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況報道
休會一個月後，
去年1月開幕的第13屆國會將于本月9日複會。
《聯合早報》趁此采訪多位新議員，
了解他們過去一年來在議事殿堂上
爲人民發聲的心得。
他們在新的一年將關注什麽課題，
又會如何爲每一次的國會會議做好准備？
在國會2016年所通過的34個法案中，新議員黃國光大部分都有參加辯論。不管是技術性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協定（修正）法案，還是相對“大衆化”的婦女憲章（修正）法案，黃國光都提出了看法和疑問。國會在爲一些“冷僻”的法案，如防火法案進行二讀時，他甚至是唯一發問的後座議員。
黃國光也是非政府組織關愛動物研究協會的執行理事長，他之所以能夠這麽積極參與制定法令的過程，不是因爲他神通廣大、“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是因爲他背後有個強大的“智囊團”。
這個智囊團由30名義工組成，來自各行各業，包括律師等專業人士、商人、學生，以及活躍于社區和基層者。他們的年齡介于20歲和40歲，興趣多元，從保護野生動物到爲難民爭取權益不等。
智囊團團員鮮少會面，而是透過電郵和WhatsApp等應用溝通，不僅爲黃國光在國會質詢課題方面提出看法，也成爲這名義順集選區議員在參加法案辯論時的重要軍師，向他提出論點和疑問。
黃國光說：“他們有的是活躍于公民社會的人，有的是我到大學參加對話會時，讓我留下深刻印象者。不論是前者或後者，我都邀請他們加入我的團隊。”
他一般會在法案提出一讀後，就征求智囊團的反饋和意見，再決定如何把一些個人的觀察和經驗融入衆多意見中。
在2016年最後一場國會會議上參加兒童發展共同儲蓄（修正）法案的辯論時，他提及過世的父親如何辛勤地工作養家，卻因此沒有多少時間陪伴家人，一度哽咽。
他向記者追述這段經曆時，依然感觸良多。“作爲議員就不應該只正視特定課題，我會繼續提出各種觀點和疑問。”
與大部分國會議員一樣，黃國光也雇用了一名國會助理（legislative assistant）。這名國會助理是他智囊團中的靈魂人物，爲各種議題進行研究，也動員其他團員這麽做，協助黃國光提出更紮實的論點。
當選議員可雇用國會助理
由于非全職議員不像擔任政治職務者般，有公務員爲他們做研究，國會自1989年7月開始，准許每名當選的後座議員領取雇用國會助理的津貼。該津貼當年是500元，現在已調升至1300元。
目前的國會助理中有全職人員，也有像黃國光國會助理般的半職人員。
受訪議員說，國會助理主要協助搜集資料，包括查出過去是否有人針對類似課題提出看法，部長們當時如何回應。至于演講詞，他們通常親力親爲。
淡濱尼集選區議員鍾麗慧說：“我的大部分演講稿都是自己擬的，對于要用什麽詞彙、語氣，我自己最清楚。只有簡短的發言（cuts）（詢問國會撥款委員會辯論各部門開支預算的問題），我才會依賴國會助理。”
鍾麗慧雖不像黃國光般有強大的智囊團，卻同樣會征求幫忙她接見選民義工的意見，聆聽他們所關注的課題，並適時提出相關口頭詢問。
身爲人民的代議士，議員們要提出哪類問題，最爲關鍵的是了解居民的心聲。裕廊集選區議員陳有明也表示重視居民的擔憂，特別是全球化對不少居民造成影響，他更關注弱勢群體和有特別需要者所面對的難題。
丹戎巴葛集選區議員祖安清心說：“居民所關注的課題是重中之重，因爲代他們發聲是我的責任。不過，這不會局限我要觸及的課題範圍。身爲議員，我會提出有關新加坡的種種議題。”
義工成了最堅實的“後盾”
非選區議員和官委議員都不享有雇用國會助理的津貼，義工們成了他們最堅實的“後盾”。
對于貝理安、陳立峰和吳佩松這三位非選區議員來說，分別活躍于東海岸集選區、鳳山區和阿裕尼集選區的基層，這些地方的居民及一般民衆的心聲，都是他們重視的議題。
吳佩松副教授說：“除了學術方面的閱讀，我每天也花至少一兩小時做一般的閱讀，一周則大約花至少六小時處理跟國會有關的工作，主要是爲提問和法案進行研究。如果遇上預算案等相對繁忙的國會會期，准備工作則可以是睡醒後的大半時間。由于本身是名研究員，我傾向自己做研究，但我也會咨詢義工和朋友。”
官委議員郭慶亮則會咨詢公民社會和相關團體，請他們提出問題、觀點和信息。他說：“我會雇用研究助理進行初步研究，並舉辦與不同團體的討論會。遇上非常技術性的課題時，我有時會尋求義工幫我擬草稿，或幫忙編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