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李光耀坦言：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國，這對新加坡來說幸運的。
在其著作《李光耀觀天下》中，李光耀也表示了對英國的感謝：“對于英國的制度和其有風度的離開，我們應該心懷感激”。
他說相比被比利時人殖民的剛果，和被法國人殖民的幾內亞。被英國殖民的新加坡和它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比如剛果，他們長期以來都被比利時人當做原材料的生産國來使用。比利時人後來不得不離開了，他們留下一片狼藉，並且任由剛果在內部戰爭中掙紮。
比如幾內亞，因爲他們的領袖惹惱了戴高樂，愚弄了法國。戴高樂便下令在撤出幾內亞時將那裏的電線全部剪斷，什麽都沒有給他們留下。
李光耀說，相比這兩個國家，英國人在離開時頗有紳士風度的。他們的總督彬彬有禮地將辦公大樓完好無損地交給他，拉著他的手向他介紹了大樓裏的每位管家。正如一首歌裏唱的那樣：這位漂亮朋友離開亦漂亮。
當然，李光耀要感謝英國的並不只是他們的紳士風度和他們留下的英語，李光耀更看重英國人的制度。在他看來，英國人留下的制度本是成熟的，行之有效的，他們不需要去將其顛覆，他們只需要去填補和強化一些東西。
能夠看到英國制度的先進性並“填補和強化”之，李光耀是明智的，相比之下，諸多前英國殖民地獨立之後，在所謂民族自尊心的驅使下，顛覆英國人留下的制度，用本民族的文化構建一套治理方式，其結果無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孔子獎得主穆加貝領導下的津巴布韋。
李光耀一度推崇儒家，1994年他曾經說過：“從治理新加坡的經驗，特別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艱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過儒家價值的熏陶，我們是無法克服那些困難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體的凝聚力，能夠以務實的態度，來看待治理國家和解決社會的問題。”
但是幾年之後，李光耀在許多場合表示“放棄亞洲價值觀、儒家價值觀已經過時、儒家文化相對于歐美文化已經落後了”，等等。
李光耀這些貌似前後矛盾的話，讓許多人感覺不可理解，其實它們是有道理的。李光耀推崇儒家文化的時候，正是新加坡的困難時期，而崇尚忠義、自立自尊、吃苦耐勞，正是儒家文化的特點。
有一個現象不容否認，那就是旅居全世界各地華人，在當地各族群中都是比較體面的，這也是拜華人根深蒂固的儒家價值觀所賜。而這正是李光耀前期力倡儒家的原因，它可以凝聚國民，大家以忍耐務實渡過難關。
但是，儒家文化的這個特點既是長處，也是悲哀，因爲這種文化是在兩千年禁锢自由的“吃人曆史”中形成的，說到底這種文化真正的底蘊是對權力的“恐懼”。而這也是新加坡著名的“威權治理”的原因。
不過，李光耀畢竟遠離儒家文化的本土，並且沒有廢棄英國人留下的制度，新加坡用的還是英語，勤思善悟的李光耀必然會在渡過難關之後更深刻地思考文化與制度問題。不要說李光耀，任何一個有腦子善于思考的人，都能在這些問題上有所突破。
所謂英國制度，准確地說是“光榮革命”時代由《權利法案》確立的一套治理原則。之前400多年雖然英國就誕生了《大憲章》，但由于當時還沒有形成與之配套的壓倒性的政治哲學，所以基本上名存實亡。而“光榮革命”和《權利法案》之所以能夠成功，約翰洛克的政治哲學居功至偉。
洛克是在英國的文化傳統，即基督教《聖經》的基礎上展開政治哲學的論述的，代表作品就是著名的《政府論》，它出版于1689年，但早在出版之前，洛克的這套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如果說潘恩的《常識》鼓舞了美國獨立，那麽洛克的政治哲學就是“光榮革命”和《權利法案》的理論武器。
洛克的貢獻不僅僅是以《政府論》爲代表的政治哲學，同時他的“經驗主義哲學”也爲科學確定了原則，把形而上學和玄學趕出了自然科學領域。
洛克的這兩大貢獻都是劃時代的，有人評價說“在亞裏士多德和洛克之間，什麽都沒有”，這是毫不過分的。正是從洛克開始，德先生和賽先生才在英國以及美國飛速發展，其他民族要麽跟在後面亦步亦趨，要麽無頭蒼蠅一樣亂飛亂撞。
我相信，雖然李光耀能力超強，但還認識不到這個深度。不過他的直覺還算不錯：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國，這對新加坡來說幸運的。
一個殖民地被哪個國家所殖民，對于被殖民的國家來說確實是影響非常深遠的。
比如巴西。巴西當年被葡萄牙人殖民，葡萄牙人在巴西推行的是大莊園制度和奴隸制，他們當時還沒有完成工業化，並且他們的制度還是較爲落後的封建制。
等到葡萄牙人在1822年離開的時候，他們完全沒有任何遺産留下。他們留下的只有一堆爛攤子和兩大階級：地主和貧民。
兩大階級隨後展開了長久的鬥爭。當地主階級得勢時巴西就是軍人政府。當貧民勢力得勢是巴西就是民粹國家。此後巴西就一直在這種不穩定的局勢中掙紮，葡萄牙人給巴西帶來的負面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爲什麽會這樣？因爲葡萄牙沒有洛克，他們的文化也不能理解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