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北京第24屆中國國際教育巡回展上，香港留學展台邊，學生家長正在聽校方介紹課程。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9月19日《南方周末》）
報考港大的省級高考狀元人數在2010年達到頂峰，之後便逐年減少。
2012年，內地生占到香港整體研究生人數約70%。
截至2019年6月前，共有1.57萬香港學生在內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接受高等教育。
在內地學生眼中，香港一直是高性價比的留學與交換勝地。香港排名最高的八大院校中，超過一半保持在世界百強之列。
英國雜志《泰晤士高等教育》近期公布了2020年世界大學排行榜。跻身前百名的香港高校中，除了香港大學微升一名，其他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超過新加坡高校，首次包攬亞洲前兩位。
《泰晤士高等教育》知識總監Phil Baty接受港媒采訪稱，“政治局勢不明朗及不穩定，對任何地方的大學來說並非正面”。該雜志編輯Ellie Bothwell則表示，香港院校的排名尤其受中國內地院校的強勢影響，要維持良好排名，必須保證香港依然是“歡迎留學的地方”。
據媒體報道，新加坡的大學接到了教育部門“延後所有前往香港的學生交流活動”的通知，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均公開表示，原計劃赴港的學生中，有幾位決定取消交流計劃。
某大型留學機構的咨詢顧問張老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部分學生和家長對香港的安全表現出擔憂，有人撤回申請，或是將香港從首選改爲備選。但從咨詢數量來看，她沒有感到對香港的申請意願有顯著下降。香港授課型碩士爲一年學制，“一年讀完就回來了，離家很近，學校也很好，性價比又很高，幹嘛不去呢？”張老師認爲，對學校本身的認可度是更重要的吸引因素。
一些民間交流活動仍在順利開展。中國香港商會的上海分會連續十三年組織香港大學生前往內地進行暑期實習，副會長陳詠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風波發生後，他曾擔心學生取消計劃，但最後證明是虛驚一場。據商會統計，今年暑期共有800名香港大學生在不同團體的組織下來滬實習，人數甚至略高于去年。
和陳詠東一樣，不少香港高校人士認爲，今年的報名在風波前已經完成，因此影響不大，但明年的情況並不樂觀。
香港城市大學此前對媒體稱，香港社會近日的紛爭對香港的大學帶來了影響，尤其有些非本地的學者和學生取消了來港任職、就學或交流。
曾經的“狀元之選”
回歸後第二年，香港高校開始進入內地招生。香港科技大學早在1993年就有招收內地學生的設想，據該校教授丁學良對媒體講述，“和科技相關的本科生源嚴重不足，學校花了很多錢在全世界招聘教員，但相關最優秀的學生卻不愛學理工，要學財經”。
費用成了一個阻礙——香港的大學由政府撥款補貼學費，從內地招來的學生，學費如何解決？直到香港賽馬會提供了最早一筆基金，作爲內地學生的獎學金，香港高校才得以招收第一批內地生。
不過，香港高校對于當時的內地人來說相當陌生。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去香港上大學》一書中寫到，許多家長以爲香港中文大學只教中文，有內地領導以爲香港城市大學專門培養城市建設人才，甚至請他們“幫助通通下水道“。
許多年間，香港學校只能通過北大、清華、複旦、南大等高校的“代招”，把已經考入該校的公費學生推薦給自己。一直到2002年，港校在內地總共才招收幾十名學生。
接下來，香港高校聯合開展宣講會，加大了對內地的宣傳攻勢。2003年，國家教育部允許香港高校在內地自主招生。兩年後，香港八所大學均在北京設立了本科生招收點。
2006年的一項媒體調查顯示，超過六成考生和家長傾向于到香港讀書，部分香港高校的吸引力甚至超過了內地名校。高考狀元選擇香港高校的新聞報道層出不窮——艾瑞深中國校友會網發布的2017年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顯示，從2007到2016年這十年間，香港大學錄取的省級高考狀元數量僅次于清華和北大，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也是位列前十的狀元之選。
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數據顯示，香港八所院校的內地在讀生和交流生數字穩固上升，2018-2019年度的入學內地學生達到了12322人。
許多學生一到香港，語言壓力就會撲面而來。鄧辰剛剛從香港科技大學博士畢業，在港五年，他逐漸形成一些習慣：在校園裏最常用英語，“被聽懂的概率更高一點”；而在內地旅客衆多的旅遊區，普通話會得到最不友好的回應；除此以外在居民區，普通話實際上不會造成太大障礙，“去問路的時候，我碰到不會說普通話的人，他們就會抓一個旁邊會普通話的人，幫我翻譯一下，然後帶我去找路，居民都是很和藹的。”
對鄧辰而言，選擇留學香港首先是看中學校質量和學術訓練，社會原因是次要因素。漸漸地，他欣慰地發現，香港社會在某些方面的成熟度相當高，例如無障礙設施完善有效，民間團體多元發展，“你有任何愛好，都能在香港找到同好會”。
相比內地學校，香港的課堂更講究互動性。北京大學學生李思捷在港交換半年，香港課堂規模小，經常分爲小組進行討論，最終的成績也取決于討論的參與度。鄧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香港教育看中彙報與展示，“也許他們項目做得很差，但講故事都講得很好，我覺得這是西方教育很看重的東西——展示你自己。”
“香港教育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在于比較自由和開放，老師和學生之間真的很平等。”李思捷選修了“性別研究”課程，“老師敢于在課堂上公開自己的性取向，這種自由的氛圍我覺得是挺好的。”
“說不上喜歡，很複雜的感情”
談起香港，李思捷“說不上喜歡，很複雜的感情”。香港的氛圍比她想象的更加壓抑，“你到街上的時候，很少人會笑的，環境又很嘈雜，整個社會充滿了一種很焦慮的感覺。我感覺是社會發展到一個階段，就像日本，它好像就有點喪失活力，所有東西都進入一個特定既定的軌道裏。”
她住在學校宿舍，有一次去校外約見同在香港讀書的學姐，發現對方住在不到十平米的房間裏，洗澡和衛生間要到樓的外面，“雖然我在之前就了解到他們的住房問題非常嚴重，但事實上當我親眼看到，還是覺得震驚，這是我唯一進去過的（香港住宅），從外面看都覺得挺難受的。”
鄧辰與人合租，分攤到六平米的房間，月租4000港幣。香港人用“三面下床”來形容大房間，意思是床的三面都不靠牆，而鄧辰的房間只有“一面下床”。他自認對房間的要求不高，但也不喜歡太擁擠的空間，“走在街上是沒有個人空間的，你得躲來躲去的，會壓力很大”。
香港高校的集體活動和學生組織衆多，“每個宿舍樓都有樓委會，有宣傳部長、生活委員，還要舉行換屆選舉。每個書院有自己的學生會，每個系也有學生會，整個學校還有學生會，他們的參與度特別高，特別熱情，很多大一學生把70-80%的精力都用在這上面了。”李思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一點其實比較值得商榷，如果你不參與這些組織，你可能很難和別人産生聯系，就有一種學校裏異類的感覺。”
在赴港留學的鼎盛時期，香港社會發生了內地學生是否過多的討論。例如2012年，內地生占到香港整體研究生人數約70%。2014年，香港中文大學考慮到內地考生衆多，試卷部分采用簡體字，遭到香港考生批評。曾有立法會議員質疑內地生占用政府補貼，希望高校多培養本地學生。
香港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反駁稱，海外院校大多采用“擇優而錄”方式，不設非本地生的上限。“研究生要幫教授做研究、輔助教學，設非本地生上限，會令本地院校的研究生人數下跌，影響院校的研究能力。”
與此同時，內地學生對香港的熱情卻在慢慢減退。鄧辰分析，過去很多人考慮到外語能力和成本開銷，從海外留學退而求其次選擇了香港，現在這兩點漸漸不成障礙。他在港科大的導師反映，招生生源逐漸變差，“以前她是只招清華的，現在開始招我了……她期望的人，不太會考慮香港，這是逐漸滑落的趨勢”。
曾經的高考狀元們到香港上學後，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的種種差異讓部分人難以適應，不少人最終選擇了退學。報考港大的省級高考狀元人數在2010年達到頂峰，之後便逐年減少。
“思考模式不一樣”
據新華社報道，截至2019年6月前，共有1.57萬香港學生在內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接受高等教育。
到內地就讀的港生主要有兩種途徑申請大學：一種是通過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根據免試招生計劃申請內地學校。據教育部港澳台辦公室，2019年已有112所大學對港免試招生，比2018年再增加10所。另一種是通過全國港澳台聯招考試，每個學校自己設定錄取分數。除此以外，也有部分學生通過暨南大學、華僑大學等單獨的聯招考試或香港校長推薦錄取。
2019年，報考內地高校的香港中學畢業生有10433人，參加免試招生的人數達到了自2012年該計劃推出以來的新高。最熱門的報考大學依次是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
多位受訪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來內地求學的港生大多數在中國內地有緊密的親屬關系，新移民後代或父母一方是內地人的情況居多。對他們而言，內地學校的優勢在于學費便宜，選擇更多。
李志華從小跟隨父母在廣東和香港兩地生活。他在江門讀到高二時，才偶然得知由于自己的香港身份，無法參加普通高考，而聯招的考試內容與平時所學不完全一致，他不知如何准備。最後，他通過暨南大學、華僑大學的兩校聯招考上了暨大。
近些年來，越來越多地區和學校會提早應對聯考，爲港澳台學生開設專門的應試補習班。
進入內地大學後，香港學生無需參加軍訓，還有專門的獎學金等優惠政策。嘉嘉入讀了蘇州大學，她發現內地同學面臨比他們更激烈的競爭、付出了更多努力才得到錄取，也因此學習上更加自覺。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少和她同屆的港澳台學生未能如期畢業。
對大二的淩智來說，在內地上課也有許多困難。課程量變大了，自由時間少了，考高分也變難了。她從高中起就對中國曆史感興趣，于是主動投考了內地高校，她自小就在香港學習了普通話，但上課時仍然不能完全聽懂。
她是全系唯一的香港學生，和內地朋友發微信，她會把繁體字轉化成簡體字，再發給對方。當不熟的人問起，她會告訴對方自己是廣東人，“大家可以平等一些，我希望他不要有別的想法”。
除了“清北複交”等最知名的985高校，香港對內地大部分學校的認知度不高。內地港生回到香港求職時，會遭受不便。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在2019年5月進行了“內地高校畢業港生出路去向研究”，調查指出內地學曆在就業市場上並不具備明顯優勢，可能會吸引有國際背景的企業，但面對一些中小企業，則可能成爲應聘阻礙。
“把他們帶過來看一下就好了”
李子軒在香港讀完高中後，入讀華東師範大學。他觀察到內地和香港的學生組織很不同，“班裏面必須得有班委，每個職責都很清晰，在香港會比較模糊一點，沒有說誰在班上有什麽特別的權利。”
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兩地學生在思維上明顯不同。
“在香港，大部分的思維或者格局是比較小的，可能因爲地方很小，任何地方基本上兩三個小時能到，可能就沒有那種整體、大局觀。而在中國內地，每個人思考問題都是從一個整體，大部分人很關心全球，會把目光放得很遠。”李子軒喜歡浏覽“知乎”，“香港人談到國外，談到英美澳，會直接想我要去移民，有什麽好處。內地的學生會思考，他們制度的利益是從哪裏來的？這種制度有沒有弊端？有弊端，我能不能承受？思考模式不一樣，挺有趣的。”
嘉嘉畢業後在上海工作了一年，隨後應家人要求回到香港。香港機場傷人事件後，她在一家香港媒體的直播下留言，有朋友把她刪除了好友。
風波以來，嘉嘉詢問內地朋友怎麽看待香港，很多人告訴她，不願意再去了。“從原先非常好奇、抱有好感的態度，到現在，所謂隱性的那種優勢就沒有了，”她感到傷心。
這些有兩地生活經驗的香港青年，常需要兩邊澄清香港和內地人對對方的誤解。“他們根本不知道內地的情況。比如我的同事們吧，他們覺得內地人都很有錢，內地人來香港都在買奢侈品，他們都買不起。”嘉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李志華如今回到香港做了攝影記者，他認爲香港媒體對內地負面新聞的放大造成了很多誤解，“他們會有時候會拿一條新聞跟我們討論，我只能說這個問題肯定有，因爲內地實在太大了。”澄清最多的還是內地遊客的素質問題，“自由行開通之後，雖然上一輩遊客不懂規矩的比較多，但年輕一代給人的好感度就會比較多一點。”
李子軒仍然驚訝地發現，香港朋友對內地仍有刻板的印象，基礎建設很差、城市建設很破，“我覺得，解釋吧……其實把他們帶過來看一下就好了。”李子軒感慨。
李子軒回到香港後，和朋友聊起近段時間以來的社會動蕩，他發現，“大家對于什麽東西重要的認識，已經不在一個頻道上。他可能覺得言論自由、政治訴求更重要，我現在覺得，香港未來的發展可能更重要。當我意識到大家不在一個頻道，我會停止這樣的討論，因爲沒有意義。”
（鄧辰、嘉嘉爲化名，感謝張明萌對采訪提供幫助）
南方周末記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實習生 馮雨昕 周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