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發起了一場“講華語運動”，其目標是以“華語”（近似于大陸的普通話）取代盛行于新加坡的包括福建話、廣東話等在內的各種“方言”。
爲什麽要這樣做？李光耀如此解釋：
“1979年，我56歲那年，爲了推動講華語運動，鼓勵新加坡人放棄方言，把華語說好，我以身作則，放棄20年來說的一口流利的福建話，這對于一個深明方言是贏得選票武器的我來說，是一項痛苦的抉擇，但有什麽辦法呢？因爲我看清了方言只是地方性的語言，它有很大的局限。……在我們這個迅速發展的社會裏，如果還迷戀方言的‘親切感’，那是很不明智的。假設我繼續以福建話保住我的政治資本，讓新加坡人到今天還說方言，新加坡今天將是一個怎樣的局面？我不敢想像。當科技進步，交通工具和通信器材越來越發達，世界越變越小的時候，人類其實需要越來越少種類的語言，每個國家都在減少需要學習語言種類的數目。……我早在30年前就已經看清方言是種‘窮途末路’的語言，它絕不是時代的對手。”
新加坡是一個講“福建話”的華人占多數的國家，也是一個以英語爲官方語言的國家。爲什麽不讓新加坡的華人，直接以“福建話”或者英語爲統一語言呢？
針對“福建話”，李光耀的解釋是：“很多人對我說，既然英文是新加坡人謀生的用語，中國福建話是新加坡人的生活語言，我爲何不就順其自然，讓中國福建話像香港的廣東話，成爲新加坡華人的共同語呢？而事實上，自戰後，中國福建話已經逐漸成爲新加坡華人的共通語。但是，它不像香港的廣東話，水平很高，整個香港講的只是廣東話一種方言，我們卻是講12種方言混雜在一起的福建話。香港人在學校用廣東話讀書、遊戲、開會、辯論、創作。如果我們的福建話有香港廣東話那樣的水平，也許任由它留下來是一個選擇，因爲那是高水平的語言，可是，新加坡的福建話卻是粗俗的，是沒有文字的。新加坡華人要發展，必須選擇一種有價值、高素質的語言。”“我絕不要……讓一種難懂的福建話成爲新加坡華人的共同語，讓它幹擾我們努力推行的雙語教育，讓它分裂新加坡的華人社群。”
針對英語，李光耀的解釋是：“我們永遠無法使英語成爲最底層人民的日常用語，我們只有努力推廣華語，使這些人所掌握的唯一語言是有文字的華語而不是沒有文字的方言，盡量不成爲文盲，這是推廣講華語運動的目的。”
爲了讓民衆學習“華語”，新加坡政府軟硬兼施，采取了很多強制、半強制性政策。比如，要求華族公務員在櫃台與華族公衆接觸時，須用華語交流，40歲以下不會說華語的公衆，其事務只能留待最後被受理；華族公務員必須華語口試及格才能被擢升；禁止電視台播出方言廣告，淘汰所有方言節目，打造純華語頻道，粵語熱播劇如《倚天屠龍記》須配音成華語才能播出……
強制推廣“華語”10余年後，一種華語圈裏的新方言——混雜了馬來語、方言和英語的“新加坡華語”——逐漸有了成型的趨勢。有些人認爲這是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的結晶，應該保護。但李光耀不這麽看：
“這對語言學者來說也許很有趣，但對社會發展沒有絲毫價值。我們學英語是爲了溝通，爲了讓世界了解我們，也爲了讓我們了解世界，爲什麽我們需要一個屬于自己的特別語言？華語也一樣。我們應該盡量達到標准的水平，讓所有的人，不管是在香港地區、中國台灣地區、中國大陸地區，還是在美國的華人都聽得懂，而不是保留一種只有新加坡人才聽得懂的語言。我不明白我們的華語爲什麽要標新立異？除非我們像美國，人口遠遠超過英國，才有說美式英語的條件。我們人口只有300萬，沒有必要編自己的華文詞典。我們如果說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沒有人能聽得懂的新加坡式華語，好像說‘暗語’那樣，有什麽意思？有什麽價值？……所以，我們當然要淨化華語，要學一種能讓13億多中國人以及全世界華人都聽得懂的華語。”
不過，重視“華語”，並不意味著“華語”在新加坡的地位與英語並駕齊驅，甚至高于英語。盡管李光耀聲稱“華語運動”的使命“是通過華語來保存和傳播（中華）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加強華族新加坡人的認同”，但他同時也強調，如果認爲這項運動“是要用華語來取代英語”，那絕對是一種誤解：
“英語是我們謀求生存、溫飽、發展的語言，我們不會放棄英語而以華語取代它。”“只要英文繼續是新加坡學校的第一語文，無論新加坡人說多少華語，英語永遠比華語更重要。我們的小學教學70%的時間用英語，中學教學80%的時間用英語，大學教學100%用英語，這是不會變的。”
事實上，新加坡的華語教學，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語、文分離”，拼音的學習高度優先于漢字的書寫，很多華人口語流利，但書寫能力嚴重不足。在一些中國“漢語教育學者”眼中，這是新加坡華語教學的一大缺陷；但這種“缺陷”，恰是新加坡當局的政策引導的直接結果。
盡管李光耀晚年對新加坡講華語家庭越來越少感到憂慮，但總體而言，其消滅方言、扶植華語、但又不妨害英語作爲第一語文地位的政策，可以說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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