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香港社會面對的是暴徒，與人權、自由無關，暴徒的所作所爲是對香港所有市民人身安全及自由的最大侵害。”
|《環球人物》記者：尹潔
“我們政見可以有所不同，但我希望無論我們持什麽政見，都不要被外國利用。現在國家正面對很大的壓力，你們看得到，我們中國企業是如何被人打壓，我們的科技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但你們呢？好像中國越糟，你們就越開心，你們認爲這樣就能爭取到你們的民主了嗎？”
這段話來自一段長度爲3分鍾的視頻，發言者是一位白衣女性，她壓抑著自己的憤怒，在香港立法會铿锵有力地駁斥反對派的言論。在香港“反修例”事件鬧得最凶的日子裏，這段話在內地網絡上被大量轉發、點贊，標題是《這位香港女議員的言論一針見血！》，引發了無數中國人的共鳴。
這位香港女議員就是梁美芬。經過幾番周折，《環球人物》記者終于聯系並采訪到了她。過去4個多月，她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不僅是由于繁忙的工作，也由于反對派、激進分子和暴徒的攻擊。但在采訪中，梁美芬並沒有提及自己面對的危險，而是不斷分析和強調香港所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危局，700多萬香港市民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應該做出怎樣的價值判斷。
辦公室被暴徒破壞4次
10月1日，梁美芬在北京參加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慶典。她在網絡平台上寫道：“我十分興奮及榮幸能夠參與國慶大典，與全國同胞一同慶祝偉大祖國的70華誕。是次（這次）國慶閱兵儀式規模極之龐大，我非常高興，亦感恩有幸在天安門廣場現場見證祖國今天的繁榮富強。”
然而，就在同一天，梁美芬位于香港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再次被暴徒打砸，並被縱火焚燒。從7月起，這個辦事處已先後被暴徒破壞了4次。10月1日是暴徒破壞最猖狂的一次。他們找上門的時候，梁美芬的辦公室已經破爛不堪，暴徒不問是否有人，直接向內投擲了3枚汽油彈，導致周圍的街坊非常驚慌，也非常憤怒。
從2019年7月到10月初，梁美芬工作的辦事處被暴徒多次打砸、縱火。
“現在香港社會面對的是暴徒，與人權、自由無關，暴徒的所作所爲是對香港所有市民人身安全及自由的最大侵害。”梁美芬說。曾經被視爲法治典範的香港，竟然在短短幾個月裏變成這樣，既令世人震驚，也令無數真正關心香港未來的人痛心。
作爲法學博士、香港大律師，梁美芬對于法治的內涵和意義有著更爲客觀而深刻的理解。香港特區政府制定《禁蒙面法》之前，反對派和激進分子通過各種手段加以阻撓，梁美芬則是公開表態支持的人。
“制定《禁蒙面法》不是爲了削弱言論自由，而是向社會傳達清晰的信號，不可靠蒙面爲所欲爲，同時保護光明磊落表達意見的市民。環顧世界各地，丹麥、德國、法國、瑞典、西班牙、奧地利、加拿大，還有美國的15個州，都已制定了禁止蒙面的法律，加拿大對此的最高刑罰更是監禁10年。目睹幾個月來香港暴力示威者到處大肆破壞，我們必須支持政府盡快立法，止暴制亂。”
梁美芬透露，其實2014年違法“占中”期間，香港立法會就討論過制定《禁蒙面法》，但隨著事件的平息，立法的事情也被擱置起來。然而事實證明，該立的法律、該解決的問題是無法回避的，否則曆史的教訓還會一次次重演。
爲了讓更多人理解《禁蒙面法》的必要性和正義性，梁美芬多次通過媒體和社交平台發聲，從法律角度解釋這是爲了保障守法市民的基本人權，使他們的言論自由不受暴力威脅，符合“一國兩制”要保障的法治精神。“《禁蒙面法》能協助執法部門取證，增強對犯罪行爲的阻嚇作用，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人不要以身試法，更有效地預防、制止及懲處犯法行爲。”
“占中”事件已過去了5年，當時的一些案件至今仍未審理完。梁美芬認爲，這對年輕人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有非常大的阻礙。她建議香港律政司聘請更多律師，司法機構要調動其他法院的法官，加快處理過去和近期發生的案件。“縮短法庭審訊的時間，在騷亂事件中是非常重要的。延期的公義，就是被剝奪的公義。”
香港法治不僅僅是法的問題，更是人的問題。梁美芬指出，香港有一批人，凡事只要涉及中國就不合心意，無論是參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還是“一帶一路”都說不行，即使是要將一名犯罪嫌疑人移交內地，還是不可以。
一些內地人不能理解，爲什麽修改《逃犯條例》會引發香港社會動亂。梁美芬對記者坦言：“很多香港人對內地的司法制度不夠有信心。盡管他們甚至沒有真正了解這次修例的內容，但反對派的煽動、中美貿易戰的複雜影響、某些媒體的抹黑……種種因素把真相歪曲了。就像明明是暴徒向警車扔汽油彈，反對派的媒體卻說是警察扔的，完全是在迷惑大衆。”
香港反對派口口聲聲要捍衛“民主”“自由”，暴徒的行爲卻日漸猖狂，日益威脅守法者的民主與自由。梁美芬一次次呼籲特區政府加強平亂工作，不能只依賴警隊執法；必須靈活果斷地處理問題，不能再用殖民地時代的古板思維辦事，更不能在這場危機中各自爲政。
“現在每個香港人都要扪心自問，自己可以爲香港做什麽？我們想讓香港變成怎樣的香港？愛護法治的人，必須先與暴力切割，一起爲香港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法。這是每個愛香港、珍惜香港的人此時此刻必須做的。”
1987年赴內地研究法律
對于香港與祖國的關系，梁美芬不僅是通過法律，更是通過親身經曆感受的。
梁美芬籍貫廣東肇慶，在香港出生、長大，從小學到中學一直接受傳統英式教育。她曾回憶，自己是考上香港中文大學後才真正深入地學習中文，而且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又通過4年的努力才打下了較好的中文功底。
1984年，梁美芬作爲交換生到美國學習法律。在此期間，她發現不光是美國，全世界都對中國內地的法律知之甚少。當時內地已經改革開放，對法治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梁美芬覺得要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法律制度，首先自己要懂，于是萌生了到內地學習法律的念頭。
1987年，梁美芬進入中國人民大學進修法律，師從著名法學專家、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起草委員許崇德教授，爲香港回歸做准備。回想起當時的物質條件，她十分感慨：“那時北京最好的水果都是用來出口、換取外彙的，我們一個星期才能洗一次澡，圖書館沒有空調，平時外出都是騎單車……中國人那時非常窮，但都有愛國之心。雖然我在語言交流方面有些障礙，但老師和同學非常好，對我很關心，多多少少減輕了我孤獨一人漂泊在外的感覺。”
在獲得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博士學位後，梁美芬對內地法律有了全面的了解。回到香港後，她在香港城市大學從事國內法的教學工作，參與過不少香港與內地法律研討、學者互訪講學等活動，並主持出版了長達3000多頁的《中國審判案例要覽》英文版。
2000年，梁美芬入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2007年正式從政，次年被直選爲香港立法會議員；2012年，擔任香港立法會司法委員會主席；2018年，擔任第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2016年，梁美芬（左二）作爲香港西九龍地方選區候選人，在立法會換屆選舉中央點票站參加活動。
從第一次到內地至今，30多年過去了，梁美芬對“中國人”這三個字的分量有了更爲全面和深刻的認識。
“剛到內地讀書時，我根本無法想象中國會發展得這麽好。上世紀90年代，我漸漸發現內地有了私人汽車、空調，人們每天都可以洗澡了。2000年之後，我去二三線城市，發現也非常幹淨，而且公交車上讓座的人很多，說明社會越來越文明。現在，雖然還有一些貧窮的地方，但那裏也能用上互聯網了。”
內地翻天覆地的發展變化，讓梁美芬不斷思考香港的現實——如何處理香港特區與國家的關系，如何處理香港社會的內部矛盾以及年輕人悲觀、反社會的情緒？
“如果你認爲國家有什麽不好的地方，可以提出來讓她改善，但不能去惡意摧毀她。香港人民應該與國家同喜同悲。國家發展成這樣我從心底裏開心；國家在貿易戰中受到世界的壓力，我就很悲傷。我覺得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希望大家多包容，不能片面指責。正因爲國家變強了，所以國際上才出來這麽多的手段，我們香港絕對不能被利用，成爲阻擋國家發展的阻力。”
梁美芬深知，過去70年全國人民上下一心、艱苦奮鬥，方才成就今天的局面。今年國慶前夕，她在網絡平台上寫道：“唯有祖國及同胞才是大家最大的憑借和靠山。今天祖國的富裕得來不易，有國才有家，只有我們大家團結一心築成堅固的銅牆鐵壁，才能讓祖國更加繁榮富強，才能有安穩的生活，讓五星紅旗永遠飄揚在億萬人民心中。”
2016年，梁美芬（前排左三）等香港建制派議員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香港的教育的確出了很大問題”
對比自己的成長經曆，梁美芬對香港今天的年輕人憂心忡忡。
“我們本來希望香港的年輕人有國際視野、國家視野，爲什麽現在的他們會敵視國家、敵視社會？香港的教育制度的確出了很大問題。我認爲首先要追究香港教育部門的責任，回歸以來，通識教育一直沒有改進。”
梁美芬對記者提到一個現象，5年前“占中”事件發生期間，一些宣傳港獨、歪曲事實的影片在香港街頭放映，不少十幾歲的孩子就坐在街邊看。梁美芬曾經向政府投訴這個問題，卻無人來管。
“今天走上街頭使用暴力的年輕人，很早就被洗腦了。這些東西已經根植在他們的腦海中，把他們侵蝕了。‘港獨’是違反國際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的，更違背我們的曆史文化、民族感情。然而反對派卻在煽動年輕人，這無異于教唆他們去撞山、跳崖，是會害死他們的。如果香港人不希望香港衰落，一定要出來反對‘港獨’，反對那些‘口不獨心獨’或‘口獨心也獨’的人。”
對于香港中小學的教育缺陷，梁美芬已經批評了10多年。她對記者坦言，香港教育部門一直沒有正視問題，現在惡果出現了。今天二十來歲的香港年輕人都是回歸以後接受教育的，雖然不是所有年輕人都激進，但從比例上明顯高于中年人和老年人。梁美芬認爲，香港有一些反對內地、反對中央政府的政治團體，打著教育機構的幌子，多年來，很多香港中小學的老師也受到影響。尤其是通識教育這門課，老師怎麽教都可以，學校不管。
“當所謂的教育團體，實際上是反內地的政治團體壟斷了通識教育之後，很多老師就慢慢有了政治偏見。只要有30%這種老師，就會教出一大批激進青年。而且年輕人處于叛逆期，認識問題不全面，他們不願聽父母的話，卻很受激進同學的影響。”
盡管如此，梁美芬仍表示，香港大部分人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且這個身份也不是由主觀意願決定的。“香港就是中國的地方。你選擇在香港生活，必須先保護‘一國’，然後才有‘兩制’的空間。”
關鍵在于，很多香港年輕人對這個身份沒有概念或者感情淡薄。梁美芬希望香港社會以後多強調“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不能只提香港不提中國。
“好多大中小學生覺得自己只是香港人。我問他們，你是不是中國人？他們不願正面回答。這就是問題，真的是教育的問題。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就別拿特區護照。”
對于香港年輕人的未來，梁美芬並不悲觀，她相信現實是可以改變的。
“我年輕的時候對國家的認識也不夠全面，後來自己跑到北京去讀書，經曆了很多困難才了解了國家，建立了感情，最終變成熱愛。今天的香港年輕人沒有這些曆練，我們也不能過于強求。我相信他們慢慢成長以後會改變的，激進的畢竟是少數，這一點必須區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