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正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時，哈佛大學教授愛裏森（Graham Alliso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了一篇題爲《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在走向戰爭嗎？》的文章。愛裏森寫道：“當奧巴馬和正在美國進行首次國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相見時，他們可能不會把一個話題放到議程之中：美國和中國發現它們在下一個十年，處于一場戰爭之中的可能性。”
在政策圈裏，愛裏森這個名字即使對中國人來說也不應當陌生。他是美國國家安全和防務政策問題專家，其研究專注于核武、恐怖主義和決策，在克林頓政府（第一任）期間擔任國防部助理部長，現在是哈佛大學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的主任。1971年出版的第一本書《決策的本質：解釋古巴導彈危機》使他名聲大噪，這本書至今仍然是國際關系學者的必讀書。後來又出版了《核恐怖主義：對災難的終極預防》（2004年）和《李光耀：大師對中國、美國和世界的洞見》（2013年）。
近年來，有鑒于中美關系的重要性及兩國之間沖突和戰爭的可能性，愛裏森在哈佛倡設了“修昔底德陷阱項目”（The Thucydides Trap Project），意在考察曆史上曆次因爲權力在大國之間轉移而引發的重大戰爭，分析中美兩國之間戰爭的可能性，同時也探討如何避免兩國陷入這種陷阱。
這個項目成果不小，在短短一段時間裏，已經在西方主流媒體裏發表了數量不少的相關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說，“修昔底德陷阱”逐漸成爲西方論述中美關系的主流，意在爲美國對華現實主義政策，提供有力的曆史和經驗證據。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命題從何而來？這一命題是由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闡述公元前5世紀，在雅典和斯巴達兩國之間發生的戰爭時提出來的。故事是這樣的：到公元前5世紀，海洋國家雅典已經崛起成爲古希臘文明的中心，其在各方面創造的成就前所未有。但雅典的崛起導致了另一個陸地國家斯巴達的深刻恐懼。盡管斯巴達已經主導古希臘一個世紀，但對雅典崛起的這種恐懼，促使斯巴達做出各種努力來回應雅典的崛起。
這就在雅典和斯巴達之間展開了一場威脅與反威脅的競爭，競爭導致對立，導致各自同盟的形成，最後導致了兩國之間的戰爭。在長達30年的戰爭後，最終雙方都衰落了。修昔底德終結說：“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所造成的恐懼。”
愛裏森和其團隊所做的，就是用修昔底德的這一論說，來解釋曆史上發生的大國權力轉移所導致的戰爭。根據他們的統計，在過去的500年間，在一共16次世界權力大轉移（即從現存大國轉移到新崛起的大國）過程中，有12次發生了戰爭。
不能回避的問題
“修昔底德陷阱”也必然會發生在中美兩國關系中嗎？作爲崛起中的大國，中國既不能回避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沒有回避它。中國要避免這個被視爲是“宿命”的“陷阱”，就要找到替代途徑。那就是要在兩國之間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修昔底德陷阱”存在了數千年，但作爲國際關系中的概念，到近年才流行開來。盡管不知道愛裏森再次強調“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是針對中國提出來的“新型大國關系”，但兩個概念在近年同時流行開來，有成爲國際關系“顯學”的趨勢。
我們不知道習近平和奧巴馬在會談中，是否討論了愛裏森所提出有關中美沖突的問題，但懷抱“新型大國關系”理念的習近平明確地說，他的美國之行是爲了和平和合作，而不是爲了沖突和戰爭。習近平在前些年已經開始論述中美兩國如何通過建設“新型大國關系”，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次美國之行再次明確強調了這一理念。在美國西雅圖歡迎晚宴上的演講中，習近平指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習近平的這番講話非常像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建構主義”——在中美關系中，如果“修昔底德陷阱”被建構起來，成爲兩國關系中的主流話語，這一話語真有可能成爲現實。
事實上也如此。盡管美國學者對“修昔底德陷阱”所做的研究，更多的是經驗性研究，但顯然隱含著規範層面的意義，即把戰爭視爲“宿命”。更爲要緊的是，美國學者在建構過程中持有鮮明立場，那就是他們假定沖突更多的是因爲中國的作爲所引起的。愛裏森的“修昔底德陷阱項目”明確地說：“中國的崛起挑戰著美國今天在亞洲的主導地位和未來在世界的主導地位”，構成了今天的“修昔底德陷阱”。
可以說，“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國際關系的一個既古老又新近的版本。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關系中的“無政府”結構。在這個結構下，因爲沒有超主權國家的政府，主權國家的自私行爲必然導致戰爭。而導致主權國家行爲變化的主導因素，就是該國家的實際能力的變化。因此，不管中國領導人的主觀意圖如何，隨著中國實際能力的增強，中國必然會被認爲是要挑戰現存美國霸權。
在今天美國政策圈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述中，和修昔底德對雅典和斯巴達的論述已經相去甚遠。修昔底德強調的是雅典和斯巴達的互動，“一個巴掌拍不響”，“陷阱”便是兩邊互動的結果。不過，在今天美國的“修昔底德陷阱”論述中，更多的是單邊地指責中國，而忽視了美國自身的行爲。美國人忽視了自身相對衰落過程中對中國的過分“恐懼”，把中國所做的一切，視爲是對美國的挑戰，因此，其種種外交行爲例如“重返亞洲”和強化同盟中，似乎把中國視爲了美國的敵人。
諸多重要元素
就美國對中國行爲的誤解，中國必須解釋；對美國針對中國的行爲，中國更應當理性對待。但是，對中國來說，最爲關鍵的是在和美國的互動過程中，通過確立“新型大國關系”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並不容易。誠如愛裏森和其團隊的研究所顯示的，在大國關系中，沖突往往是常態，和平則是非常態。不過，爲了和平，不管有多麽困難，中國必須追求這個哪怕是機會很小的“非常態”。實際上，從目前情況來說，中國所追求的“非常態”更有可能成爲中美關系之間的常態。盡管仍然在建構過程之中，但迄今爲止，習近平的“新型大國關系”已經體現出諸多重要元素。
第一，領袖之間的直接外交。中美領袖之間已經大大超越了美蘇冷戰時代的隔空傳話和叫罵方式，而是直接的接觸和長時間的對話。習近平和奧巴馬之間已經多次進行了長時間的不設議題的對話。現代多元利益社會經常有多元的外交聲音。美國沒有抽象的“中國政策”，中國也同樣沒有抽象的“美國政策”。
一國對另一國的外交政策的形成，與其說是對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的反應，不如說是國內各種不同利益互動和較量的結果。盡管各個主權國家都會在國際舞台上追求自己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追求的方式有所不同。一些方式導致沖突，另一些方式則促成和平。在具有多元利益和聲音的情況下，領袖外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至少可以促成國家的重大外交政策，避免受各種雜音的影響，從而避免重大的戰略誤判。
第二，替代話語的塑造。在美國建構“修昔底德陷阱”等國際話語的時候，中國在盡最大的努力，構建自己的替代話語，即“新型大國關系”。盡管美國在開始時對中國所提出的這一概念並沒有那麽在意，但今天也在逐漸接受這個概念。至少，這一概念讓美國決策者和社會意識到，中美關系並非如往日美蘇關系那樣簡單，而是一對非常複雜且是超越雙邊的關系。更爲重要的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已經成爲中美兩國高層的共識。
第三，多層面雙邊關系的構建。今天的中美關系至少在三個層面在同時構建。在最低層面，雙方要預防發生沖突的潛在可能性，因此就危機管控、網絡安全等設立高層熱線電話或者直接對話機制。但這些只是防禦性的，也發生在過去的美蘇關系中。這些很重要，但必須超越。在中間層面，雙邊強調的共同利益的發展和擴張，表現在包括經貿、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國際層面，在核不擴散（伊朗和朝鮮等）、環境和氣候變化、全球治理方面追求共同利益。
第四，單方面的自我克制。例如，在美國強化同盟對付中國的時候，中國主動克制自己不去結盟。曆史地看，所有大規模的戰爭都發生在兩個同盟之間。這也是修昔底德所觀察到的：“雙方（指雅典和斯巴達）都極盡全力來備戰；同時我看到希臘世界中其余的國家，不是參加了這一邊，就是參加了那一邊；即使那些目前還沒有參戰的國家，也正在准備參戰。”
相反，今天的中國強調的是“戰略夥伴關系”而非同盟關系。兩者的區別在于“戰略夥伴關系”強調的是針對大家都面臨的危機、挑戰和問題，例如恐怖主義、氣候變遷和非法移民等等；同盟則往往是針對“第三國”，即“共同的敵人”。這麽多年來，即使美國把中國視爲“敵人”，中國領導層也沒有把美國視爲“敵人”。這種意識的建構，有效地反應在中國的對美外交之中。
第五，防衛能力的培養。中國並不會天真到完全忽視戰爭可能性的程度。近代的曆史告訴中國，落後就要挨打，貧弱就要受欺負。中國因此隨著經濟的崛起而強化國防建設。但是，中國軍事的崛起並不是要去挑戰現存強國的軍事，而是在防衛和遏制他國挑戰自己的基礎之上，承擔區域和國際責任。從大趨勢說，盡管中美兩國今天的軍事合作仍然有限，但從維持全球秩序的需求來看，兩國軍事合作的空間在變得越來越大。中國軍事能力的強化，反而會促成這種合作的可能性。
第六，開放式的崛起。盡管人們懷疑國家之間的互相依賴，是否可以取代國家之間的戰爭，但有一點人們是有共識的：國家間的互相依賴能夠減少國家間戰爭的可能性，甚至遏止戰爭。中國堅持開放式的崛起，使得中國和世界各國之間的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中美兩國之間緊密經貿關系（一些學者稱之爲“中美國”）使得雙方很難把對方視爲真正的“敵人”。隨著中國“絲綢之路”的實施，中國的開放性會越來越大，促成中國和其他國家利益的互相包容。
不管如何，中美兩國關系關乎世界的和平與戰爭。無論花多大的代價，中國必須找到一條新的和平道路。畢竟在曆史上的16次權力轉型過程中，有四次是和平的。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大國悲劇的宿命，所需要的是具有信心的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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