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新銳曆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一個深受關注的觀點，就是人類進入“認知革命”時代後“虛構概念”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中國改革開放後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爲什麽會有不同解讀？世人對戰後美國的國際角色評價又爲何分歧？深究起來，這與“虛構概念”有關。問題只在于，有者力求解說事態發展的真相，有的卻爲著“需要”在說著不同的“故事”。面對當今世界格局變遷與秩序重構之際，國際領袖和政治人物又是如何應對，這顯然是門大學問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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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格局與秩序重構需要怎樣的方向指引?
追溯文明史，可從認知革命、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到如今的信息革命。但爲何促成這樣的改變，皆各有其特殊因素。細數起來，都離不開哲學、經濟、政治、宗教、種族、文化和科學等領域的變遷與影響帶來的改變。
因此，在談論當前國際格局與秩序重構課題時，如果能從大曆史爲人類社會形塑出怎樣的世界，找到規律與規則的制定與繁衍，無疑具有著現實的指引意義。
毋庸諱言，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源于，從認知革命衍生的正面積極效應。這就是基于知識的力量邁向近500年來科學革命時代的開創與走向高端。並由此開創出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財富，生活改進與伴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
而人類生活也正是通過哲學、經濟、政治、宗教、文化和戰爭等形態，構建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到體制機制的設置，凸顯人類追求理性社會既具有著不懈的努力，卻始終無法改變生物基因衍生的非理性與貪婪帶來的傷害。換言之，人類總是在命運蹉跎與無解中前進。
正如狄更斯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如此一幅人類進化過程的吊詭圖景。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這句話，或許最能解說當今的世界的現實與困境。言外之意就是我們應如何認知真相？
顯而易見，人類曆史所顯現的，除了精神文明具有著延續的生命力，不外理性與科學才是引領人類進步的力量源泉。而其他如意識形態、理論與體制的構建雖有其特定的功能，但從曆史長焦看，都只是曆史的片段與過客。
再者，曆史雖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如通過朝代、經濟模式、社會結構的更叠；不同曆史文化的沉澱與消長；種族繁衍的興衰；甚至是自然生態變動帶來的改變等綜合因素引發的不同效應。但就改變與進步而言，盡管經濟有其自身的內生動力與規律；政治體制繁衍有其階段性的職責與適應性；文化、種族、宗教的延續有其自我興衰的基因與外部制約；國際和地緣政治有其意識形態、體制、規則和勢力消長的利弊等。所有這些，無非在爲人類勾畫出曆史和現實中的世界，既有著一脈相傳的軌迹，也有著不同發展階段與勢力消長的緣由。這就是，曆史和現實既爲人類造就了如今的盛世，也爲人類埋下難解的困境。
慶幸的是，人類雖然無法完美解決曆史和現實中的困境，卻始終能在逐步認清事態發展的真相與所需後開啓新的征程。並即由體制機制的更新與優化衍生出更具前瞻與可持續性的方向與路徑。這就意味著，看似無解的議題，人類總能找到化解之道。問題在于，如何認知真相、建立信心和開啓新征程的智慧。
中美博弈的真相是什麽？
這裏所指的真相並非意在厘清是非對錯，而是認清各自存在與面對的真實情況。即立足于曆史發展既成事實的規律與規則演化中，爲何造成如今的現狀，並基于對未來發展趨勢的研判與期許而形塑認知與戰略。以此觀之，真相的兩個面向就是，一方面作爲地球上的兩大國，因曆史的發展面對著不同的國情，也就各自刻下曆史烙印與優劣；另一方面，又因經濟發展模式、政治體制變革、文化和價值取向的差異，衍生出因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規範、文化影響而構建的國家治理模式。這就意味著，現實中的中美雖然同在地球的兩端，早已隨著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成爲一體的地球人。爲此，作爲國家的政治領導者既要清晰的認知曆史發展的動力與趨勢，檢視自身的優劣與不足，核心利益與發展空間；也要認清因曆史發展的優劣與不足，實事求是的面對格局改變的機遇和生存空間。換言之，既要正確理解與面對自身的變革，也必須理性的理解與面對對手的變革。當下最常聽到的話語就是，美國一再把中國說成是不遵守規則不重視法治的國家；而中國則把美國說成是害怕中國的崛起而竭力遏制它。這樣的說辭，咋聽起來，各自都認爲是真實的。但如果把這樣的話語擺在大曆史視角下解讀，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至少不完全是是真相，其中隱含著虛構或誇大事實真相的成分。無可置疑，中國的崛起過程的確存在不遵守規則不重視法治的案例與過程，這不難從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加以論證，但我們也有必要看到中國通過參加國際組織和談判，不斷的尋求化解與改進的事實。因此，如果美方執意否定中國的意願與努力，便只能導致零和博弈的非理性行爲。同樣的，美國改變自身的戰略，不論將如何影響中國的發展，如果是在法理和規則的範疇內，就不應被指責爲霸權與惡意行爲。爲維護國家利益而推動的改革就不應被強加質難與汙名化。試圖以別人的“罪過”爲自己的失誤找借口，也就必然導致非理性的零和博弈。環顧當下的輿論界，類似的話語不勝枚舉。比如中國崩潰論、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中國必勝美國必敗等，更多是宣傳而不是真相。
在認知真相的課題上，非理性與虛構故事對國家誠信的傷害，是不以人們主觀願望爲轉移的。
如今的中美博弈如何研判對手
檢視當下中美對對手的研判，可從曆史與現階段兩個方面審視。曆史地看，中國對美國長期形成的研判，可從“中國的世界”這樣的一個維度解讀，即美國作爲西方霸主的強大是具有侵略性的帝國，中國是個深受帝國欺淩的弱國。但作爲曆史大國，不論西方如何的強大，也只是中國的世界概念中的一部分。中國崛起後的研判有著根本性的改變。這就是中國要成爲“世界的中國”。它對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已轉變成一體並力求處于中心地位。這不僅意味著如今的中國不再懼怕（屈服）美國的強大，更是力爭領導地位。這種改變來源于新的戰略評估，一方面基于中國的體量優勢，加上極權統治可采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治理模式，爲其應對內外挑戰構建優勢；另一方面在國家GDP上升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立足于中國完整的産業鏈和強大吸引力，從而打造以中國爲中心的雙循環經濟體系，並以此讓中國邁向“世界的中國”發展新階段。強大的中國已不堅守“韬光養晦”，強勢崛起的戰略也帶來了南海島礁的大膽建設。並應用經濟手段一再打擊對中國不利的國家。 反觀美國對中國的研判，曆史地看，它對中華帝國無疑是俯視與鄙視其落後與無能，這才有了之後極力扶持共和民國的政策，並因此扛上了中共的共産革命直至新中國的成立。這之後，因意識形態的對立而通過冷戰形式以圍堵中國，成爲水火不容的敵手。中美的破冰，顯然是美國基于集中火力打擊蘇聯集團的勢力擴張而改變對策。當然，這也爲中國因文化大革命讓國家經濟頻臨失敗邊緣找到了出口。
而美國對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研判，有成功也有失敗。連中抗蘇直至蘇聯集團瓦解，這是它戰略成功所在；但意圖通過促進中國走向自由市場經濟以改變中共政權，因研判失誤，事與願違。不僅如此，更因中國經濟的崛起導致自身深陷全球化危機。這也就是爲什麽美國不斷調整其對中國的戰略。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國，就是意圖通過反傳統的手段以扭轉其劣勢。
中美博弈往何處去？
如果從美國1876年立國開始，追溯中美關系的演變，大致上可分爲與中華帝國、共和民國和共産中國的關系發展。曆史地看，分歧與爭鬥是常態，共識與合作是非常態。基于這樣的曆史判斷，檢視新世紀以來的中美關系，特別是特朗普主政以來的關系，就更能理解中美關系惡化的前因後果。就事論事，雙方都具有確立或調較發展戰略的理據與需要。問題只在于戰略的立足點與定位是擺在怎樣的戰略研判上，區別就在于如何實現崛起或保持領導地位的策略與路徑選擇。正如中國對自己的崛起立足于緊扣時代的特點，即從革命與戰爭邁向和平與發展。這才有了改革開放與進入自由市場經濟和走向國際化的路徑選擇。也才有了高速發展後的崛起，從中國的世界的國格轉爲面向世界的中國。這種認知與戰略跨越的曆史理性視野。這一格局改變，不僅意味著中國必須清晰了解成功的要素，更不能忽視因曆史、文化、政治經濟體制和社會規範形塑的不足與弊端，因而不應對別人的批評甚至是指責嗤之以鼻或反唇相譏，而應是反躬自問，力求正視。才有可能以平常心對等的思維境界去面對外界。且看如今的中國輿論或話語構建，從黨媒到外交，從自媒體到坊間，講得最多，喊得最響總離不開曆史悲情觸動的民族主義情緒掩蓋了國家應有的謙卑與耐性，以及爲了迎合民族主義的愛國情懷而顯現強勢崛起的態勢。實質上，這樣的思維與策略運籌即不符合中國和平崛起的曆史機遇，也不利于面對自身弊端的反思與改進。平實而言，中國決策者需要的理性就是，對國際關系的認知與創導，不應也不可能只看到自己有理有利的一面（外宣而不是談判），而不重視甚至歪曲對手的真實理據與要求。 作爲中國的對手——美國，則有著另一套思維邏輯與戰略策略。美國的崛起正好處在曆史發展的轉折點，即因文藝複興和工業革命帶來的民主與科學，造就了它的強大與成爲世界領導者的機遇與能耐。因此，如何看待美國的曆史地位，及其在國際格局和秩序重構的重要性，就不能只談霸權的踐行，而不看它爲世界提供公共産品的付出與作用。特別是中國從中獲得的巨大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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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國國力的衰弱，有目共睹。新世紀以來美國國內問題日趨嚴峻，弊端益現。但如何解讀今日美國，即使是美國的政經學界，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更不必說是一般美國民衆。問題的關鍵是，看似分歧與糾結不清的社會現象，在國家的發展進程中是沿著怎樣的方向走，而這種改變又將如何改變美國的未來。在在需要以曆史長焦洞察其不確定性，而不應只看一時一事的影響。既然美國是當今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也是戰後國際秩序的制定者和維護者，不管美國國力的衰弱將如何演變，在未來一個時段，還會是主導世界和形塑國際秩序的重要力量。因此，美國的主政者必然會基于國家利益和維護世界秩序的需要，極盡所能施展其影響。也因此，認清美國的國家利益的需要和重構國際秩序的需要的定位與戰略。就應成爲審視與采取相應對策的前提。
當評斷中美國力優劣與差異時，能不能理性看待，就在于即要看到兩大國的弱勢與不足，甚至是嚴峻的內在問題不易解決，也要看到不同國家發展的內在動力與潛力。只有建立在這樣認知基礎上的研判，才有可能提供決策者前瞻性的視野和戰略謀劃。
民族複興夢VS美國再偉大造成怎樣的局面？
回顧中國領導人2013年提出民族複興夢後，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的戰略規劃，結合著主辦和參與一連串的國際性的大型會議，確實爲崛起的中國展現出非凡的一面。但也正是這樣的改變與高調出擊，即刻引起了外界的警惕與防範，特別是加速了美國戰略改變。當然，中國的富裕受到更多國家的歡迎與重視，但高調崛起，特別利用經濟手段打擊小國的行徑，漸引發外界的質疑與恐懼。這就是爲什麽中國現象和中國話語權無法如其預期般的被認可。不僅如此，反而造成國家負面效應的遞增，以致如今極其不利的外部大環境。爲什麽會這樣？這與期間發生的袒護“巨嬰”、展現民族主義披上狼文化的“戰狼外交”、歌頌“我的國厲害了”有關。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管是爲了表達情感還是展現底氣，自認情理俱在，但事實說明這樣的做法已導致國家信譽嚴重滑坡。客觀地說，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特別是成功防控了冠病19的肆虐，讓經濟重啓占據優勢。惟對比“複興夢”初期展現的主動態勢，已因不斷湧現的阻力反成被動態勢。加上特朗普主政後的極限施壓，特別是倡導經濟、科技、信息等的“脫鈎”，造成如今的中國不僅外彙貯備減少，全球反華大聯盟被擺在議事日程上，以及科技“卡脖子”的嚴峻打擊。所有這些無不意味著，對中國既定戰略目標形成的阻力與困難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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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上台雖然結束了特朗普連任的美夢，但特朗普主義依然影響著美國政治的變遷。特朗普四年的施政，不僅顛覆了國際格局和秩序的運轉，短期間更讓美國的國際地位被嚴重削弱。這是因爲，雖然特朗普的上台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傳統，因而進一步撕裂和加深了美國社會的分化。但他的下台也意味著，盡管有著讓美國再偉大的諾言，卻無法做到改善勞動者的生活、加速基建、讓實體經濟重回美國等承諾。反而因特朗普的一意孤行，夥同急欲施展強大美國的鷹派，將美國推向看似主宰世界，實爲分裂世界深具不確定性的發展階段。當然，特朗普對冠病19的糟透處理，不僅將嚴重影響經濟複蘇的效應，也將加重美國的財政困境。這樣的美國，拜登的上台就意味著，一方面亟需化解國內因冠病、全球化、氣候、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引發的危機；另一方面也亟需處理好主導國際秩序的修複工程。而中美博弈將以怎樣的形態應對，能否更加理性認清真相，務實地謀劃，在在考驗他和團隊的領導能力。 如今的中美博弈，進退不易。如何破解，取決于兩國領導的曆史視野、戰略研判、信心與政治智慧。當政者如何化解民族主義和對抗政治帶來的禍害，具有著小中見大的功效。世界需要政治人物懂得曆史，引爲鑒戒；政治更需要尊重科學與善用科學，而不是利用權力和不當手段駕馭它。 — 蔡裕林（新加坡政治觀察者）編按：蔡裕林先生是新加坡本土時評作家。現可通過“小坡生活”訂購蔡裕林先生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