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搜集資料，負責編撰此書的國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教授和高級研究員許源泰博士，共花了四年走訪約400間廟宇、祠堂、同鄉會、宗親會及同業公會等。
謝燕燕 報道
華人社團和廟宇喜歡在門楣上安置匾額，在門柱上設對聯，在牆壁上嵌碑文，甚至在銅鍾、雲板、銅磬、香爐、神台、橫梁，牆基、契磚上留下各種文字來記錄曆史。有些學者因此養成“進城找廟，進廟找碑”的治學習慣，因爲碑文中有可供研究的族群曆史。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教授（60歲）和高級研究員許源泰博士（49歲）聯手編撰的《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1819－1911》，正是沿著國學大師饒宗頤、著名學者陳鐵凡、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人所開的先河，從本地銘刻中去記錄、保存和诠釋曆史。
爲了編撰和出版這套銘刻彙編，他們花了四年時間走訪約400間廟宇、祠堂、同鄉會、宗親會、同業公會等，采集了大量原材料。
《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1819－1911》收錄63個華人團體的1278件文物銘刻。這些創立于1819年至1911年之間的華人團體，包括廟宇、祠堂、會館、行業公會之類的組織。
著名古廟如粵海清廟、天福宮、鳳山寺、海唇福德祠、望海大伯公、恒山亭、金蘭廟；鄉村廟宇如順興古廟、烏敏島佛山亭大伯公廟；百年老會館如應和會館、中山會館、甯陽會館、永春會館；宗祠如保赤宮、三邑祠；早期學堂如萃英書院；最早的醫院如陳笃生醫院、同濟醫院；百年佛寺如蓮山雙林寺、觀音堂佛祖廟等的碑銘都一一收錄書中。
丁荷生教授說，附錄中另外收錄11份有趣的碑記銘文，例如“印度總督遊新紀念碑記”（1850）、“暹羅王遊星碑”（1871）、“維多利亞女王金禧紀念碑”（1887）等，而特別有趣的是牛車水馬裏安曼興都廟立于1831年的廟碑，竟然用了包括中文在內的五種語文。
逾半銘刻屬二戰前文物
許源泰博士指出，663份銘刻源自1945年以前的文物，剩余615份銘刻是從1945年以後的文物摘錄下來的。
丁荷生教授說，有些團體和廟宇雖在1911年之前創立，但還無法找到有年份的文物或碑文，因此沒被收錄在這套彙編內。不過他們還是列出48個組織的名字，准備繼續展開研究工作。
饒宗頤1970年編撰《星馬華文碑刻系年》，爲東南亞華文碑銘編成書開了先河。這之後是陳荊和、陳育崧合編的《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1973）、莊欽永的《新加坡華文銘刻記錄初編》（1984）和《馬六甲、新加坡華文碑文輯錄》（1998）等。
鄰近國家則有陳鐵凡、傅吾康《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三卷（1982/1985/1987）、傅吾康《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彙編》三卷（1988/1997）和傅吾康、劉麗芳的《泰國華文銘刻彙編》（1998）等。
以胡亞基創立于1879年的新加坡番禺會館來說，之前的出版物只收錄最早的一對碑，即《新建番禺會館碑記》（1879）。新編銘刻彙編卻收錄會館的所有碑文，包括《新建番禺副館碑記》（1889）、《星洲番禺再建總墳重修會館碑記》（1910）、胡漢民所書寫的“番禺會館”匾額（1921），肇慶會館贈送的“結構堂煌”匾額（1910），甚至連1952年和1962年的銅碑也收錄在內。
丁教授說，他們的工作還未完成，下來准備搜集和出版1911年至今的各種碑文銘刻。他們還有400間廟要訪，也要走訪創立于1911年之後的會館、宗祠、公會等。他們想探討這些會館、廟宇的生存策略，了解他們如何應對時代變遷。他們已收集了1萬5000張照片並進行分類。
昨天在國家圖書館舉行發布會的《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1819－1911》由國大出版社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分上下冊共1500頁。這套圖文並茂，中英對譯的銘刻彙編，是研究本地華人曆史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出版社目前只印400套，每套售價220元（包括運送上門）。訂購專線：67761148，也可上網：http://nuspress.nus.edu.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