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沈家本、伍廷芳等人擬定了《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設定了律師制度，律師制度的曆史已過百年。20世紀初，上海出現了我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律師行業組織——上海律師公會，律師協會的曆史已過百年。20世紀初，曹汝霖獲頒中華民國司法部001號律師證，律師的曆史已過百年。
那麽，中國律所的曆史該從何時講起呢？
1978年12月28日，剛剛結束9年服刑的彭真回到北京，三個月後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成立，彭真任主任，中央開始建立一套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取代階級鬥爭政策。
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一天之內通過了七部法律，其中《刑事訴訟法》專設 “辯護”章節，並在第26條明確規定了律師是位列第一的辯護人。同年9月，鄧小平和彭真商議後，決定由新中國第一所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首任院長魏文伯和李運昌重建司法部。
至此，中國律師制度逐漸恢複，中國律師事務所的故事也從這一刻開始正式書寫。
01
體制篇
中國律所組織模式的變化
早在1954年7月，司法部頒布了《關于試驗法院組織制度中幾個問題的通知》，其中指定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武漢、沈陽等大城市依照蘇維埃模式試辦“法律顧問處”開展律師業務，這是中國法律顧問處的開端。
（一）“律師事務所”的誕生與改革前夜
1979年3月，北京高院向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提交了《關于恢複北京市律師協會籌備委員會和北京市法律顧問處的請示報告》，並在4月9日，得到北京市委常委會批複“同意上述報告”，北京市編委會同意重建北京法律顧問處並給予了48人的編制¹。
1979年9月10日，陳守一被北京市委政法部任命爲律協籌委會主任。1979年12月1日，北京市第一法律顧問處建立，主任由傅志人律師擔任²。1980年8月，第二法律顧問處成立，主任由萬敏律師擔任。
1980年8月26日，《律師暫行條例》出台，規定“律師爲國家法律工作者”、“律師執行職務的工作機構是法律顧問處”、“法律顧問處的性質爲事業單位”。
經過數年的運行，法律顧問處的業務範圍和性質已經遠遠超過“顧問”的範疇。1983年，中國第一家律師事務所——蛇口工業區律師事務所在深圳誕生。
1984年8月，司法部決定將“法律顧問處”統一改爲“律師事務所”。同年，成立于1979年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法律顧問處正式改名爲環球律師事務所，這是中國第一家全國性的對外獨立從事國際經濟貿易法律服務的律師業務機構。
環球律師事務所開業儀式
1985年2月，曾俊偉律師擔任了環球的第一任主任，後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26號律師、首批被授予海仲委榮譽仲裁員稱號的高隼來律師接任。1998年，中國第35號律師高移風律師擔任環球主任，高隼來律師轉爲顧問。
隨著中國律師事務所的定位逐漸清晰明確，行業管理機構也逐漸恢複。1980年12月底，廣東省律師協會成立，由時任廣東省司法廳廳長的馬芳兼任會長，這是中國恢複律師制度以來的第一個省級律師協會。
1986年7月，新中國第一次全國律師大會在北京舉行，通過《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章程》並正式成立中華全國律師協會。
1985年，在始終處于改革前列的深圳，徐建成立了深圳市經濟貿易事務所，開始探索承包制。深圳市經濟貿易事務所成立後，自負盈虧，每年向司法局上繳十萬元利潤，6名律師8個月就完成40多萬元的創收，並實現大陸首例律師見證工作，爲律師行業開創了一個新的業務板塊。
徐建律師與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
1987年司法部將一份關于律師體制改革的方案上報國務院，國務院批複可在地方做改革試點。
很快律所改革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展開，1988年2月22日，上海市司法局批准市屬第六律師事務所進行改革試點。1988年5月10日，批准建立全國第一個以個人名義命名的李國機律師事務所，進行合作制試點。
1988年5月4日，由段毅、武偉文、劉雪壇3名律師組成的中國第一家私人合作制律師事務所——段武劉律師事務所成立。時至今日，段毅和劉雪壇律師仍在合夥，他們的律所只有6名律師，名字叫做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主做民工維權業務。
經過數年的實踐和探索後，1988年6月3日，司法部發布了《關于下發<合作制律師事務所試點方案>的通知》，中國第一批被批准合作制試點的律師事務所開始登上曆史舞台，中國律師行業由此邁出了“改變國家包辦律師事務所的重要一步”。
（二）合作制的探索
1988年7月底，原北京市第一律師事務所副主任王以嶺律師與其余四位執業律師共同創辦了北京第一家合作制律師事務所——經緯律師事務所，成立5個月即實現創收26萬元，在1989年至1992年期間，穩居北京律師人均創收之首。
1988年，肖微律師還在中國法律事務中心海南辦事處工作，作爲司法部直屬，唯一的“中字頭”、正局級律所，前途一片光明。但當肖微律師聽到有嘗試創建合作所的機會時，他毅然選擇放棄中國法律事務中心的工作。除了肖微律師，還有中國恢複法學教育以後的第一批老師、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到哈佛做訪問學者的王之龍先生，赴美留學歸來的紅二代武曉骥，以及在君合“二進宮”的儲賀軍（曾在美國通用汽車當法務，2010年重回君合）和嫁到美國的段海海，幾人共同創建了君合律師事務所，並在1994年改制爲合夥制，君合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啓了中國頂尖大所的時刻表。
第一批實行合作制試點的律所除君合、經緯之外，還有北方和大地。
1988年3月，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成立，彭真之子付洋離開了工作九年之久的全國人大法工委，到康華總公司主持法務工作。不久，成立了由司法部和康華總公司雙重領導的康華律師事務所，付洋律師任事務所主任，鄭小虎律師任辦公室主任。12月6日成立黨支部，鄭小虎律師任黨支部書記。康華律師事務所全年承辦法律事務71件，職工人數27人，其中律師22人。
1989年12月，司法部批准康華律師事務所更名爲康達律師事務所，隸屬于司法部管理。康達律師事務所是首批取得司法部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授予的證券法律業務執業資格的律師事務所之一。
合作制律師事務所的出現是中國律師發展、改革曆程中的一個裏程碑，它突破了國辦所是中國律所唯一組織形式的模式，改變了“律師是國家法律工作者”的觀念，拉開了律師對律所擁有自主管理權的序幕。1993年，中國合作制律師事務所已達505家，占全國律師事務所總數的9.85%³。
（三）合夥制的曙光與律師創業潮
合作制律所的試點成果表明，中國律師業已經具備獨立發展的潛力，但是隨著律所組織形式改革的不斷深入，合作制律所財産歸屬不明的缺點開始顯現，律師制度需要進一步的深化改革。
1993年，隨著中共十四大的召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正式確立，中國律師制度的改革也邁出了最艱難的一步。12月6日，國務院原則同意司法部《關于深化律師工作改革的方案》，批准司法部組織試行。在這一年，司法部允許創辦私人律師事務所，掀起律師創業的浪潮，全國各地國辦所、合作所也再度迎來制度改革的良機。
徐家力律師與中國著名法學家江平老師
1992年，北大畢業後分配到最高檢做檢察官的徐家力與在最高院工作的李京生共同創立了隆安律師事務所。隆安成爲國內第一家全部由法學碩士研究生組成的律所，也是當時北京市司法局批准的少數幾家合作制律所之一。四年後，經北京市司法局批複，隆安改制爲合夥制律師事務所，徐家力、李京生、李大中（1994年加入隆安）成爲隆安的創始合夥人。
1993年，曾在司法部擔任政治部組宣處處長的王麗創建了由司法部直屬的中國律師事務中心，並在北京飯店正式挂牌，這就是日後被稱爲中國法律服務“國家隊”的德恒律師事務所的前身，德恒與“三峽”超過20年的合作關系，早已在業內傳爲佳話。
同年，在祖國的東北角，嶽成律師毅然辭去公職，以自己的名字創辦了黑龍江省第一家合夥制律師事務所。早在1980年中國律師制度恢複的第二年，嶽成被調入海倫縣法律顧問處，1986年又被調入哈爾濱從事法律工作。1997年，北京嶽成律師事務所設立，原黑龍江所轉爲分所。
1995年，田文昌律師辭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副主任後又辭去公職，創立了京都律師事務所。以田文昌爲核心的教授、博士團隊在訴訟法律服務領域縱橫捭阖，京都的第一張王牌業務得以誕生。
京都律所與大港油田公司常年法律顧問簽字儀式
在京都成立之初，中國第一個行政法博士、第一個民事訴訟法博士、第一個留蘇的法學博士等中青年學術精英雲集，京都所也被稱爲“博士教授律所”。
在合夥制改革的浪潮中，北京律師業的改革無疑走在了最前端。在1994年，北京合作所61家、合夥所46家、國辦所53家⁴，呈三足鼎立之勢。北京市司法局按照司法部關于律師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和部署，以“三個有利于”爲標准，以“兩不四自”爲方向，以“合夥所”爲主要組織形式，不斷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最終形成了以合夥所爲主體、多種組織形式律所並存的新格局。
與嶽成律師、田文昌律師走上同樣道路的還有中倫的張學兵律師、天達的李大進律師、君澤君的陶修明律師、競天的彭學軍律師等等，在那一時期，中國律所朝氣蓬勃。
1996年5月，新中國第一部《律師法》正式頒布，其中第18條明確規定可以設立合夥制律師事務所，明文廢止了“法律顧問處”。律師的定位也從“國家的法律工作者”變成了“爲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
（四）蓬勃發展後的精細化運營
在《律師法》頒布後的十年間，伴隨著市場化經濟體制的完善，與社會法律服務體系的建設，中國法律服務行業迎來爆發期。在律所數量飛速增長的同時，中國頂尖律所開始修煉“內功”，經營管理逐漸向同等級的的經濟體看齊，一時之間一體化、公司化、提成制、工薪制、計點制等新鮮詞彙，開始在律師之間被更多地談起。
1996年，剛剛創所5年的金杜，就展露出了要成爲一家卓越律所的雄心。開始從一家提成制律所向一體化律所的轉型，金杜的平台化優勢就此得以奠定。
作爲由赴美歸國的留學生創建的涉外律所，段和段在90年代就開始進行公司化管理和“lock step”分配體制，這爲段和段今後20余年的穩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02年，中豪在袁小彬的運籌帷幄下開始進行公司制改革。袁小彬律師設計了“分步走”的改革策略，分批次轉型，摒棄提成制，但短期內允許工薪制和提成制並存， 3年內要全部過渡爲工薪制。最終中豪確立了律師不挂靠、分所不加盟，全員授薪、合夥人計點的管理機制，中豪的蓬勃發展證明了其改革的意義。
2004年，漢坤以制度立所，律所的收入、支出、分配都由律所作爲一個整體進行。合夥人、律師、行政人員的所有招聘都由律所統一進行。律所人員的薪酬、福利、待遇、成長路徑都由律所統一協調管理，內部層級清晰，決策程序垂直，制度成爲漢坤能夠後來者而居上的關鍵。
2004年，王忠德律師加入大成律師事務所，大成逐漸形成“議、決、行、監”相對分離的民主管理制度，由合夥人會議形成意識，董事局會議形成決策，管委會負責執行，監委會負責監督。
2005年，泰和泰管理體制改革，委員會制度開始施行。泰和泰在律所內部設立管理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制度，合夥人大會是最高決策機構，管理委員會是執行機構，並提出所有合夥人都有參與管理的權利和義務。
2007年，對律所管理有著深度研究的梅向榮律師加入盈科，職業經理人制度開始成爲盈科沿用至今的“鐵律”。
同一時期，炜衡創造了獨特的財務互助制度，即每位合夥人拿出收入的6%，對短期內沒有收入的、年長的、或面臨難處的律師提供幫助，集全所之力幫助其克服困難。
21世紀打開的不僅僅是新世紀的大門，也是中國律所的變革之門，在21世紀最初的十年間，中國律所的改革風起雲湧，中國律所在這一時期抖落沉積許久的斑斑“鏽迹”，重新煥發了無限的生機。
2007年10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上通過的對律師法的第二次修訂，中國律師重新定義爲“爲當事人服務”。取消了合作所的法律地位，可以設立特殊的普通合夥制律所，個人所的法律地位得到確立，國資所開始扮演填補法律服務盲區的角色。
隨後，中國律所再迎改制潮。2008年6月-11月，北京大成、新中銀、江蘇維世德申請改制。2009年11月，北京大成成爲北京首家特殊的普通合夥制律所，到12年底北京特殊的普通合夥制律所已達5家分別爲大成、尚公、德恒、金誠同達、中倫⁵。
而作爲中國法律服務行業重鎮的上海在2012年12月，才迎來第一家特殊的普通合夥制律所——上海協力律師事務所，一年後，錦天城成爲上海的第二家特殊的普通合夥制律所。
至此，中國律所的制度改革告一段落，從最初政府管轄的國辦所，轉變爲律師合夥經營挂靠在政府機構下的合作所，再根據市場的變化和需要進一步改革爲合夥所，直到2007年爲了適應和滿足中國律所的規模化和國際化，而誕生的特殊的普通合夥制律所。40年的曆史，中國律所從粗放經營走向精細化運作，中國律所的體制緊跟時代需求而變。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科技的不斷應用，我們誰都不知道中國律所的未來到底會變成什麽樣，我們能做的就是准備好一切，然後拭目以待。
02
市場篇
中國律所的市場變化與經濟發展同步
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百廢待興，法制建設剛剛恢複，伴隨著“撥亂反正”的浪潮，律師承接了大量的“平反”訴訟業務，在律師制度恢複之初，訴訟代理占據了法律服務95%的份額，是律師業務的主要來源。
（一）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萌芽
1978年12月12日，周納新律師和江浩律師代理了中國律師制度恢複之後的第一起刑事案件⁶。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依法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進行了公開審判，剛剛結束15年勞改的張思之律師出任“兩案”的辯護小組組長。
著名律師張思之（左一）曾被安排做江青的辯護律師
在那一時期法律顧問處只有刑事辯護和婚姻家庭以及爲一些國營、集體企業提供法律顧問等業務。
隨著中國法治社會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民事案件與經濟案件逐漸增加，對律師辦案的專業性也提出新的要求。于是，北京法律顧問處開始分爲刑事組、民事組、經濟組，再後來逐漸演變成第一法律顧問處、第二法律顧問處、第三法律顧問處，直到最後更名爲“律師事務所”。
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開始全面實施，國營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得到了明顯的改善。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曆史性腳步。
1983年，中國第一家經司法部批准的辦理涉外法律事務的律師執業機構——廣東對外經濟法律顧問處成立。到10月，全國第一家從事涉外業務的律師事務所——深圳市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成立，中國涉外法律服務市場的曆史從此開始。
1985年，中國律師共提供涉外法律服務4324件⁷。
1986年，天冊律師事務所的前身——杭州市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成立。當時，中央提出要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口號，要打開國門，走向藍海。1月4日，浙江作爲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響應國家號召頒發《浙江省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工作暫行管理辦法》，開始引入國外資本，這就需要有能夠提供涉外法律服務的律所和律師。于是，當時杭州市第三家市屬國辦所——杭州市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成立，王秋潮律師是第一任主任。當時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接受國內企業走出去和國外企業走進來的相關委托。
1988年，天冊現任主任章靖忠離開浙江省政法委來到杭州市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當時的章靖忠律師作爲浙江省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法律畢業生剛剛畢業4年。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年輕人在將來會和王秋潮一起將天冊帶到今日的高度。
1994年，浙江省實行第一批合作制律所改革，杭州市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更名爲天冊律師事務所，這是一家在日後一直占據浙江法律服務市場頭部的區域性標杆大所。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定了深圳等經濟特區，並給予特區優惠的政策，鼓勵特區招商引資，優先發展。這些舉措大大促進了跨國公司的在華投資，形成了持續的投資熱潮。律師業務類型也開始逐漸變的多樣化，除傳統的訴訟業務外，金融證券、投資並購、仲裁、知識産權等新興市場也開始出現。
（二）中國律所的黃金時代
1993年，隨著中共十四大的召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正式確立，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企業實行優勝劣汰，促進生産和需求的及時協調。
在中國經濟從體制化向市場化轉變的曆史時期，伴隨著社會經濟形勢變化産生了日後最頂尖的一批中國律所。
早在1991年，張學兵還只是中國法律事務中心一名26歲的年輕人，因爲工作表現出色，得到了一套兩居室住房作爲獎勵，當時他剛剛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三年。他發現身邊的很多同事辭職後都自己創辦了律所，肖微、武曉骥、儲賀軍等人創建了君合，英語最好的韓小京、邸曉峰等人創辦了通商。
1992年底，國務院在《關于全面進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見》中明確了房改的總目標，這意味著“房子”將進入市場，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機會。1992年張學兵與李文、開糧、楊若寒等人在京城大廈1608室創辦了中倫律師事務所，中國的房地産法律服務業務在中倫手中得以拓展，中倫通過自身的努力以及行業的持續推動，拓展了律師進入非訴業務領域的空間，將律師服務貫穿了從拿地、開發、建設、銷售、抵押貸款，到租賃、物業管理等地産開發的全過程。
早在1988年，高西慶和王波明等人共同撰寫了《關于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治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日後這份建議被譽爲“中國證券市場的白皮書”）以及《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
高西慶（左二）與1981屆研究生同學合影
1991年，留美歸來的高西慶等人成立了海問證券投資咨詢事務所，主要協助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1992年，高西慶爭取到參與北京市司法局合作制律師事務所試點的機會，高西慶、何斐、趙燕等6名合夥人以海問咨詢的法律骨幹爲班底，創立北京市海問律師事務所（1992年10月，中國證監會成立，高西慶擔任首席律師和發行部主任，不再擔任海問合夥人）。創立初期，海問律師事務所和海問咨詢互相協調補充，向客戶提供全方面的改制服務，成功完成了青島啤酒、儀征化纖、慶鈴汽車等企業的改制和境外上市，沈陽金杯汽車的規範化重組及上海證券交易所挂牌。
1992年，在北京大學任職的王立華決定“下海”，與他一同“下海”的還有甯成、李方、李鵬等幾位創始合夥人，共同創立了“開元”律師事務所，正是這批優秀的創始人奠定了“開元”的專業基礎，不僅在傳統的訴訟、仲裁業務領域風生水起，在涉外的證券、投資、並購反壟斷等領域同樣嶄露頭角。
1993年，“開元” 搬遷至大百科，並代表衆多國內企業就海灣戰爭導致的損失進行國際索賠。1994年，開元律師事務所更名爲天元律師事務所，改制爲合夥制律師事務所。
1993年，在貿易促進會法律部工作的王俊峰發現，中國的律師事務所很少有從事國際法律服務的實踐經驗，常常在國際投資與經貿活動中被外國律師所輕視。于是，王俊峰和三位貿促會的同事，以及兩位分別在最高人民法院、國家土地局工作的同學創辦了金杜律師事務所。
創立伊始，金杜就瞄准國內及對華投資企業，致力于爲其提供國際一流水平的法律服務。基于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和相對集中的法律市場業務領域，金杜形成了以外商投資和一般性涉外業務及涉外仲裁爲主的業務結構。
1992年下半年，郭峰，唐金龍，董安生，朱玉栓，江華，鮑卉芳，劉玉明“中銀七君子”開始籌劃創立合夥制律師事務所。1993年中銀律師事務所獲批正式成立，合夥人董安生律師擔任中銀律師事務所第一任主任。同年，中銀律師事務所第一家客戶“天橋百貨”成功登陸上海證券交易所，中銀律師事務所贏得了“爲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提供法律服務”的美譽。
在90年代的A股市場上，只有擁有證券從業資格的律師才可以簽署上報證監會的法律意見書，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證券律師”被視爲一種特殊的專業存在。
1992年，韓小京、邸曉峰和劉鋼分別從中國法律事務中心和中國國際律師交流中心辭職，在賽特購物中心，拉開了通商律師事務所的序幕。設立伊始通商的主要業務是代表中國的銀行或財團進行貸款和境外發債。
1993年，中國企業開始走向境外的資本市場，馬鞍山鋼鐵和昆明機床兩個H股上市項目，讓通商成爲第一批從事境外資本市場業務的律師事務所，使其與境外頂尖投行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這也是此後20年裏，我們總能在大型境外上市項目中看到通商律師身影的原因。
1994年，張利國與另外兩位合夥人一起創立了國方律師事務所。辭職前在央企做法務的張利國有機會去美國的律所進行交流和學習，在與境外同行的交流中，他發現雖然當時境內的資本市場尚處于萌芽狀態，但隨著中國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資本市場的興起是必然之勢，未來非訴領域將會是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主流。于是，張利國在創立國方律師事務所之初，就瞄准初露曙光的資本市場。2004年，國方所進行了重組，分立形成的“國楓律師事務所”在張利國的帶領下踏上了嶄新征程。
1992年的上海外灘
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開，確立以浦東特區爲龍頭，把上海建設成爲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從而帶動長江經濟帶實現跨越式的發展。與此同時，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另一出“重頭戲”在上海鳴鑼開場。
1993年，浦東還沒有建起一座高樓，已經拿到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學位的段褀華卻不想繼續在美國律所工作，在曆史的機遇面前，段褀華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祖國。1993年的中國剛剛放開市場，外企進入中國尋找發展機會離不開中立的社會機構提供法律服務，段褀華意識到開拓中國律所的涉外業務就是他創辦律所的使命。同年，段和段律師事務所成立。創立之初，段和段聚集了一批具有海外背景的精英法律人士，精湛的業務能力讓他們很快就贏得了良好的信譽和外企客戶的認可。
當段褀華和段和段的律師們在涉外法律服務市場上縱橫披靡的時候，上海灘的另外一群年輕人，同樣將目光鎖定在中國高端業務市場。
1993年，剛剛從複旦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周志峰和呂曉東與3位來自上海第三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一起創辦了方達律師事務所。在90年代初，上海設立證券交易中心，這爲初生的方達帶來發展的良機。方達的李骐和黃偉民兩位律師有幸參與了國內第一個有律師參與的IPO項目。在此後的數年間，方達參與了近百家中國公司的上市項目，直到現在方達仍占據著中國資本市場法律服務的重要份額。
1998年，上海律所的涉外業務發展迅速，具有海外工作和學習背景的律師紛紛回國創辦律所，中國律所的國際服務能力劇增。但與此同時，中國律所滯後的管理模式與經營方式，難以滿足應對超大型、高度專業的跨區域法律服務需求。
同在1998年，作爲上海涉外領域的知名律師，俞衛鋒、韓炯、秦悅民在與國外律所的合作與競爭中，他們意識到律師團隊協作的重要性。于是，一家致力于從事國際業務的新型律所——上海通力律師事務所就此誕生。
90年代，北京和上海幾乎覆蓋了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全部業務。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加速，以及始于1996年的“西部大開發”政策，經濟發展從沿海發達地區逐步深入到內地，隨之産生的大量法律服務需求，催生了中國最具代表性的一批區域大所。
（三）區域服務市場的崛起
1993年，當時正值我國金融體制變革，各個國有專業銀行逐步向商業銀行改制。同時，由于改革開放後民衆的貸款等經濟活動量快速上升，糾紛也隨之增加。
爲了借助社會的力量應對日益增長的法律事務，特殊的時代和地域背景下，工商銀行甯夏分行與區司法廳合辦的“非典型性”國資所甯夏興業律師事務所于1993年9月1日獲批，曾經的工商銀行甯夏分行法律事務處處長祖貴洲與盧志斌、塗國城、楊凝華四人一同開啓了興業的征途。在銀行工作多年，同時具有經濟師和律師職業資格，擁有豐富金融法律知識和經驗的祖貴洲深知具備跨學科知識結構的重要性，並爲興業的非訴業務發展作了前瞻性的規劃。
興業一路伴隨著銀川以及周邊地區企業的發展而成長爲西北商事業務領先的綜合型大所。而在當前“兵家混戰”的法律服務行業，銀川已是諸多京滬大所的必爭之地，硝煙四起，興業必須應對時代和行業的變革。
1994年，鄭金都在美國密蘇裏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這段經曆讓他看到了中美法律服務市場的巨大差異，也意識到中國非訴法律服務市場的巨大空間。
1994年，浙江省第一家鄉鎮企業萬向錢潮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上市。
1997年，浙江第一個以省委名義下發的扶持民營經濟的政策性文件 《關于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通知》出台，明確了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提出要以“三個有利于”爲標准，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積極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在政策上一視同仁。到1997年底，浙江經工商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已達153.2萬戶和9.2萬戶⁸。在浙江國強律師事務所任副主任的鄭金都意識到，是時候創辦一家屬于自己的律所了。
四位創始合夥人：朱亞元、鄭金都、俞國根、李靜（從左至右）
1998年，鄭金都和自己曾經的杭大法律系同事俞國根、李靜、朱亞元共同創辦了六和律師事務所，以法律顧問爲基礎，以非訴爲主，訴訟和仲裁爲輔，構建了六和初期的主要業務布局。
1995年6月，在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市羅湖陽光酒店B座9層，深圳市大和律師事務所（廣和律師事務所的前身）經廣東省司法廳批准成立。1996年10月，童新律師被推舉爲深圳市律協第一屆房地産專業委員會主任。2002年10月，廣和執業律師首次突破100人⁹，成爲廣東乃至華南第一家百人律師事務所。
1995年，在西南政法學院工作的韓德雲決定辭去教職下海成爲執業律師，發起創立了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1982年，韓德雲在西南政法學院師資班哲學專業本科畢業後，曾留學于美國洛杉矶加州大學法學院，並獲研究生學曆。因此，索通也就成爲西部第一家以留學生爲主的律師事務所。
韓德雲律師從2011年開始擔任重慶律協會長，直到2019年卸任，而接過重慶律協會長交椅的正是重慶另外一家“億元級”大所——中豪律師事務所的袁小彬主任。
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政府機構正式挂牌。重慶至此在曆史上第三次成爲直轄市。同年，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並在體制內工作過的袁小彬，毅然“下海”創立了中豪律師事務所。創立伊始，中豪專注于商事法律服務，中豪覆蓋的地域伴隨著客戶的需求不斷延伸。
新千年的鍾聲敲響，廣東大和律所經廣東省司法廳批准，大和更名爲廣東廣和律師事務所，辦公地址遷至深圳世貿廣場A座20樓。索通開始完善自身，進行公司化改革。中豪也將擴張的腳步延伸至上海，成爲首家在東部地區開設分支機構的西南律所。
2000年，世紀之交，中國在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做著最後的准備，中國內地市場進一步放開，資本熱潮湧入冷清的西部地區。
2000年4月，在成都濱江賓館內來自四川興立律所的程守太、倪弘、劉俊三人和另一名創始合夥人周敏正在爲新律所的名字爭論不休。5月25日，泰和泰律師事務所正式通過批示。創業伊始，幾位合夥人就決定購買成都市中心的世界貿易中心作爲辦公室，這一舉動奠定了泰和泰品牌化、規模化、綜合化大所的基調。
在經濟高速發展，資本市場令無數律所趨之若鹜的同時，一群特殊的人同樣以律所的業務爲導向，但卻拐入了律所發展的另一條道路，爲中國律所的發展開辟了新的路徑。在20年後，走在這條路上的律所越來越多，成爲中國中小型律所發展的必經之路。
（四）專業服務市場的進擊
1995年2月，陽光時代律師事務所得到批複，原浙江省電力局的陳臻正式下海。
陳臻是1978級浙江大學電力系統自動化專業的畢業生，也是由錢三強院長親自簽發畢業證的一屆學子。1995年，陳臻在祖國需要她的時候毅然“下海”，在浙江創辦起第一個專注于能源行業的律師事務所，就是今天的陽光時代律師事務所。“陽光”寓意“永恒的能源與公平公正的法治環境”，創辦一家能“與國際接軌的能源、電力專業所”是當時的目標。
談及專業所，知識産權領域誕生了中國最早的一批專業化律所。談及中國的知識産權領域，就不得不提一位讓人欽佩與敬仰的老人——中國002號律師執照的持有者新中國第一代律師柳谷書。
1979年3月，在瑞士第二大城市日內瓦，“國際商標注冊條約會議”如期召開，柳谷書作爲中方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列席。
回國之後，他向中國專利局提出關于專利制度的一系列設想，用了兩年的時間多次出國考察調研。1984年3月12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正式公布，專利問題開始有法可依，中國律師多了一片可以耕耘的天地。三天之後，63歲的柳谷書受中國貿促會的委托，赴香港創建中國專利代理有限公司。
柳谷書（右一）和前聯邦德國專利局局長豪依賽爾（中）及原中國專利局副局長沈堯曾
1992年9月4日，全國人大作出專利法第一次修改的決定。修改後的專利法自1993年1月1日起實施。此法擴大了對化學品、藥品的專利保護範圍，加強了對侵犯專利權的處罰。同時，對涉外代理機構的批准權限亦由國務院下放到原中國專利局。
1993年3月10日，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任建新與WIPO總幹事Bogsh博士向一家新生的律所發送了賀電。這家律所就是中國第一家私人合夥制的專利代理機構——Liu, Shen & Associates（柳沈律師事務所）。其中“柳沈”二字更是出自兩位業界泰鬥，“柳”代表中國專利制度建立和産生的推動者和見證人柳谷書先生，“沈”代表原中國專利局副局長、專利審查業務的專家沈堯曾先生。
1995年，柳沈在司法部注冊，正式成爲一家律師事務所。柳沈所從此具備了向客戶提供包括訴訟業務在內的全方位法律服務的能力。
1997年，國外在中國的專利申請數第一次突破2萬件大關，使得7家涉外代理機構的代理壓力明顯增加。爲了適應新的發展趨勢，原中國專利局更名爲國家知識産權局，在1998年12月4日和1999年7月19日，先後指定了6家涉外代理機構，其中包括最早的民營代理機構三友公司以及司法部下屬的中咨律師事務所。
中咨律師事務所成立于1993年4月8日，由趙玉林與賈軍、蘇勝、孫軍豹等在首都體育館南路6號新世紀飯店共同創建，趙玉林律師擔任第一屆主任¹⁰。1999年7月，經司法部同意並經中國知識産權局批准，中咨所獲得涉外專利代理業務的資質，成爲中國首家具有涉外專利代理資質的律師事務所。
同在1999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前夜。爲了適應新的形勢，中國開始大規模的脫鈎改制，改制後的中介機構，其組織形式只能是合夥制或有限責任制。這場轉型風暴席卷了全國各省市、各部委、各高校的代理機構。這場風暴同樣席卷了許多的專利代理機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的所長帶領20多位骨幹辭離，加盟中咨律師事務所，爲中咨律師事務所的知識産權業務注入了一股強勁的動力。
在上世紀的90年代，致力于中國涉外專利領域研究的律所還有北京的小松事務所、高博隆華專利代理所（高文律師事務所前身）、正見所（正見永申律師事務所前身）以及天津的三元事務所等，他們都是新體制的探索者。
（五）“入世”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叠代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卡塔爾首都多哈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中國開啓了未來十幾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上行通道，中國在貿易、投資等領域的市場不斷擴大，法律服務需求也不斷增長，拓寬了法律服務行業的業務範圍，中國律所迎來新一輪的發展浪潮。
2001年，郝惠珍、趙興仁等律師創辦了盈科律師事務所。
2001年冬天，曾執業于中倫律師事務所，師從陳文律師的王清友律師決定和其余六位合夥人共同成立安理律師事務所。
2001年7月，北京市高博隆華律師事務所正式挂牌，並在9年後更名爲北京高文律師事務所。
2002年，師從當代著名法學家王利明教授的楊光律師創立了蘭台律師事務所。
2005年，曾先後執業于上海市嘉誠律師事務所與上海市虹橋正瀚律師事務所的周波律師創辦了上海瀛泰律師事務所。
在21世紀初誕生的這一批高端商事律所中最具特色的當屬天同和漢坤。
2002年，曾先後供職于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國證監會的蔣勇律師創立了天同律師事務所。從創立開始，天同的目光就從未離開過高風險的訴訟案件，特別擅長處理最高法院及高級法院的二審和再審民商事案件，是在最高法院及高級法院代理案件數量最多、勝訴率最高的律師事務所之一。
在極其重視經驗與積累的法律服務市場，很難想象一家2004年成立的律所可以與成立于上世紀的紅圈大所相提並論，但傳奇往往都是人創造的，一切就是那樣真實的發生了。
2004年，漢坤律師事務所創立。雖然相比傳統大所漢坤已經晚了十年，但在尚未做到領域細分的法律服務行業，漢坤還是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漢坤創始合夥人均爲在中國頂尖涉外所工作多年的中堅商務律師，其業務圍繞跨國公司和本土高成長型企業展開是必然之舉。如今的漢坤，權益合夥人已達30余位，人均創收超過千萬，已和“紅圈所”等量齊觀。
在21世紀的前十年，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穩步高速增長。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法律服務行業同樣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法律服務市場不斷擴大，中國律所的服務能力和核心競爭力不斷增強，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中國律所可以提供高質量的法律服務。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揚帆出海，中國律所借此東風，緊隨“一帶一路”的前進腳步，正在將中國法律服務的影響力擴散到“一帶一路”的各個角落。據不完全數據統計，當前，中國律所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1個國家，已設立135個分支機構，全面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法律服務市場，中國律所正踏入國際法律服務的棋局之中，合縱連橫，先手博弈，開辟出一片嶄新的天地。
03
規模篇
中國律所的“大”與“強”
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十年裏，中國律師業經曆改造與重建後已初具規模。1957年6月，在全國的19個省份中，參照蘇維埃模式成立的法律顧問處已經達到820個，總計有2572名專職律師和350名兼職律師¹。但隨後不久的“反右”運動，將律師這一職業徹底打成右派，公檢法體系被砸爛。直到1979年，律師這一職業才再次出現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
（一）中國律師行業的規模
1979年，中國律師人數公認的數據是212人²，需要注意的是，此時中國還沒有建立律師執業許可制度，所以這裏的律師應該指從事律師工作的人。
1981年5月7日，北京市司法局根據《律師暫行條例》的規定，結合1979年律師制度恢複時期的狀況，正式批准授予周玉玺、傅志人、周納新等41人律師資格³。這是中國律師在恢複律師制度後第一次被正式的承認。
此後中國律師業迅速恢複，到1981年底，中國已有法律顧問處（1983年後陸續改爲國辦律師事務所，簡稱國辦所）1465個，律師工作人員5500人（其中有很多兼職律師）。
全國法律業大黑龍江分校八五年招生錄取工作會議
律師業恢複後，律師的來源成爲了限制中國律師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由于五十年代老律師們的心酸遭遇，導致“五院四系”（中國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和北大、人大、武大、吉大的法律系）的很多畢業生並不願意進入這一行業。
1986年9月27日，我國舉辦了首次律師資格全國統一考試。據統計，當年共有2.9萬人報名參考，有1134人成績合格取得律師資格⁴，這爲中國律所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直到1988年，我國開始合作制律師事務所嘗試時，我國律師總人數仍舊不足3萬人。
國家律師資格貴陽發證大會
1993年，中國律師改革再進一步，司法部開始允許創辦私人律師事務所，大批的政府公職人員“下海”創辦律師事務所，中國律師事務所的數量激增，達到5000余家⁵。
在1996年《律師法》正式實施前，全國律所數量已經到達8265家，三年時間中國律所以每年1000余家的速度增長著。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法治體系的建設以及人民法律意識的提升，中國律所數量進一步增加。截止到2008年12月底，中國共有律師事務所14467家，其中合夥所11672家，國資所1409家，合作所765家，個人所621家⁶。
2019年，司法部公布2018年度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統計分析情況。截止2018年底，全國共有執業律師42.3萬人，律所數量達3萬余家，其中合夥所2萬余家，國資所1100多家，個人所9140多家，百人以上律所已達260余家。盈科律師事務所主任梅向榮律師預測，在未來的十五年內，中國的律師更將達到史無前例的150萬人，中國法律服務行業將獲得更大的發展。
在中國律師行業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中國律所的規模化也在同步進行。中國律所實現規模化發展的主要方式包括分所建設、合並、聯盟等多種形式。
（二）中國律所的地域規模化
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和海南經濟特區同時成立，中國法律事務中心隨之成立了海南辦公室。在那一時期，政府的法律服務機構在北上廣深等經濟最先放開的地區設立了分支機構，是中國律所規模化的雛形。
1992年之後，中國市場經濟進程加快，中國律所數量不斷增加，規模化擴張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1987年10月7日，海口至北京航班開航，海南省籌備組的領導參加了剪彩儀式
1992年，海南經濟快速發展，君合在海南經濟特區設立了君合的第一家分所。
1994年，君合在上海設立分所，是中國第一家在上海設立分所的律所。
1998年，隆安邁出規模化的第一步，在上海設立分所。一年之後，隆安在沈陽布局，成立了第二家分所。
1998年，德恒設立上海分所。
1999年，天元設立上海分所。
1999年，京都設立上海分所。
1999年，中倫上海分所成立，執業場所爲上海市南京西路580號2516室（南征大廈）。
在90年代，金杜在上海、廣州、深圳的辦公室先後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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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的前五年，“入世”帶來的經濟發展，進一步催生中國律所的規模化擴張。在中國律所規模化的第一階段北上廣深的法律服務市場是各大律所爭奪的重點地區。
深圳證券交易所開業新聞發布會
2000年，方達在深圳設立分所，深圳也是中國第二個擁有證券交易中心的城市。
2000年，剛剛成立三年的中豪開啓擴張，在上海和成都，成立兩家分所。
2000年，京都在深圳設立分所。
2002年，通力瞄准北京市場，成立了北京辦公室。
2002年，中倫深圳分所成立。
2002年，君澤君上海分所成立。
2003年，西南大所泰和泰宣布進京布局。
2003年，炜衡進軍上海，成立上海分所。
2003年，廣和律師事務所珠海分所成立。
2003年，京都大連分所成立。
2004年，君澤君深圳分所正式成立。
2004年，方達成立北京辦公室，由當時方達上海辦公室的周志峰、深圳辦公室的丁繼棟，加上謝爾曼·思特靈香港辦公室的周傳傑以及從美富北京辦公室加盟的季翔律師一起創建。
2005年，中銀上海分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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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新修訂的《律師法》第15條規定：“合夥律師事務所可以采用普通合夥或者特殊的普通合夥形式設立。合夥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按照合夥形式對該律師事務所的債務依法承擔責任”。這一規定的出台掀起了中國律所規模化發展的第二階段高潮。
自2009年始，隆安先後成立了廣州、南京、天津、濟南、蘇州、南通、株洲、大連、太原等十余家分所。
中銀律師事務所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先後成立了深圳、廈門、濟南、廣西、福州、雞西、台州、長沙、銀川、南京、蘇州、杭州、天津、青島等十余家分支機構。
君澤君律師事務所先後成立了天津、南京、成都、廣州、長沙等多家分所。
德恒律師事務所更是在長春、天津、大連、長沙、武漢、沈陽、西安、濟南、杭州、鄭州、重慶、烏魯木齊、福州、南京、成都、昆明、合肥等地設立了數十家分支機構。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自2015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在廣東省深圳市挂牌成立後，沈陽、重慶、西安、南京、鄭州等地先後設立巡回法庭，中國律所的分所建設緊隨最高院巡回法庭的步伐再次出發。
泰和泰（西安）分所成立儀式
2017年，江三角重慶分所成立。
2017年，炜衡沈陽分所成立。
2017年3月31日，海華永泰鄭州分所正式開業。
2018年，觀韬中茂、京都、天同等多家大所在南京設立分所。
2019年，泰和泰、嘉源等大所在西安落子布局。
2019年，北京市百瑞（鄭州）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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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月底，中國國內分所數量超過40家的共有三家，分別是盈科（53家）、京師（47家）、大成（45家）。
中國律所的規模化，不單單局限于國內市場的布局，極具競爭力的中國頂尖大所早已將中國律所的品牌影響力傳播到世界各地，中國律所的國際分所，將在第四章，中國律所的國際篇章中與大家分享。
（三）“合並”是中國律所給出的答案
2018年12月7日，劉桂明老師在律所發展模式的探討沙龍上曾講到：中國律所的規模化發展有十種模式，其中第三種就是合並發展。在21世紀前夜的1998年，中國正在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行最後的准備，大家都相信這只是時間問題。面對逐漸放開的中國法律服務市場，中國律所應該如何面對與日俱增的競爭呢？似乎“合並”就是在那一階段中國律所給出的答案。
1993年，萬國律師事務所（國浩（上海）的前身）年僅27歲的呂紅兵喊出了“要以證券法律業務爲主攻方向”，當時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剛剛成立三年時間。
1994年，曾執業于君合，並參與創立同達律師事務所的張湧濤律師，創立張湧濤律師事務所，這是1994年北京市司法局批准的兩家以個人姓名命名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另一家是謝朝華律師事務所。
1998年6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上海萬國、北京張湧濤、深圳唐人，三家律所正式跨區域合並爲國浩律師事務所，當時尚有“律師集團”這一稱呼，國浩也是中國第一家在司法部登記注冊的律師集團事務所。
1999年，錦聯、天和、長城（北京長城（上海）分所），三家律所合並成立錦天城律師事務所，由剛剛從華東政法大學退休的史煥章院長擔任主任。從此，錦天城的主任都由所外選擇一位有名望的專業人士來擔任。合並後的錦天城，以錦聯和天和的訴訟專業爲根基，加上長城的涉外能力，逐步打造出錦天城在今天叱咤法律服務市場的涉外訴訟能力，在創所第一年錦天城的創收就達到900萬。
2000年4月12日，北京市司法局京司發【2000】61號《關于批准成立北京市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合夥）的決定》，中倫律師事務所與金通律師事務所合並，名稱變更爲北京市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8年後，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再次變更爲中倫律師事務所。
2000年．競天律師事務所和公誠律師事務所決定合並發展，成立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成立于1992年的競天律師事務所與1996年成立的公誠律師事務所，均是中國第一批獲准設立的合夥制律師事務所。幾位創始合夥人的執業經驗更是引人注目：白維曾在中國環球律師事務所任職；彭學軍和張緒生都曾工作于中國民用航空總局；彭光亞曾任職于中國專利局法律部和中國法學會天平律師事務所；張宏久擔任過北京大學法律系經濟法教研室教師並曾在中信律師事務所任職。
2003年1月，中銀律師事務所合並北京市元龍律師事務所。五年後，中銀律師事務所再次與證泰律師事務所合並，趙曾海律師擔任中銀律師事務所主任。
2004年，金誠律師事務所與同達律師事務所決定合並成立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1992年出身銀行系統的劉紅宇律師與曾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學的鄭斌律師創立了同達律師事務所，在當時女性律師事務所主任是非常少的。1993年，在首都貿易大學任教的賀寶銀、劉治海、楊建津與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的龐正忠、田予以及于德彬六名創始合夥人希望可以將法學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成立了金誠律師事務所。
早在1997年同達律師事務所就曾與南華律師事務所合並，2001年金誠與力格律所合並， 2011年，蘭岚帶領的Neal團隊加入金誠同達，共同打造國內律師事務所航母，開拓規模化、國際化、綜合化大型律師事務所模式。
2004年，北鬥律師事務所與鼎銘律師事務所合並成立了北鬥鼎銘律師事務所。早在1993年8月28日，李永樂等出身于北京市各級法院、檢察院系統的合夥人在什刹海湖畔成立了北鬥律師事務所，是當時就擁有獨立“律師樓”的少數律所之一。而北京鼎銘律師事務所則是在1995年由李傑等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離職人員創立。
觀韬中茂與申達律師事務所合並儀式
2016年，北京觀韬律師事務所與上海中茂律師事務所合並，上海中茂律師事務所主任盛雷鳴加入觀韬管委會。觀韬律師事務所成立于1994年，經過與創設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王澤長·周淑娴·周永健律師行，以及創建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上海市中茂律師事務所、上海市申達律師事務所的合並，才有了觀韬中茂律師事務所的今日盛況。
2004年，華沛德律師事務所與德權律師事務所合並，成立華沛德權律師事務所。
浩天律師事務所前辦公地點
2007年，浩天律師事務所與李文律師事務所合並，成立浩天信和律師事務所。這一次的升級在本質上是兩家律所的強強聯合與優勢互補：當時的浩天所，以傳統業務中的爭議解決、知識産權、房地産、公司證券爲優勢。而李文所，則在涉外等非訴業務上頗有競爭力，兩相結合正好各取所長。
至此，中國律所的合並潮已經持續了十年之久，不僅沒有偃旗息鼓，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勢。
2010年，上海清華律師事務所、東欣律師事務所、華利律師事務所、國聯律師事務所以及北京王玉梅所的呂琰團隊共同合並組建融孚律師事務所。
2011年，成立于1994年的精誠律師事務所與1998年成立的海衆律師事務所合並，成立了精誠海衆律師事務所，律所很快就實現了創收的100%增長。2014年精誠海衆卷土重來，再次與成立于2005年的原衆華律所合並，經過兩次極爲順暢的合並才有了上海衆華律師事務所的今日之勢。
2014年，天達律師事務所和共和律師事務所正式簽訂合並協議，成立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天達律師事務所與共和律師事務所均成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兩家律所于2010年開始接觸，2012年正式商談，2014年簽訂合並協議並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整理構架制度，並將2016年作爲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元年。
天馳洪範律師事務所與君泰律師事務所合並儀式
2015年7月4日，北京市君泰律師事務所和北京天馳洪範律師事務所在京舉行合並簽約儀式，宣布兩所正式合並，成立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其中天馳洪範律所由北京市天馳律師事務所和北京市洪範廣住律師事務所于2013年合並而成。
在中國頂級大所忙于強強聯合的同時，中國法律服務區域市場的整合與洗牌迹象明顯，合並做大已成趨勢。
2001年，福建廈門興天地律師事務所和廈門衡峰律師事務所合並成立福建天衡聯合律師事務所。
2008年，照耀律師事務所、興天平律師事務所和律證律師事務所以及另外兩家律所的骨幹團隊，組成了八謙律師事務所，也是雲南省的第一家百人所。趙耀、何蕊珠、鹿斌、李旭、武俠五人構成了雲南八謙的主要領導層。
2012年，廣東廣信律師事務所、廣東信利盛達律師事務所、廣東安道永華律師事務所及其他優秀律師團隊，共同成立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在2017年，廣信君達榮列ALB2017年中國最大30家律所。
2013年，四川30余家律所主任及主要合夥人爲響應司法行政機關倡導，本著打造本土規模所，做精業務、做大品牌，實現人生價值和職業使命的宗旨，強強聯合、重組成立四川明炬律師事務所——中國西部律師界的“航母”律所之一。
2016年7月1日，山西科貝律師事務所、山西鋒衛律師事務所、山西墨法世家律師事務所三家省直律師事務所整體合並成爲山西華炬律師事務所。
2017年9月29日，山西祝融萬權律師事務所、山西瀛谷律師事務所、山西謙誠律師事務所正式合並，成立山西國晉律師事務所。
在一年多時間裏，山西律師行業通過合並産生了兩家執業律師超過200名的大型綜合性律師事務所，這在山西律師事業發展曆史上還是前所未有。
2018年，遼甯同格律師事務所、遼甯東來律師事務所、遼甯誠信爲民律師事務所及省內多個菁英律師團隊，合並組建遼甯觀策律師事務所。
經過將近20年的發展，通過律所合並實實在在的塑造了一大批綜合強所。律所合並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律師數量的疊加，對律師相互之間的協作溝通，業務能力的互補，律所品牌形象的提升都有著極大的幫助。
（四）聯盟造就的法律共同體
相比律所與律所之間的合並，多家律所組成的律所聯盟，也是律所規模化發展的重要方式。
2004年11月，八方律師聯盟聯席會議召開。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江蘇、山東、河南、山西、遼甯、內蒙古、浙江等地的律師事務所共同創立八方律師聯盟這個超大型的法律服務平台，這是中國較早成立的律師事務所聯盟之一。
中世聯盟十周年合影留念
2007年9月，中國第一個跨國律師事務所聯盟—中世律所聯盟（SGLA）正式成立。中世律所聯盟（SGLA）由位于北京、成都、重慶、廣州、杭州、青島、上海、深圳、沈陽、天津、武漢和廈門等中國主要經濟中心城市的領先中國律所和包括全球十大律師事務所之一的霍金路偉國際律師事務所在內的外國律所組成。中世律所聯盟（SGLA）的中國律所在各自區域內均具有唯一性和領先地位，聯盟成員所一起形成了覆蓋全國的跨區域法律服務協作網絡和品牌影響力。
2007年梅向榮律師加盟盈科，盈科自此補足了騰飛的最後一塊拼圖。盈科全球律師聯盟成立，旨在通過聯盟形式與各地精英律所深度交流合作，促進聯盟成員所專業水平與收益能力的整體提升。並且盈科創造了中國律所的跨界經營模式，打造了包括旅遊，教育，移民等多種服務的一站式平台，中國律所的發展首次不再局限于法律服務行業，盈科的規模也在橫跨越來越多的行業，“盈科”品牌的影響也正在覆蓋越來越大的市場。
2012年3月30日，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四川恒和信律師事務所以及福建拓維律師事務所聯合發起成立中國德和精品律所聯盟(ECLA)，聯盟首批成員還包括陝西博碩律師事務所、山東德衡律師事務所、江蘇鳴嘯律師事務所、山西尚略律師事務所、雲南天外天律師事務所、遼甯同格律師事務所（現合並爲遼甯格策律師事務所）六家國內重量級區域性律師所。
2018年5月，由于聯盟成員所希望打造一家由中國律所主導的全球精品律所聯盟，在中國德和精品律所聯盟（ECLA）第十三次合夥人代表大會上，升級爲全球精品律所聯盟（EGLA），中國律所的規模化逐步走向國際。
除了八方聯盟、中世聯盟、全球精品律所聯盟之外，中國律所聯盟還包括：中國刑事律所聯盟、聯盛律所聯盟、彙信律所聯盟等等。律所聯盟通過品牌聯動、資源共享、專業互補等方式有效提升當地律所的管理水平及律師的整體業務能力。
與合並、聯盟等方式相比，瀛和律師事務所實現規模化的方式無疑與所有人都不同。2013年，孫在辰、董冬冬、徐雙泉、梁迪、申偉、李磊、黃翔共同創立瀛和律師機構，是國內一家綜合性的律師服務機構、互聯網模式運營的法律服務平台。
瀛和以互聯網精神爲發展導向，國內國際相融合、線下線上相融合、法務商務相融合，打造出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服務體系。經過五年的發展，瀛和已在國內外成立三百余家律所，擁有執業律師5000余名，建立15個委員會，服務範圍遍及各個領域。
當前規模化已成爲中國律所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在2018年的亞太100強律所報告中，中國律所共有38家上榜，榜單前八名均爲中國律所，分別是盈科、德恒、錦天城、國浩、金杜、中銀、北京德和衡、中倫，這8家律所的執業律師人數均超過了千人⁷。
04
國際篇
律所“走出去”是浪潮
中國律所的國際化，剛剛起步。
1987年8月19日，由中國國際律師交流中心承辦的《中美經濟貿易投資法律研討會》在北京如期舉行，來自美國的一千二百多名律師在美國司法部部長的帶領下，包機來到中國，與二千多名中國律師同行進行法律文化的交流，中國律師第一次如此直觀的審視國際法律服務。
（一）20年的探索與嘗試
在上世紀的80年代，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量的跨國公司來華投資，隨之産生了大量的法律服務需求。但新中國的法律體系尚不健全，律師制度剛剛恢複，法律顧問處嚴重缺乏涉外的法律服務能力。
1979年，中信公司受煤炭部委托，爲平朔露天煤礦與美國西方石油公司的合作提供了全程的經濟咨詢和法律咨詢服務。中信集團董事長榮毅仁親自帶隊，聘請顧憲成律師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沈達明教授組成了豪華的服務團隊，參與項目的談判和協議的簽訂。1982年3月24日，中美雙方關于開放平朔露天煤礦的協議書正式簽訂，鄧小平冒雨出席了儀式，協議的簽署表明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執行對外開放政策，並願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
這一次談判也讓中信法律顧問處的律師們深入的了解了涉外的法律實務，對促進律師成長，磨練團隊意志起到了極大的積極作用。
1982年，以這一批專業人士爲基礎組建的中信律師事務所正式成立後，發展勢頭更爲迅猛。1985年，爲適應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發展的需要，司法部正式批准中信集團下屬中國國際經濟咨詢公司法律顧問處正式更名爲中信律師事務所，伴隨著中信公司國際業務的不斷拓展，中信律師事務所迅速成長爲我國改革開放浪潮中，涉外法律服務的排頭兵。
1992年，肖微律師暫時離開君合律師事務所參加司法部和英國文化協會安排的交流培訓項目，去英國進修法律和律師業務。此後，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學習法律碩士，這段經曆讓他意識到，中國律所與國際律所的差距。
1993年，君合在美國紐約設立分所，時任司法部部長的肖揚出席了紐約分所的設立活動。現在看來，君合國際化的目標就是在那個時候確立的。
1994年，剛剛成立不久的段和段在美國的西雅圖設立了分所。
1998年，曾先後獲得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碩士和博士的姚重華在創立上海協力的一開始就意識到國際業務的重要性。創所初年，就在日本大阪設立了分支機構，以協力咨詢公司的名義在大阪開展業務，這比金杜、中倫等大所的日本分支機構早了近7年時間。
1999年，德恒在荷蘭第三大城市海牙設立了分所，將目光聚集到國際市場。
與此同時，國際律所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魚”，紛紛在中國大陸設立了辦公室。
自從1979年，高德兄弟在中國開設第一家駐華代表機構以來，大量外資律所隨著跨國公司和資本力量一起湧入中國，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
1992年，司法部頒布了《關于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大陸境內設立辦事處的暫行規定》，正式允許外國律所在中國大陸境內設立“辦事處”。同年，8家香港所和4家歐美所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了辦事處⁸ 。
在此後的十年裏，共有96家外國所和37家香港所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設立了代表處，其中半數以上來自英國和美國。
在90年代初期，中國律師業的改制剛剛開始，國內律所缺乏獨立承辦涉外高端商事業務的能力。于是，很多律師選擇加入外國律所的辦事處，一方面可以獲得更高的薪酬，另一方面可以在工作中學習到非常多的知識，來提升自身的服務水平。
90年代中期以後，很多在國外律所工作或留學的律師回歸大陸，國內的頂尖律所開始具備承擔涉外法律業務的能力，中國律所的國際化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得到覺醒。進入21世紀，已經完成原始積累的中國頂尖律所開始正視國際市場，中國律所開啓真正的國際化進程。
2001年，金杜在美國舊金山設立了第一家海外分所——硅谷分所（2010年搬遷至帕洛阿爾托市）。
2005年金杜意識到，中日兩國的未來必定會在世界經濟、貿易、科技方面會有更多合作，金杜與日本三宅山琦律師事務所聯營建立了分支機構。
2006年，中倫第一家海外分所，日本東京分所成立。
2006年，段和段加入國際律師事務所的聯盟US LAW NETWORK，段和段借助平台與世界各地律所進行信息交流和業務合作。
2007年，金杜與澳大利亞GILBERT+TOBIN在悉尼正式宣布結成戰略聯盟。
2007年3月，中倫文德在倫敦金融街設立倫敦分所，中倫文德也是中國第一家在英國倫敦和沙特利雅得設立分所的律師事務所⁹。
2008年，金杜紐約分所成立，搭建起鏈接中國境內與北美市場的橋梁。
2008年5月，觀韬（現觀韬中茂）與亞司特律師事務所達成聯盟。
2010年，日後的“宇宙第一大所”大成，剛剛走出自己國際化的實質一步，在紐約成立了第一家國際分所。
2010年，中倫文德加入INTERLAW國際律師聯盟，是目前爲止中國大陸唯一一家加入該組織的中國律所。與中倫文德一樣選擇加入國際律所聯盟來加速律所國際化進程的還有金誠同達，金誠同達是ADVOC（國際律師事務所聯盟）副主席單位，與全球80余個國家的百余家律所建立有緊密的合作關系。
談及中國律所的國際化進程，港澳台地區是非常重要的跳板。
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仍舊沿襲過去的法律體系，相比大陸地區，香港的法律環境也更接近國際法律服務的大環境。因此，在香港設立分所往往被看作中國律所國際化的第一步。
2001年5月25日，香港胡關李羅律師行來川交流訪問。年末，泰和泰的倪弘律師獲得去胡關李羅學習的機會，在港的三個月，倪弘律師深入一線學習了房地産和公司上市業務，並與胡關李羅律師行達成了長期合作協議，拉開了泰和泰“走出去”的序幕。
2004年，金杜與香港夏佳理方律師事務所和吳正和律師事務所合並。
2004年，國浩與在香港享有盛譽的胡關李羅律師行（Woo Kwan Lee & Lo）簽署聯營協議——這是內地與香港兩地大型律所的首次聯營¹⁰。
2005年，觀韬（現觀韬中茂）與香港王澤長·周淑娴·周永健律師行（pcwcc）建立聯營關系。
（二）國際化的新時代
在中國律所國際化的前20年裏，中國頂尖律所通過不斷地嘗試與探索，爲中國律所“走向世界”進行了充分的實踐論證，無論是分所、合並、聯盟、聯營都爲後來者提供了成功的借鑒。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裏，中國律所百舸爭流，紛紛湧入洶湧的國際法律服務市場。
2011年，炜衡成立悉尼分所。
2012年3月，國浩通過與巴黎孫濤律師事務所達成戰略合作，成立國浩巴黎辦公室。該辦公室作爲在法國及歐盟從事法律服務的執業機構。
2014年3月，廣東星辰在香港設立辦公室。
2015年，觀韬中茂在悉尼設立辦事機構。
2015年，泰和泰在美國正式設立泰和泰（華盛頓）律師事務所。隨後數年間，泰和泰在韓國和尼泊爾的分所也先後成立。
2015年，德和衡華盛頓、莫斯科辦公室成立。
2016年，泰和泰與香港知名律師行葉謝鄧聯營合作。
2016年，海華永泰在洛杉矶設立辦公室。
2016年，國楓律師事務所在香港設立分所。
2016年，金杜設立新加坡辦公室。
2016年，德恒在芝加哥設立分支機構。
2016年3月28日，中國第一家東南亞地區全中資律師事務所在老撾設立，取名八謙老撾律師事務所。
2016年，中銀律師事務所與澳門力圖律師事務所，香港方氏律師事務所共同組建的中銀-力圖-方氏（橫琴）聯營律師事務所，這是中國第一家由北京，香港，澳門三地合夥聯營的律師事務所。
2017年，德和衡成立多倫多辦公室。
2018年，廣信君達與馬來西亞吉隆坡蔡文洲肯律師事務所合作設立馬來西亞辦公室。
2018年，蘭迪上海總部高級合夥人沈孝鳴律師團隊主導，蘭迪新加坡律師事務所正式成立。
2019年，段和段在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幹設立辦公室，這標志著段和段全球戰略在中亞地區落地。
競天公誠香港分所成立
2019年4月，北京市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香港分所已經獲得香港律師會批准，將于2019年4月30日與其香港聯營律師事務所 L&C Legal LLP（羅陳律師事務所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合並。
…
…
在中國律所紛紛揚帆出海的大環境下，中國的頂尖律所不再滿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選擇通過更大規模的合並、建立由中國律所主導的聯盟等方式，將律所的品牌影響力滲透到國際法律服務市場的各個角落。
2004年，美國的Baker&McKenzie律師事務所在全球首次使用了Swiss Verein即瑞士法人結構，也正是這一舉動打開了中國律所國際規模化的“潘多拉魔盒”。
2012年3月，金杜與澳大利亞萬盛國際律師事務所結成緊密聯盟（King & Wood Mallesons），金杜律師事務所主席王俊峰將此次聯盟視爲“中國律所國際化發展中的裏程碑事件”。
2013年11月1日，金杜律師事務所和國際律師事務所SJ Berwin結成全球法律聯盟，繼續拓展全球業務版圖。金杜成爲全球爲數不多的，能在中國內地、香港、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和歐洲等重要法域擁有執業能力的律所。
2011年6月、7月，大成分別與匈牙利律師事務所Kelemen Mészáros Sándor & Társai、奧地利律所Peter Wittmann戰略合作，共同開拓中歐法律服務市場。同年12月，大成全球法律服務網絡成員之一的法國巴黎艾佐之彼（Hertzog Zibi & Associés）更名設立爲大成法國分所。
2012年3月，大成與愛爾蘭律師事務所Arthur Cox戰略合作，進一步加強雙方在海外投資並購和工程承包中的合作。
2015年，大成律師事務所與Dentons律師事務所正式簽署了合並協議，從而創建世界律師人數最多的律師事務所，合並後的大成律師事務所在全球50余個國家擁有超過6500名律師，成爲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律師事務所。
2015年，中倫律師事務所受邀加入World Law Group（世界律師聯盟），從律師人數的角度WLG是世界最大的律師聯盟之一，有近15,500名執業律師，遍布全球超過300個商業中心，中倫將借助其同盟律師的網絡，開展全球化業務。
全球法律聯盟（GLA）首屆全球年會
2016年5月19日，中倫文德與香港胡百全律師事務所、北京市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北京市惠誠律師事務所、英國DKLM律師事務所、美國黃唐馬文律師事務所、沙特Naji律師事務所、塞浦路斯Total Service律師事務所和意大利以及荷蘭律師事務所等十一家律師事務所和法律機構自發組織成立全球法律聯盟（GLA）。這是全球第一家由中國律師主導的國際律師組織——全球法律聯盟。
2017年3月29日，京師國際法律服務聯盟成立，致力于推動全球律師事務所、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緊密合作，有效解決越來越多的跨國法律問題。目前，京師國際法律服務聯盟的聯盟所已經達到36家，涉及26個國家的31個城市。
2018年，京師律師事務所在上海設立國際總部，旨在爲海外113家聯盟律所提供相應的支持，打造上海涉外法律服務聚集地，致力于爲境內外客戶提供全球視野下的解決方案。
2018年5月11日，在中國德和精品律所聯盟（ECLA）第十三次合夥人代表大會上，中國德和精品律所聯盟升級爲全球精品律所聯盟（EGLA），各成員所致力于打造一家由中國律所主導的全球百家律所聯盟，更好地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法律需求。
相比中國律所的高歌猛進，在華外所代表處的處境卻越發尴尬，很多代表處不得不選擇撤離。
2016年1月，法朗克律師事務所(Fried , Frank , Harris , Shriver & Jacobson LLP)關閉了設立不到10年的香港和上海辦事處。7月，查德本·派克律師事務所(Chadbourne & Parke)關閉了其北京辦公室。
2018年，外資所遭遇著人才流失和市場收縮的兩重打擊。先是精英律所高偉紳（Clifford Chance）中國區金融監管業務合夥人楊鐵成律師加入漢坤律師事務所。隨後不久，年利達（Linklaters）大中華區管理合夥人方健律師跳槽，加入了方達律師事務所。
幾乎同時，又爆出工程法律界的佼佼者英國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Pinsent Masons LLP）的中方合作夥伴——合森的創始合夥人周顯峰律師帶領其團隊加入君合律師事務所。已在中國經營長達二十年之久的美國長盛律師事務所（Troutman Sanders LLP）宣布關閉其在北京、上海及香港的辦公室，離開亞洲市場。
隨著中國律所國際服務能力持續增強，在亞洲法律服務市場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日益提升，在華外所代表處的式微也並不出乎意料。
經過近20年的奮鬥，中國律所的國際化發展已經初見成效。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中國律所順襲著中國企業的前進方向砥砺前行。中國律所在國際法律服務市場的局部區域已經掌握充足的話語權，雲南唯真縱橫東南亞，上海蘭迪在南亞次大陸的所向披靡，德恒、段和段扼守中亞，大成、盈科更是將分所擴張至各大洲。短短20年的時間，我們走過別人百年的路，中國律所的國際化之路才剛剛開始。
結語——未來代表著無限可能
中國的法律服務曆史已過百年，中國律所雖爲後進，但厚積薄發。隨著中國律所脫離體制，規模化、國際化、專業化的浪潮接連席卷，中國律所在正確的道路上疾馳。
最近五年，法律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律所跨界等新鮮嘗試，使中國的法律服務行業正在變得更加開放、專業。2018年，中國律所的整體創收突破千億，隨著中國經濟開始主導世界，在未來我們可以看到無限的可能。
數據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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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龐九林：《周納新：開創北京律師重建的“終身榮譽律師”》，民主與法治網，2019.9.11
4.劉子陽:《法律界“門檻考試”遴選人才見證中國法治進程》,法制網，2019.07.16
5.呂立山、史建三：《引領中國律所現代管理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9，15頁
6.金鷹律師：《中小律師事務所發展模式研究（一）》，微博，2011.08.01
7.林戈、周正：《中國律所“巨無霸”，未來還能稱霸嗎？》，智合，201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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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合研究院：《2019 中國法律市場觀察》，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
[4]法律們：《中國律所100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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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珊珊：《92歲高齡，榮譽仲裁員，中國第26號律師高隼來》，智合，2018.06.28
[8]玉林羅美蘭：《中國律師40年回顧》，法律先生，2019.08.28
[9]王騁遠:《國際化之路：25家內資所香港分所全解密》,智合法律新媒體，2017.04.29
[10]姚俊倩：《Bigger than Bigger，十家中國頂級律所擴張全解析》，智合法律新媒體，2016.03.24
[11]北京涉外律師：《外資律所爲何在中國“玩不下去” 幾家歡喜幾家愁》，微博，2016.11.04
[12]法蘭：《外資律所2018開年不利，遭遇這雙重打擊》，觀察者網，2018.02.17
[13]智合研究院：《智合——大所之路全系列》，智合法律新媒體，2018
來源：法律品牌觀察、第一法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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