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本世紀頭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使中國取代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最近，隨著人口下降推高勞動力成本並降低出口競爭力，中國的增長已趨于平穩。

東亞其他地區的日本模式

只需要看看東亞國家的發展軌迹，就可以看到日本在二戰後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是該地區其他國家巨大希望的源泉。1935 年，一橋大學赤松要首次提出“雁行模式”，解釋日本模式的經濟發展過程，爲該地區其他國家提供了啓示。

二戰後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是市場機制的結果，也是政府通過經濟和産業政策培育重點産業的舉措的結果。1980年代，“日本第一”一詞被創造出來，美國雖是軍事盟友，卻視日本爲威脅，對日本的汽車、家電等出口行業實施制裁，引發貿易摩擦.

以日本爲榜樣，東亞其他國家競相發展自己的主要産業，尤其是在 1980 年代及之後，該地區其他國家通過鋪設電力、公路、鐵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實現了奇迹般的經濟增長。用雁行模式的職權範圍來說，日本領先，其次是韓國、香港和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然後是東盟的東南亞成員。排在後面的是正在改革經濟並開始開放的中國。

東亞的經濟發展看似一帆風順，但 1997 年卻一夜之間以亞洲金融危機的形式出現了挫折。保羅克魯格曼總結了這場危機，他認爲東亞的經濟增長是一種幻覺，因爲它純粹專注于投資，而沒有伴隨生産力的任何提高。雖然以生産力爲導向的經濟學理論的支持者克魯格曼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對危機的評估完全不正確，因爲從 1999 年開始，東亞經濟體都經曆了 V 型反彈.

中國增長背後的優勢

2001年，中國如願以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加入 WTO 的條件是完全開放國內市場，這一變化導致主要是國際公司越來越多地整合其在中國的工廠和供應鏈。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從外國公司那裏獲得了商業經驗和最先進的技術，成爲“世界工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考察表明，中國能夠通過將其從日本學到的戰略與自己的理念相結合而實現增長。具體來說，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對于出口和制造業來說，爲了大量生産廉價産品，源源不斷的勞動力是必不可少的。

如圖顯示了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雖然這張圖表以美元爲單位，因此受彙率影響，但它顯示了中國經濟在 2000 年代真正起飛的方式，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間增長最快。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僅是數量上的，而且是質量上的。除了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建造工廠外，外國投資者還整合了中國的整個供應鏈，並建立了大量的研發中心。中國在任何意義上都成爲了“世界工廠”。

廉價勞動力已成爲過去

問題是，自2001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在穩步變化。在中國，引領國家高科技産業的是外國公司。世界前 10 大半導體制造商中沒有一家是中國制造商。然而，盡管存在這些問題，中國經濟仍然能夠將廉價勞動力和外國資本結合起來，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問題是現在該怎麽辦。

首先，40年的一孩政策導致中國出生率下降至今，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開始下降，預計中國總人口也遲早會開始下降。換言之，過去賦予中國優勢的“人口紅利”正在迅速消失。曾幾何時，工人從生産力相對低的農業行業轉移到生産力更高的采礦業、制造業和服務業，支持了增長，但由于出生率下降和勞動年齡下降，這種動力正在迅速消失人口。這被稱爲“劉易斯轉折點”。

其次，最近世界供應鏈的重組使得海外公司有可能將部分工廠從中國轉移到其他新興經濟體。一旦中國的勞動力供應開始下降，勞動力成本就會上升，低附加值産業將向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新興國家轉移。取而代之的是更先進的工業形象。這正是雁行模式下應該發生的事情。

市場仍然不夠開放

然而，問題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已經取得了如此驚人的成功，即從發展中國家向工業化經濟體轉型，中國是否能夠進入下一個階段。學術界也對中國以美元計價的名義 GDP 何時超過美國的問題非常感興趣。然而，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特別是高附加值産業的增長——是由外資驅動的。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提升本土産業的技術能力，中國就永遠不會成功實現工業化。誠然，就人均GDP而言，中國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然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中國實際上正在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圖顯示，自 2010 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呈下降趨勢。雖然中國經濟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面臨波動，但經濟放緩的根本原因並未改變。“新常態”，換言之，適度增長是新的現實，沒有必要再癡迷于追求快速增長。然而，中國經濟放緩的勢頭有增無減。

綜上所述，在短期內，烏克蘭危機和中美沖突可能會進一步放緩中國經濟。與此同時，中國還面臨著出生率下降和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將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長期問題。外國公司將其供應鏈移出中國的趨勢也阻礙了向更先進的工業形象轉變的努力。

2021 年重返高增長

2021 年，中國的實際 GDP 年增長率爲 8.1%，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長率之一。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這將是令人羨慕的成就。然而，對于中國而言，這種恢複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實際增長僅 2.2% 的反彈。鑒于當年爲抑制 COVID-19 而實施的大規模封鎖和行動限制，這並不奇怪. 盡管如此，2020-21 兩年期間的年化增長率仍僅爲 5.1%，低于 2019 年的 6.0%。當時，這是近二十年來的最低記錄。

此外，與2020年同期相比，中國在2021年前兩個季度的年化增長率分別爲18.3%和7.9%，但第三季度僅爲4.9%，第四季度僅爲4.0%。造成這種“強啓動、弱結束”的增長格局，不僅是反彈效應，而且是中國政府在財政和經濟管理方面的選擇。到年底，政府轉而強調需要更積極地支持經濟。

固定資産投資實際負增長

從需求指標看，2021年增長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産投資快速下降。預計2021年第三季度中國固定資産投資實際增長同比負7%，四季度爲負9%（見圖）。

在整個 2020 年複蘇之後，2021 年末基礎設施投資的下滑是顯著的。在中國，財政刺激不僅來自廣義政府預算，還來自社會保障基金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基礎設施支出、建設專項資金和其他政府引導的資金和項目。

綜合來看，總赤字支出占 GDP 的比重似乎從 2020 年的 17.5% 縮小到 2021 年的 16.5%。以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爲主的地方政府新發行的專項債券在 2021 年也下降了 0.5%。基礎設施建設被推遲，因爲作爲遏制地方政府債務努力的一部分，直到 2021 年下半年才發行債券。然而，這給經濟帶來了下行壓力。

現金流限制導致房地産低迷

房地産投資在 2021 年下半年也大幅下降，估計第三季度實際同比下降 7%，第四季度下降 9%。政府在 2021 年實施了嚴格的貸款監管，爲過熱的房地産市場降溫，尤其是爲了抑制投機行爲。

政府認爲需要促進住房應該是爲了生活而不是爲了投資的心態，于 2020 年 8 月推出了“三條紅線”政策。該政策旨在限制負債與資産的比率、淨負債率和現金與空頭的比率- 定期債務。

然後，對銀行可以向房地産行業提供的總貸款百分比設置上限。然而，由此産生的開發商現金流緊縮以及房地産投資下降是，恒大集團年內債務違約。這表明中國政府致力于將穩定消費支出和降低未來金融風險置于短期經濟增長之上。

消費者支出在 2021 年也出現了下降趨勢，但原因更爲複雜。除了在 2021 年初推動高支出的反彈效應外，下半年增長疲軟可歸因于通脹抑制實際家庭收入增長、半導體短缺導致汽車生産和銷售減少以及消費者在交通和交通方面的支出減少。

最後，出口也遵循同樣的下降模式。雖然2021年下半年中國出口仍以年化10%的速度增長，但上述內需放緩意味著下半年進口增長基本停滯。現在，淨出口對中國增長的貢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邁向“共同富裕”

更公平地重新分配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蛋糕，但它明確表示，“共同繁榮”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通過一個受控的過程來實現。從本質上講，首先強調增長，然後才是分配。

隨著“三條紅線”政策的初步實施，對房地産開發商的貸款限制也有所放松。自 2021 年 10 月起，重新啓動通過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的救助，以確保開發商進一步倒閉不會導致金融危機或對購房者和房地産供應商不利。

中國掌握著全球經濟穩定的關鍵

預計 2022 年中國的增長率約爲 5%。日本對中國市場的經濟依賴意味著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很重要，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于全球後 COVID-19 經濟複蘇也至關重要。

中國“經濟安全”要知道的三件事

2019 年 5 月，中美“高科技冷戰”中最重要的事態發展之一發生。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將華爲和其他幾家中國科技公司加入其“實體”列表。” 該清單經《出口管理法》授權，限制某些實體采購美國技術。

通過這個簡單的舉動，美國對全球領先的智能手機制造商華爲造成了重大打擊。爲了滿足中國對電子産品的巨大國內需求，中國企業一直在進口大量半導體。美國半導體禁運以這種方式針對中國的供應鏈漏洞，有效地切斷了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生計來源。

作爲回應，中國將供應鏈安全和科技創新置于其第十四個五年計劃（2021-25 年）的核心。強調了“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生産鏈和供應鏈”的重要性，以及“努力所有人的重要産品和供應渠道都至少有一個替代來源。”

中國此前在 2015 年發布“中國制造 2025”産業戰略時就已經確定了能夠在國內生産半導體的重要性。2020年8月，隨著政府繼續推進“十四五”規劃，發布了《新時代促進集成電路産業和軟件産業高質量發展若幹政策》的通知。在中國“十三五”科技創新規劃的基礎上，該通知確定了利用各種産業政策工具實現半導體自主的計劃，包括稅收優惠、地方政府投資基金和增加研發支持。

雖然中國圍繞其轉向國內半導體生産的加強，但成功的障礙仍然存在。中國各地正在利用地方政府投資基金的貸款建設若幹半導體制造設施，但人們擔心由于重複和對低質量設施的過度投資，會造成資源浪費。此外，2021年12月，國有半導體制造商清華紫光停止運營並申請重組破産。在那之前，清華紫光集團一直在采取大膽的並購戰略，以債務和大量政府補貼爲後盾，以使其成爲半導體行業的主要參與者。

由于目前西方對先進光刻技術和芯片設計軟件的壟斷，中國可能至少還需要五年時間才能開始國産高端個位數納米芯片。然而，在中低端10-100納米範圍內，中國企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中國已經建立了制造配套材料和儀器的産業能力。一個以完善的價值鏈和可靠而龐大的國內用戶群爲支撐的中國本土半導體産業有可能在 5 到 10 年內開始在全球範圍內競爭。西方可能會後悔最近的行動似乎激起了中國加快建設自主半導體産業的憤怒決心。

中國快速立法“演進”

中國現在已經意識到自己正處于高科技冷戰之中，爲了追求“經濟安全”，最近開始接二連三地制定法律法規。

中國不斷發展的經濟安全方針

2020 年 8 月	限制和禁止技術出口清單的修訂
13 年來的第一次重大修訂，新的數字、人工智能和空間技術領域現在受到更大的限制。
2020 年 9 月	制定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
對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利益或歧視、損害中國企業的外國實體實施制裁。將影響暫停與中國貿易以遵守美國制裁的實體。
2020 年 12 月	出口管制法的頒布
對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受控物品”制定許可要求。適用于提供商品、技術和服務的國內公司以及在第三方交易中再出口受控項目的外國公司。
2021 年 1 月	防止不合理適用外國法律的規定
確立中國公司和公民因外國法律的報告或合規要求而對經濟活動造成不合理幹擾而向其他方索賠經濟損失的權利。
2021 年 6 月	制定反外國制裁立法
允許對歧視中國公民、侵犯中國主權、幹涉中國內政的外國個人和組織采取報複措施。
2021 年 9 月	制定數據安全法
對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出口管制技術和重要科技成果的數據向境外轉移實行審批。
2021 年 11 月	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
總體上符合歐盟關于保護個人信息以及收集、處理和存儲數據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個人數據的海外轉移需要個人同意和中國當局的安全評估。

這種快速的立法演變具有三個特點。

首先，雖然最初是對美國經濟措施的被動反應，但中國的做法迅速演變爲通過效仿美國的立法框架，更加積極地追求經濟安全。特別是，2020 年 12 月生效的《出口管制法》規定，所有“受管制物品”的出口和再出口均須遵守許可要求。這些管制不僅適用于向外國公司提供受管制商品、技術或服務的中國公司或個人，還適用于第三方國家之間就包含中國制造的零部件或在中國開發的技術的産品和服務進行的“再出口”交易.

其次，新立法的監管範圍廣泛而模糊。例如，一項定義“重要核心數據”的提案試圖對“加密、生物學、電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領域對國家安全和經濟競爭力有直接影響的科技成果數據”實施出口管制。力量。”

第三，中國新規的範圍加強了經濟安全，包括更廣泛的“國家安全和利益”。中國網信辦的《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呼應了《國家安全總體展望》中更廣泛的安全概念。作爲對《數據安全法》的補充，草案中提到的可能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所謂關鍵數據包括與“軍事、經濟、文化、社會利益、技術、生態、資源、核設施、近海利益、生物學、外層空間、北極和深海。”

《反外國制裁法》還規定，政府有權對任何以“任何借口”“遏制、打壓”中國或幹涉中國內政的企圖采取相應的反制措施（第3條）。此外，可以對“實施、協助或支持危害我國主權、安全或發展利益的行爲”的任何外國、組織或個人采取反措施（第 15 條）。沒有先例通過以上述綜合方式定義“安全”來證明追求國家利益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