論在這場艱苦的抗疫戰鬥中，成效利弊如何，除了互相學習，共同努力，既沒有必要自誇自傲，更不應甩蝸推卸責任。（作者：蔡裕林，新加坡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