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IPP評論（IPP-REVIEW）是鄭永年教授領導的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無論就中國曆史還是就世界曆史而言，這個時代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時代。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乃至政治轉型。就經濟而言，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初一個貧窮的經濟體躍升爲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從一個幾乎處于封閉狀態的經濟體，轉型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大國，並且已經俨然成爲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領頭羊。
中國知識界進入一個悲歌時代
而這些變化的背後，是從原先計劃經濟向中國自身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就社會發展而言，這些年裏中國已經促成了數億人口的脫貧，同樣爲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迹；盡管還有很多窮人，但人均國民生産所得也已經接近9000美元。
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也同樣顯著，包括人口壽命、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後建立起來的制度經受住了各種挑戰，化解了各種危機；盡管仍然被西方簡單地視爲權威主義體系，但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顯現出其高度的韌性和靈活性，與時俱進。
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實踐，需要人們來解釋，來提升，概念化和理論化，從而創建出基于中國經驗之上的中國社會科學體系。很顯然，這是中國知識界的責任。這個責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國知識界的偉大時代，但現實無比殘酷，當中國成爲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實驗場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則進入一個悲歌時代。
說是知識的悲歌時代，倒不僅僅是因爲權力、金錢和大衆對知識史無前例的鄙視，也不是因爲知識常常被用來點綴、成爲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爲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今天知識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識創造者本身對知識失去了認同，知識創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體地位，而心甘情願地成爲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國大學衆多，每年都有很多校慶，不過一次次校慶就是對知識的一次次羞辱。
有些知識人要名利雙收
每次校慶，大家無一不是以培養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獨說不出來的就是，沒有一個大學已經培養出一位錢學森生前所的說“大師”。實際上，今天大學或者研究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公共論壇乃至學術研討會，人們都已以邀請到大官大富爲目的，而知識本身則是極其次要的、可有可無的陪襯物。
知識體系是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沒有這個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難在世界上生存和發展，至多成爲未來考古學家的遺址。從知識創造的角度來看，正是偉大的知識創造和造就了文明。在西方，從古希臘到近代文藝複興再到啓蒙時代，這是一個輝煌的知識時代，沒有這個時代，就很難有今天人們所看到所體驗到的西方文明。中國也如此，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陽明等，鑄造了中國文明的核心。
就知識創造者來說，知識創造從來就是個人的行爲。盡管有些時候也表現爲群體知識，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但群體知識仍然是基于個人知識體系之上，只是一些學者之間有了共識，才形成爲互相強化的群體知識。
同時，在中國“學而優則仕”的政治環境裏，知識表面上是政府知識分子（也就是“士”）這個階層創造的，但應當指出的是，政府從來不是知識的主體。
當然，這並不是說政府在知識創造過程中就沒有責任，政府既可以爲知識創造有利、有效的環境，也可以阻礙知識的創造。因此，從知識創造者這個主體來反思當代中國的知識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說，我們要回答“我們的知識創造者幹什麽去了呢？”這個問題。
一個一般的觀察是，在中國社會中，曆來就是“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爭智于孤”。這裏，“爭名于朝”是對于政治人物來說的，“爭利于市”是對商人來說的，而“爭智于孤”則是對知識人來說的。今天的知識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現代知識人已經失去了“爭智于孤”的局面，而紛紛加入了“爭名于朝”或者“爭利于市”，有些知識人甚至更爲囂張，要名利雙收。
很多知識分子對大官吹牛拍馬
爭名于朝。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從前是“學而優則仕”，從學的目標就是從官，並且兩者沒有任何邊界。現在從學的目標已經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論上說）了從官，並且兩者之間有了邊界。盡管大多知識人士爲官了，但“爲官”的心態仍然濃厚，因此還是通過各種變相的手段爭名于朝。當然，這背後還有巨大的“利益”。競相通過和“朝廷”的關聯來爭名，這個現象隨處可見。
一些學者給政治局講一次課就覺得自己非常了不得。今天在做智庫評價指標時，人們以爭取到大領導的批示和認可作爲最重要的指標。更有很多知識分子對大官竭盡吹牛拍馬之功能。無論是被邀請給政治局講課還是文章拿到了領導的批示，這可以是一個指標，但並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標。知識有自己的指標。如果知識人以這些東西來衡量自己的知識的價值，那麽不僅已經是大大異化了，而且很難稱得上知識。
爭利于市。這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個新生事物。傳統上，從理論上說，知識分子和商業是遠離的。從認同上說，知識分子顯得清高，不能輕易談錢的問題；從制度層面來說，“士、農、工、商”的社會安排把知識分子和商隔離開來。當然，在實際層面，兩者也經常走在一起的。不過，現在情形則不同了。知識分子以其利益爲本、以錢爲本，公然地和企業走在一起，各個産業都“圈養”著一批爲自己說話、做的知識分子。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房地産業。中國的房地産能夠走到今天這麽荒唐的地步，不僅僅關乎房地産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關乎于這個産業“圈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因爲這些人的每一步都在論證著政府房地産市場政策的正確性，推波助瀾，而非糾正錯誤。
知識付費與知識的未來
在現代社會，除了和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發生關系，知識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來爭名利。例如，爭名于“名”，即通過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嘗不可，而且也是知識生産和創造的手段。不過，在今天的中國，人們不是認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據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隨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陽明。王陽明是個大家，現在被炒得很紅火。不過，很遺憾的是，沒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陽明，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現在的情況延續，“陽明學”很快就會演變成一種庸俗不堪的宗教，不僅靜不了人們的心，反而會攪亂人們的心。
這種現象在所謂的“國學”處處可見，人們所期望的國學精華沒有出現，而那些“牛、鬼、蛇、神”則已經泛濫成災。中學如此，西學也如此。例如馬克思。在世界範圍內，今天的中國擁有著最大群體的馬克思研究機構和馬克思研究者，因爲馬克思幾乎已經成爲官方的“國學”。但是認真去讀一下這些機構和學者的産品，有多少人懂馬克思。馬克思只是他們的政治，只是他們的飯碗。
在互聯網時代，知識更是具備了“爭名利于衆”的條件。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知識人通過互聯網走向了“市場”，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識“商品化”。當然更多的是充當“販賣者”，即沒有自己的知識，而是販賣人家的知識。互聯網是傳播知識的有效工具，但這裏的“販賣”和傳播不一樣，傳播是把知識大衆化，而“販賣”的目的僅僅是爲了錢財。
看看眼下日漸流行的“付費知識”就知道未來的知識會成爲何等東西了。另一方面，互聯網也促成了社會各個角落上的各種各樣的“知識”（宗教迷信、巫術等）登上“學術舞台”，並且有變成主流的大趨勢，因爲衡量知識價值的是錢、是流量。
而後者的力量如此龐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識分子都是在爭流量，爲此大家爭俗、爭媚，媚俗和流量無疑是正相關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會影響力等同起來。這就不難理解，即使官方媒體也和衆多自媒體一樣，堂而皇之地媚俗。
名利只應該是知識的副産品
古今中外真正的學者沒有一個是爭名爭利的，有很多爲了自己的知識尊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曆史上，不乏知識人被權力和資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來才逐漸有了言論自由的保障。對大多數學者而言，名利並非是追求而來的，而僅僅只是他們所創造知識的副産品。
很多學者生前所生産的知識，並沒有爲當時的社會所認可和接受，窮困潦倒。那些能夠遠離名利的學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毛澤東曾經評論過屈原，認爲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爲被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産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引自鄧力群著《和毛澤東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文）。
一旦進入了名利場，知識人便缺少了知識的想象力。一個毫無知識想象力的知識群體如何進行知識創造呢？一個沒有知識創造的國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爲知識之于民族和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近來自上到下都在呼籲知識的創造、創新。爲此，國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財政資源，培養重點大學，建設新型智庫，吸引頂級人才等。但現實情況極其糟糕，因爲國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場越大；名利場越大，知識人越是腐敗。
最近，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稱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近代大學，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補充的是，不僅沒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學，而且也遠遠落後于傳統書院制度。實際上，無論是近代大學還是傳統書院，重要的並不是大學制度或者書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學和書院的主體，即知識人。
有了以追求知識的知識人之後，這些制度就自然會産生和發展；而在缺少知識人的情況下，最好的大學和書院也只是一個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識人自願墮落的情況下，這類居所越好，知識越遭羞辱。
知識圈在下行，知識也在下行。盡管預測是危險的，但人們可以確定的是，如果這個方向不能逆轉，那麽中國很快就會面臨一個知識的完全“殖民化”時代，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道理很簡單，人們已經不能回到傳統、不需要那麽多知識的時代，知識是需要的，但人們因爲沒有自己的知識，那麽只好走“殖民”路線，即借用和炒作別國的知識。
在很大程度上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走的就是這個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數十年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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