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無疑是當今世界的“一號議題”。
根據哈佛大學一個研究小組的研究，自1500年以來，全球一共發生了16次權力轉移，其中有12次發生了大規模的戰爭，只有4次沒有發生。
中美關系是否將不可避免地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又是否會發生一場冷戰乃至熱戰？
正和島近日專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就中美關系展開了一段討論。希望對你有所啓發。
口 述：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采 訪：徐悅邦
來 源：正和島
轉移內部矛盾
就能實現特朗普的“美國第一”嗎？
過往以歐美爲絕對中心的世界秩序，坍塌了。
這才産生了我們所說的大變局。
《紐約客》雜志前駐華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今年1月6日發文，引述一名白宮高級官員的說法稱，中美關系正處于“自由落體”狀態。
但是今天的中美關系，何止是自由落體所能形容的。
這個落體不僅沒有任何阻力，反而得到了來自兩邊的巨大推力，以最快速度掉向這些年來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今天人們把中美之間的經濟沖突界定爲“貿易戰”或“經濟戰”，就表明了這已經大大超越了傳統“經濟競爭”的範圍，而進入“戰爭”狀態。
什麽叫貿易戰？就是政府通過非市場的方式、行政的方式、政策的方式甚至軍事的方式來解決貿易問題。我們就說叫貿易戰。
美國已經不是第一次發動貿易戰了。以前他對他的盟友日本、德國等經濟體，也曾發起過貿易戰。
但現在，中美之間的關系，遠遠不是貿易戰那麽簡單的一件事情。
這場中美貿易戰的實質是“技術冷戰”，降低貿易依存度的下一步，自然就是技術脫鈎——技術冷戰——全面冷戰。
說穿了，西方的“反華”力量所要做的就是營造一個新的冷戰環境。他們的新冷戰思維是：西方既然沒有能力圍堵遏制中國，也沒有能力改變中國。
因此，一個可行的選擇就是將中國變成另一個“蘇聯”。
美國期望通過這場“技術冷戰”，讓中國無法在技術層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甚至終止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因爲作爲當今世界唯一的霸權，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便是維持這個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國的挑戰。
可以說，促成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國回到“貧窮社會主義”階段，是美國所需要的。
只要中國停留在“內部貧窮”狀態，就不會有外在影響力，也就沒有“修昔底德陷阱”。
所以實際上貿易戰對美國來說，也是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
人們既不能低估美國對他國崛起的恐懼，以及這種恐懼感所帶來的非理性行爲，也不能低估美國爲了維持霸權而遏制他國崛起的決心。
而美國這種“技術冷戰”的心態，根本上還是西方內部問題的外部化反映——內部社會出現矛盾、經濟乏力，就把這些問題外部化、政治化。
我們知道，這一波經濟全球化是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美國的蛋糕在這輪全球化中越做越大，獲得了巨量財富，得到的好處比誰都要多。
但是，美國的問題並非是利益獲得的問題，而是內部的利益分配問題。它沒分好蛋糕，也分不好。這是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源。
以前美國可以說自己是“中産社會”，二戰後美國中産階層比例最高時達到70%；但現在則是“富豪社會”了，今天美國中産階層連50%都不到。奧巴馬當政8年，美國中産階層規模每年減少1%。
這放在哪個國家受得了？底層得不到好處，中産越來越少，連白人都越來越窮，不造反，可能嗎？
而民主國家解決內部問題的能力實際上是很弱的，因爲他們控制不了社會，就很容易把這個矛盾向外轉移，外化成國際問題。貿易戰只是其中一種“外化”行爲。
所以民主國家的麻煩就在這裏，一人一票，不能得罪老百姓。老百姓是選票、是上帝，那就只能得罪外國人了。自己的上帝不得罪，去得罪別人的上帝，“文明沖突”就産生了嘛。
這些都是民粹主義在全世界崛起的經濟根源，也是特朗普能上台的最主要社會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了。我個人認爲，我們不要去妖魔化特朗普，實際上他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正確的。
客觀地看，在國內問題的判斷上，特朗普還是比較理性的。用他競選時的話說，就是要“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
他把重點轉移到美國國內建設，要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貧富分化問題、重振美國經濟，他通過大規模減稅等政策促使跨國企業回歸本土，提振美國中小企業發展動力。
這些措施對美國是管用的。只是他用的方式，大家不容易接受。但是要看到他是在想辦法解決問題的。
以前西方用意識形態處理問題沒有解決好問題，所以特朗普就想尋找另外一種方式——放棄從前基于強權之上、基于意識形態之上的國際秩序，而想建立一個基于利益之上的國際秩序。
這個秩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國家間赤裸裸的經濟競爭，不講道德也不講規則，什麽都可以交易。
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貿易戰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爲中美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不可持續。
人們甚至可以說，貿易戰只是中美關系到了這個階段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不是貿易戰，也會通過其他形式表現出來。
但我認爲，中美貿易沖突，解決不了美國的內部結構問題。
西方的問題，美國的問題，不是其他的問題，就是民主的問題。這種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打多久貿易戰都解決不了。
世界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把國內矛盾轉移出去就能完全解決國內問題的。但美國還是這樣去做了，所以我們要特別小心。
兩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不就是這樣嗎？最後結果如何？歐洲還是通過社會改造、社會運動改變的。
所以只要美國的精英階層利益沒有被撼動，甚至更富裕、更穩固，美國的國內問題就很難有解決的可能。
“美國第一”沒問題，但前提是“解決問題第一”。
但不管怎麽樣，我覺得只要中國是持續開放的，只要美國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那中美兩國就不可能完全“脫鈎”。只是說以前中美貿易依存度那麽高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不要再夢想回到那個時代了。
這次比美蘇冷戰還糟糕
我最擔心這一點
中國相信，只要中美兩國合作，什麽問題都能解決；但如果兩國發生沖突，那將是世界的災難。
然而，美國並不這麽想。
我以前在波士頓的時候請教過一位資深學者，我說美國爲什麽對中國這麽情緒化？
這位學者說美國是一個使命性的國家，就是要改變其他的國家，美國認爲應該改變中國，也相信能夠改變。但問題是美國改變不了中國。
二戰以來，西方主要通過世界規則的制訂來統治世界。他們把自己的觀點打造成“普世觀念”，再把“普世觀念”轉化成爲普遍規則，在全世界擴張、推行。
在這種背景下，現在在中美冷戰以外，美國還有一個更可怕的手段——跟中國開始打“認同政治戰”（identity politics）。
在美國，強硬派和保守派政治精英，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國會議員，幹脆用“中共”的概念來代替“中國”；把漢族跟少數民族分開來；現在還把“中”跟“華”有意劃分開來，說中國大陸的叫“中”，香港、台灣甚至海外的叫做“華”。
其用意不僅僅在于人們所說的，分化“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關聯，更在于把中美制度的不同，視爲中美沖突的根源。
今天，圍繞著中美關系、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系，基于“民主”之上的認同政治，俨然已經成爲國際政治的主題了。
認同政治的特點就是分化，一方面在內部分化你，另一方面對外孤立中國。美國就是要把中國妖魔化，把你刻畫成一個魔鬼，讓西方國家跟著他跑。
所以美國的認同政治戰背後就是要搞一個，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對付中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我覺得這遠遠超越貿易戰了，甚至會比美蘇冷戰還糟糕、還痛苦。
因爲美蘇意識形態冷戰只是所謂的蘇聯爲代表的共産主義，跟美國爲代表的資本主義之間的戰爭。
但認同政治的範圍更廣，既包括我們說的意識形態，包括種族、宗教、民族，還包括政治認同、民主自由。說白了就是把“世俗觀念宗教化”。
曆史經驗表明，這種把世俗價值宗教化和道德化的認同政治，所導致的沖突和戰爭，具有更大的暴力能量。
早期的宗教戰爭，尤其是十字軍東征，便是一種認同政治。因爲人們只認同自己的“上帝”，而容忍不了其他人的“上帝”。
這種以世俗現象爲核心的認同政治，在冷戰後變本加厲。
蘇聯的解體，即刻造成了東歐國家從蘇聯集團解放出來；與此同時，認同政治則強化了諸多國家內部不同民族群體間的沖突。西方基于“人權高于主權”之上，鼓勵和促進這些國家的解體。
所以說，美國今天跟中國進行的這個認同政治戰，是遠遠超越了傳統意識形態冷戰的。
可悲的是，無論是一個國家的內部，還是國家之間的關系中，今天世界的大趨勢便是認同政治的強化。
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的世界，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精英，都已經陷入了認同政治的陷阱，並且陷得很深。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美國跟我們搞認同政治戰，我們自己也搞認同政治戰，陷入了美國設定的陷阱裏。
就像這次的疫情，我們“得在行上，失在言上”。無論是內部抗疫，還是外部支援，我們都是得分的；但是在言論上，我們把從行動上得來的分數，都在我們言論上消費掉了。
我們落入了西方所設定的議程，早期是制度之爭，後面就是所謂的影響力之爭，結果什麽都沒得到。
我們的一些官員，我們的社交媒體，我們的民衆，都是那麽民族主義。西方罵一句，我們馬上回過去，你罵美國還可以，但是你對任何國家都以牙還牙，那就有問題了。
我們新冠疫情的話語議程，永遠是西方在設定，我們在回應。回應的結果就是落入人家的圈套，陷入了人家話語的陷阱。
爲什麽我們不能好好思考一下，確定我們自己新冠疫情話語的議程呢？
我們沒有去做，我們急于罵回去。
我們現在罵回人家的聲音很大，嗓門很大。但我們別搞錯了，嗓門大不意味著話語權。對誰都罵，這是不對的。
人們不禁要問，一些民族主義情緒過度高漲的人們在說話做事時考慮到外部影響了嗎？可能沒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國當成了世界，“我就是世界”。
否則，如何解釋這段時間裏頻繁發生的外交爭議事件呢？
實際上，我們中國過去是有很好的經驗的：
毛澤東實事求是，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說“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二三世界國家都是中國應該團結的對象，這就跳出了主義之爭，避免了認同政治。
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做法，中國不知道要孤立到什麽程度。
鄧小平南巡以後，很多人一直在爭論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都在爭論主義。主義之爭，就是認同政治之爭、意識形態之爭。
但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前社會主義跟市場經濟是完全矛盾的，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
這就是中國包容、融合的態度。曆史上，中國正是因爲有這種包容心才使得我們的文明偉大。
當一個國家搞民族主義後，中國也搞民族主義，只能激化矛盾；要是用更包容、多一點國際主義的態度，那就能化解了。
這不是投降。而是你要更多地考慮國家的長遠利益。嘴巴爽快一下有什麽好處？
所以我覺得認同政治只是滿足了少部分人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虛榮心罷了，對國家是有害的。這點對美國也一樣，不僅僅是中國。
這幾年，美國搞認同政治，我們也跟著搞認同政治。
所以大家都不是實事求是地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而是把所有東西都政治化，人人都是政治家，只看到了中美雙方“異”的部分。
實際上，中美之間共同利益還是不少的，只是我們現在不講“求同存異”了，以意識形態對抗爲主。
今天中國正在靠向世界舞台中心，人家要求有一個寬容大度的領導者，而不是整天罵人、指責人的這樣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回到“求同存異”的務實外交上，要有自己的理性，不能跟著美國去搞認同政治。
自信來自理性，而非情緒的發泄。
今天我們怎樣避免中美兩個國家之間的沖突甚至戰爭？這是中國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務。
我們應有的理性反思
這些年來，不少中國人的心態越來越內向，即“向內看”。産生這種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最爲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義的崛起。
因爲國家的快速崛起，人們對國家的崛起感到無比自豪。同時，經過那麽多年的開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體制原來遠非過去所想象的那麽美好，“不過如此”。
這無疑是積極正面的。
但是，人們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時候，並不十分了解這成果是如何得來的，國家是如何崛起的。
盡管沒有人會否認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國家的崛起，是中國人民辛苦勞動得來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也是中國和西方互動的成果。如果沒有西方，中國盡管最終也會崛起，但會困難得多。
沒有這個認知，越來越多的人就驕傲起來。
很多人認爲，中國了不起了，美帝國主義根本不在話下。這就是非理性的表現。
于是，在一段時間裏，“超越西方”的聲音盛行，人們相信西方已經衰弱，中國已經全面超越西方。還有很多人開始當西方的“老師”了。
不少人不是把中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視爲目標，而是把超越美國視爲目標。給國際社會的一種強烈感覺就是，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超越美國。
這種過度的宣傳更是強化了美國、西方對中國的憂慮或者“威脅感”。這主要表現在3個領域，即“中國制造2025”“一帶一路”和“中國模式”。
一段時間以來，有關方面“過度宣傳”，結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設計者的初衷。
比如，習近平主席親自講我們不輸入模式、也不輸出模式，“中國模式”不是說要取代西方，只是提供另外一種選擇。我們的宣傳部門沒有說清楚這一點。而且學術界有人到處講，中國模式是最好的，已經超越西方。
我們總是批判人家的冷戰思維方式，但我們腦袋裏的冷戰思維方式也很強大。
我們有些地方確實需要反思。中國富得太快，就要避免暴發戶心態。現在中國有些人唱得太高調了。
我覺得國內極左、極右還是要少一些。“高級黑”和“低級紅”都太多了，這些東西害了自己的國家。
民族主義不可避免，中國也需要民族主義，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尤其不是義和團主義。
民族主義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德國解決了沒有，日本解決了沒有？反倒是二戰後民族主義被遏制下去後，他們的問題解決了。
所以民族主義雖然能排解一部分情緒，但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反而是惡化問題的方式。
我們決策還是需要理性，制訂政策的時候還是要實事求是，不能被意識形態左右決策，不能讓情緒左右決策。
而盡管社會和中下層官僚機構中間，經曆著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但中國畢竟存在著一個強有力的、對時局保持清醒頭腦的領導集團。
領導層是非常清醒的。中國的基本問題還是貧窮問題。像李克強總理說，中國還有6億人一個月可用的收入是1000元。
我還記得以前溫家寶總理，他非常謙虛，說“人多，不發達，這是中國的兩大國情。
中國有13億人口，不管多麽小的問題，只要乘以13億，那就成爲很大很大的問題；不管多麽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13億，那就成爲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這是理性的判斷。我們國家真正要通向一個富裕社會還早著呢。社會的底端還是那麽大。鄧小平在1992年說：“堅持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變”。我們還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所以在大變革時期，政府部門、精英階層應當頭腦清醒地看到這一點。我們還有很多人收入不高、稱不上富裕，這個定位要准確。
我們的人均GDP還很低，剛超過1萬美元，而美國、新加坡人均都已經超過6.5萬美元了。
我們的中産階層現在才30%，還低著呢。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當年經濟起飛後，20、30年時間就把中産階層做到了70%。
我們改革開放40年，經濟增長速度不比這些經濟體低，但我們的中産階層還那麽小，哪有什麽驕傲的余地。
但現在我們有些人頭腦發昏了，好像我們強大得不得了。一些知識分子、智庫，整天吹噓、過度吹噓。這是虛胖。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作爲發展中國家，中國還是要冷靜、要清醒，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鄧小平還在世，他肯定會謙虛地說，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發展”和“公平”這兩個主要問題，即既沒有解決好做大蛋糕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好分配蛋糕的問題。
現在，改革已經再出發。我們離一個富裕公平社會的路途依然遙遠。基于貧窮人口依然占多數這一國情，人們只能訴諸行動，而沒有任何驕傲懈怠的空間。
中國曆史上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相信“國霸必衰”。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霸氣要少一點，很明顯我們現在也沒有資格霸氣。
其實，國家和個人是一樣的。低調和謙虛總是促成進步，而自我膨脹、誇大意識會最終導向失敗。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新的時代，既需要人們對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虛心的學習態度。這就需要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義精神。
從這個視角看，人們應當花大力氣糾正目前日漸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義。要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發動新一輪向其他國家學習的浪潮。文明的進步都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的。
同時，既然現在美國向中國發起了經濟戰，中國即使想回避也很難，只有迎戰。
但迎戰的過程應當是理性展現的過程，而不是情緒表達的過程。情緒很容易表達，而理性則是少有的。
中美兩個大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打敗對方的，只要不打敗自己就行。
兩個國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個國家理性、一個國家鬧情緒，就可能吵吵鬧鬧；若兩個國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緒化的話，那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我一直在呼籲，今天的世界要回歸三樣東西：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
我的三點建議
在這個大動蕩時代，中國應當創造自己的戰略機遇期，我有3點建議：
1. 做大中産階層
中國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還是如何做大中産階層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強調了很多年。
一個社會，當中産階層很強大的時候，就容易達成共識。
理性怎麽來，就來自中産。《孟子》裏說，民之爲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有恒産，人肯定就會理性考慮。
如果中産階層不壯大，社會就很難穩定；中産階層不壯大，消費社會就很難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也很難持續發展；中産階層不壯大，法治社會就無從談起，因爲中産階層最需要法治；同樣，只有中産階層壯大才能發展民主。
任何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是要先發展起中産階層來。
當一個社會的中産階層占到70%時，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要照顧這70%的中産階層的利益，這樣就不會走向極端。
曆史上，西方治理的成功並不能完全歸功于民主自由，而在于做大了中産階層。
德國産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法》，但並不是在“一人一票制”之下搞的，而是俾斯麥當政時代政治精英爲了社會穩定主動去做的，福利制度也是。
西方這些年出現了許多問題，走向極端化的民粹主義，也是因爲整個中産階層的生存環境惡化了。
美國如果中産階層仍然占到70%的話，絕不會發生特朗普當選這樣的事情；歐洲如果不是中産階層面臨困境，也不大會有英國脫歐公投。
今天中國社會的底層仍然龐大，中産階層還太弱小。社會依然脆弱，經不起危機折騰；而本來就不太大的中産階層，又缺失足夠的制度基礎。
所以，我們不需要那麽多豪言壯語，一個指標就是把中産階層做大。
2. 中國應該發力“軟基建”
盡管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經濟建設，確實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技術層面，基本上還是西方技術的應用，現在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制造”。
二戰後，德國和日本等國家的經濟起飛，的確是建立在“德國制造”和“日本制造”上，但中國不是，中國只是“中國加工”和“中國組裝”。
借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的話來說，“人家（美國）一斷芯片，你就休克了”。中國工業體系的脆弱性是顯見的。
現在，工業已經到了4.0版，那是什麽概念呢？工業1.0版，就是機械化；2.0版，自動化；3.0版，信息化；4.0版，智能化。
我到廣東各地調研時問地方領導：你們的企業到底在哪一個版本？我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企業還處于1.0版到2.0版之間。
中國工業體系確實很全面，什麽都能做，什麽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創，核心技術都是國外的。
而一個東西哪怕99%國産化了，但只要剩下1%的核心技術還掌握在人家手裏，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會摔下去。
一個組裝大國永遠成不了所謂的強國，原創性技術的大國才是強國。我們只是虛胖，我們人數多，但是很虛的，肌肉不夠的。
所以下面我們就是要練肌肉，從數量型經濟轉向質量型的發展。怎麽做？根本在于發力“軟基建”。
什麽是“軟基建”？就是社會建設，例如醫療、教育、公共住房、養老院等等。
要是不解決掉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的話，首先是窮人很難真正脫離貧困，哪怕是一時脫貧了，依然很容易返貧；中産階層沒有制度保障。這樣的話，中國的創新能力還是會很低。
二戰後，西方創新能力強，就在于搞好了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制度保障。福利資本主義就是“軟基建”建設的結果。
赤貧的人雖然也可以創新，但還是少。有質量的創新主要還是靠中産階層。
就像美國硅谷，有一批受教育的中産階層，他就可以冒一定風險去創新了。你想想如果馬斯克連飯都吃不飽，我不認爲他能夠做成特斯拉。
日本、亞洲“四小龍”更聰明，政府主動地去搞“軟基建”，像日本實行“工資倍增”計劃、終身雇傭制，全民薪水提高；中國台灣跟香港輔助中小型企業發展；新加坡搞公共住房。
政府主動作爲，搞軟基建使得這些經濟體都避免了類似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把自己的中産階層做大做強了。
我以前說中國改革分三步走，先經濟、後社會、再政治。現在到了社會改革。
所以社會建設的“軟基建”可以說已經不是一種選擇了，而是中國通向未來的唯一道路。
3. 開放，開放，更加開放
我最近這幾年一直在說，中國要防止陷入“明朝陷阱”。
明朝時鄭和下西洋，中國的國家能力是世界上最強的。海洋時代還沒開始，明朝的倭寇騷擾中國的沿海一帶。
實際上中國的海上力量當時是世界一流，葡萄牙、西班牙的船沒法跟中國相比。
如果明朝沒有保守的意識形態，海洋時代還是屬于中國的。但明清選擇“閉關鎖國”，後來鴉片戰爭被西方用槍炮打開大門。
我們因此失去了一個海洋時代。
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英美兩個國家。當年大英帝國稱霸世界爲什麽能持續長達200多年的時間，而美國自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獨霸全球，至今才不過20多年的時間，就顯出了衰老的迹象。
這裏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覺得當時的英國之所以能持續那麽多年，就在于它采取“單邊開放”的政策。
所謂“單邊開放”，就是你不向我開放沒關系，我向你開放。這才使得英國會強勢那麽長時間。
所以中國如果要真正實現強大，就應當學習早期的英國，實行“單邊開放”。
在確保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你黑暗，我更光明；你保守，我更開放。
如果簡單地以牙還牙、針鋒相對，那世界可能就遭殃了。
具體來說，包括這3方面的開放：
1）經濟上要真的開放
第一個就是經濟方面的真開放。
貿易戰實際上就是經濟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再分配。所以在和美國進行貿易戰時，我們必須考慮到兩個重要因素：美國政府利益和資本利益之間的不一致性；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利益的不一致性。
美國行政當局在一些利益集團的支持下發動貿易戰，但這必然使得其他一些利益集團受損。
現在主張美國打貿易戰的主要是白宮而不是華爾街。雖然美國現在企業界支持特朗普搞貿易戰的也不少，但他們思維是不一樣的。
這些既得利益的目標是要迫使中國更加開放，而不是讓中國更加封閉。但白宮冷戰派希望中國封閉起來。
從美國的曆史上看，最終是白宮聽華爾街的，而不是華爾街聽白宮的。
因此，中國必須利用資本的力量來減少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甚至遏制貿易戰。
資本的邏輯就是擴張，不擴張資本就會死亡。
中國擁有一個利潤豐厚的大市場。美國的商品需要市場，美國的技術需要市場，沒有人樂意放棄中國市場。
即使美國的資本因爲政治壓力而不得不放棄，那麽歐盟和日本等國家呢？美國是否有能力施壓所有西方國家放棄中國市場呢？
所以在開放狀態下，當越來越多的國家變成中國發展的“利益相關者”，美國和西方要把中國孤立起來是沒有任何可能性的。
所以第一經濟上要真正地開放，開放的計劃有很多，但要盡快地實施下去，包括《香港國安法》通過後要繼續維持香港的開放，甚至是更開放。
因爲解決了國家安全問題後，香港在經濟上、商業上可以變得更加開放了。
更重要的是加快建設中國國內內部的開放平台，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都應該是重點建設對象。
在這些內部平台上一定要有有力度的、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來統籌。
和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需要時間，並且不在中國的掌控之下。但這些內部自由貿易平台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一定要使得這幾個內部開放平台對國際優質資本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打貿易戰，不能別人一拳打過來，你就一拳打回去，更不能走封閉的路子，那會完全走上了美國冷戰派所期待的道路。
2）思想上要解放
第二個開放就是鄧小平說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要把什麽東西都意識形態化。
上世紀50、60年代的蘇聯，跟美國相比，無論是核武器、太空技術，還是地緣政治，都是旗鼓相當的。
我們現在比當時的蘇聯強大嗎？那還遠著呢。把什麽都意識形態化，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我覺得，不能光是具體的物質方面開放，思想、精神方面也應該開放。
像上世紀80年代，我們說“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這是明清以後的曆史經驗總結。
所以我們當時非常謙虛地學習，向美國、日本等大經濟體學，也向新加坡那麽小的國家學習。
但現在的人太驕傲了，不向世界學習了，已經是天下觀念，認爲“我就是世界”，抱著這種心態肯定就會封閉起來。
我們應該顯示出包容性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跟愛國主義並不矛盾。理性的、幫助國家成長進步，而非阻礙國家、甚至使國家倒退的，才叫愛國主義。
3）更應精准開放
從中國角度來看，現在面臨新一波的開放，我提出一個概念，就是下一步要“精准開放”，缺什麽補什麽。
比如你要拉住華爾街，就要看到美國的優勢在哪裏。華爾街對實體經濟不感興趣，他的優勢和興趣點在金融、互聯網，關注技術領域。
對日本和歐洲呢？可能就是開放制造業的部分。從中國爲了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要吸取美國的教訓，就要在精准開放中彌補自身短板。各方面要平衡。
從曆史看，中國改革開放的結論就是，開放就成功，封閉就會被打敗。
所以貿易戰打到後面，不是比誰更民族主義、比誰更封閉，而是比誰更開放。誰最開放，誰就是贏家。
最後，還是那句話，大國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對此我們要有信心，走自己的路。
曆史上，任何一個大國的大國地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別國給的，而是鬥爭出來的。
中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