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海外網
資料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東盟外長會上發言。（圖/産經新聞）
在日前閉幕的第53屆東盟外長會及系列會議上，東盟各國對合作抗疫的呼聲表達了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共同關切。不過，此次會議中卻出現了刺耳之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此次東盟外長會上對本國在抗疫過程中的失敗之舉只字不提，卻把矛頭指向中國，大放厥詞。他在會議中“號召”東南亞國家不能無視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蠻橫”，認爲東南亞國家“不能只是說說而已，而應對中國采取行動”。不但如此，蓬佩奧甚至將中國的指責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危言聳聽且極具挑釁地對東盟國家頤指氣使，“不要讓中國共産黨殘踏我們和我們的人民”。蓬佩奧之言用心險惡，毫無底線。人們不禁會問，誰在威脅東盟？
美國的挑撥無非是利用了東盟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爭端，而完全無視中國在解決南海爭端問題上的誠意與靈活性。目前爲止，盡管中國對南海的有關主張具有充分的曆史和法理依據，但從維護世界和平與構建中國-東盟命共同體的良好意願出發，表現出極大善意。中國在南海問題上一直倡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南海爭議區有近千口油井，中國卻沒有一口油井在手。
中國從實際出發，提出了解決南海問題的“雙軌思路”：一方面，中國主張與南海問題當事國就有關爭議進行磋商；另一方面，中國希望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中國-東盟外長視頻會上透露“南海行爲准則”單一磋商文本已完成一讀，標志著有關國家朝著三年完成磋商的目標邁出了關鍵一步，他還主張探討以靈活方式保持“南海行爲准則”磋商進程，有效維護南海和本地區的和平穩定，展現了大國的氣度與擔當。
反觀美國，美國政府對中國采取軍事制衡和政治壓制的舉動，加劇了東盟“被迫選邊”的困境，把東盟逼到了牆角。2016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時曾坦言：“中美關系一旦變糟，新加坡的狀況會變得更加艱難，因爲這樣一來我們就必須選擇，做中國的朋友還是做美國的朋友。我們擔心的是，現在新加坡和雙方都是朋友，我們和中美兩國都沒有爭端，和兩個國家的關系都運轉良好。”2018年李顯龍在被問及貿易爭端對東盟的影響時談到，東盟必須面對大國拉鋸這一現實挑戰，而東盟在不同問題上所承受的壓力不一樣，各國必須針對各種議題逐一斟酌處理。
2020年9月8日印尼外交部長蕾特諾在路透社采訪中說：“東盟和印尼希望告訴所有人，我們已准備好成爲合作夥伴。我們不希望被卷入（中美）對抗”。東盟國家政府的言論正好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照輝在“合作視角下的南海”國際研討會上所言一致，“美國介入南海事務，目的是綁架地區國家，在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打楔子、搞分裂，逼迫東盟國家選邊站”。
當然，東盟不希望成爲大國手中的工具，有維護其中心地位，推動地區合作的考慮。本世紀初開始，東盟與中、日、韓逐步建立了對話夥伴關系，並成爲地區合作中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大國的認可。不過，這僅是硬幣的一面。東盟中心有內部與外部兩個維度。東盟秘書長素林曾解釋說，“東盟中心”有內部和外部之分，外部維度，就是成爲“制定區域發展架構中的驅動力”。而內部維度是“保持團結，加強協調，使東盟成爲有明確共同目標的集體”。在維護東盟外部中心的問題上，並不是所有東盟國家都認爲美國在該地區制衡中國對東盟有利，甚至有些東盟國家想把美國排除在地區之外。這是因爲美國全面幹預東南亞地區安全，不僅指責中國，還讓東盟國家當心中國企業，直接或間接幹涉東盟國家內部事物。這使東盟在東南亞地區安全架構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了嚴峻挑戰。
從實質上來看，東盟最大的顧慮是其內部維度的問題。如果東盟國家受美國印太戰略影響，走向在中美之間各自選邊的危險境地，將威脅東盟內部團結，導致東盟的分裂。2019年東盟新出台的《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展望（第一卷）》（APSC outlook），重申了2016年《2025年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藍圖》的內容，主張將政治安全合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強調了東南亞區域內和區域外東盟的中心性，突出了內部團結對東盟中心性的重要作用。東盟擔心，在傳統安全關系作用下，東盟的戰略運作空間在美國施壓-美國盟友進行戰略配合-中國反制的過程中不斷縮小。
與域外勢力的預期不同，中國與東盟的政治關系並沒有因南海問題受到影響。中國與東盟不斷加強長久合作規劃，同意盡早就《落實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系聯合宣言的行動計劃（2021—2025）》達成一致，雙方將會以2021年東盟與中國對話夥伴國30周年這一契機，充實“戰略夥伴”關系內涵，打造更加牢固的雙邊關系。毫無疑問，域外國家挑撥之舉，注定會失敗。
（範斯聰，武漢大學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