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信宇 袁斯來 邱曉芬
編輯 | 楊軒
中國速度：從防疫第一，到複工搶人
前後不過10天，在深圳開電子元器件制造工廠的李偉，就從爲申請複工焦頭爛額，到忽然迎來轉折點。
爲了申請複工，李偉已經提交了四次申請材料，打印機用到沒墨，廢棄文件堆滿了辦公桌——2月9日深圳防疫政策放松，從複工“審批”制改爲複工“報備”制後，他就馬上就去申請，但第一次時複工報告沒有模板，李偉寫起來無從下手；第二次，政府給了個模板，也就是深圳的“七個一”複工政策，但等寫完提交上去後，情況又變了；第三次要換成承諾書、花名冊、防控制度和防疫物資儲備4份文件，李偉和行政兩個人加班寫了幾十頁材料，終于准備齊全，哪知道交上去後，政策又說文件某些地方要調整，他們只能再拿回來改。
“（這麽來回變）主要目的是延遲一點複工。”李偉揣測。而且，工廠主要面對的有街道辦、安全監護部門、區政府還有工業園區4個部門——疫情之下，一些管控嚴格的工業園要求企業提交材料才能進門，但提交材料需要公章，公章又在辦公室裏，進了大門才能拿到，這成了個死循環。
複工申請要求多變只是問題之一。李偉覺得，在2月20號之前，複工門檻對自己來說實在太高，比如一項規定是，要求公司來了多少人就要准備多少個房間隔離。李偉公司加上工人有80號人，即便剛開始來的人不多，起碼也要20多個房間。
“我們說沒那麽多房間啊，對方就說那就別來，先在家呆著，有幾個辦公室就來幾個人。”李偉對36氪說。“當時這條卡死很多廠。”
防疫物資准備上，他也力有不逮：需要准備15天的口罩、消毒液，每天早中晚要消毒三次。而且，最開始還一度要求工廠配備防護服。那個時候，武漢的一線醫生都沒有足夠的防護服，他們這樣的小企業主自然找不到這麽金貴的物資。和政府溝通之後，改成了准備足夠的雨衣。一件2塊錢的雨衣，價格飙到了20塊，但李偉只能忍痛到處找關系進貨。
“那個時候所有人的焦點都在防疫上，人命關天，安全第一，和人命比，企業複産當然第二位。我們也理解。”李偉表示，只是作爲企業主，複工每延後一天，撐下去的難度就又高了一點。
“我們這種中小企業，出現一個病例就是整廠隔離，複工不是，不複工也不是，兩頭爲難。” 也是在深圳開廠的三防手機品牌AGM創始人余陳志說，開工防疫的責任讓他倍感壓力。
總之，李偉認識的工廠主朋友們，雖然不少都提交了材料，卻沒有人能夠在20號前順利開工。他有工廠主朋友甚至認爲複工無望，直接放棄。
但李偉的複工申請戰僅僅拉鋸了10天。深圳在2月20日出台“先複工，後審批”政策，李偉忽然就能打開了公司大門。
中國經濟難以忍受一個月的停擺。
從數字上看，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月制造業PMI降至35.7，低于上月14.3個百分點，爲2005年有數據以來最低。在生活中，企業主們不時表示資金即將斷裂、必須裁員或複工的聲音，正一浪高過一浪。
那些聚集著民營企業主、過去40年中國民間經濟活力的發源地，比如義烏，從防疫第一，最快一躍轉爲力推複工。
在義烏最爲標志性的大型市場國際商貿城，商戶們必須按時開業——一、二區要求2月18日開市，三、四、五區要求2月24日開市，被隔離和封鎖無法返回義烏的商戶除外——不按時開業，就會被市場管理方扣除“誠信文明積分”。商貿城的誠信分跟駕照分一樣，被扣一定數量就會不被允許營業，收回使用權。
“說要回來開門，我婆婆擔心死了，很不高興。但沒辦法，誠信分一年被扣掉12分，攤位就沒有了。”在義烏商貿城有攤位的Sandy對36氪說。
而在之前兩天，2月16日中午，義烏市絲路新區管委會招商局局長盛華兵接到通知去市政府開會，當天下午4點，盛華兵就坐上商務車前往湖南懷化。
盛華兵是爲義烏企業去懷化接回無法返程的員工，像他們這樣工作小組，16日當天出發的共有10個，分赴湖南、雲貴、陝西、河南、江西等多地。隨後的十天裏，義烏將工作小組的數量增加到了50個。
盛華兵從沒去過湖南懷化，完全陌生。直到上路，盛華兵跟湖南懷化方面的聯系工作才剛剛開始。而且，即便有義烏這邊開出的政府介紹信和健康證明，盛華兵對能不能進入懷化境內都還心裏沒底，也不知道會不會“一進去就被隔離。”
“義烏管得最嚴，放得最快。”在義烏做外貿的袁書對36氪評價說。在盛華兵動身湖南前一天，2月15日，袁書的公司得到了政府批文允許複工——袁書團隊准備的物資，是3瓶84消毒液、1個噴霧器、1個紅外測溫儀、5條抹布、100雙一次性橡膠手套、3瓶洗手液、2瓶潔廁靈、20件一次性消殺防護雨衣和最重要的200個防護口罩後。
在2月中旬，企業提交申請到義烏政府相關部門批複的時長基本上只需兩天。這距離義烏商超、影院、網吧、飯店閉門謝客，紅事緩辦、白事從簡，交通關關設卡、村村封閉，也不過半個月時間。
在防疫最嚴格的時期，1月31日下午，義烏官方宣傳的防疫口號，直接從一周前的“少外出 不聚集 戴口罩 講衛生”，改成了簡單粗暴的“在家！在家！！在家！！！”。
兩天後，2月2日，義烏市“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指揮部令第10號要求嚴格控制居民出行，實行“211”制度，即“每戶家庭每兩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員戴口罩外出采購生活物資”。
2月9日，與一些城市一樣，義烏所有零售藥店暫停向市民銷售適應症含“發熱、咳嗽”內容藥品，以督促發熱、咳嗽症狀患者就醫就診。
2月12日，政策風向開始變化，義烏下發防疫第16號令，正式將“推進城市全面複蘇”提上議程。不僅取消了持續了十天的市民“211”制度，義烏商貿城開市、企業複工複産、城市複蘇被迅速列爲市府工作重點。
同日下午，“在家！在家！！在家！！！”悄然消失，口號又恢複成了冷靜的“少外出 不聚集 戴口罩 講衛生”。這一天，也是官方通報上最後有確診病例的發布，累計確診病例數字停滯在了16例。
兩天後，2月14日下午，這個口號突然轉變爲熱情的“義烏歡迎你回來！”
隨後，盛華兵們就吃著開水泡面，踏上了去往全國各地“包車搶人”的路。到達懷化後的一周裏，盛華兵的三人工作小組用六七十趟大巴、一趟高鐵，爲義烏招回、新招共計接近三千人。按照義烏政策，他們登記信息、通過體溫等健康檢測後，持綠色健康碼第二天即可在各自企業正常上班。
盛華兵們這麽拼，非常有必要。複工並不是單家工廠的事情，而是重新啓動一架龐大機器的複雜過程。
不是工廠複工，是要産業鏈複工
在義烏做外貿生意的袁書其實已經複工兩周了，但他的複工還要打上引號。
像義烏千千萬萬的貿易公司一樣，袁書從全球客戶處接訂單，然後在龐大的中國制造産業鏈上尋找供應商，低買高賣，賺一點貿易差價。
盡管袁書已經“複工”，但是他的供應商們基本還處在無法複産的狀態。比如，客戶下單一個小小的包，袁書首先要爲自己長期合作的加工廠挑選一家合適的布料工廠，然後是尋找印染廠，接著樣品打樣還需要複合廠。
而現實是，要不就是印染廠沒開，要不就是布料工廠沒原料。專業化大分工帶來的是高效生産的制造業，但産業鏈上每個環節緊密相關，假如要生産這個包，每個環節都缺一不可。
所以，已經“複工”了的袁書每天做的，基本上就只剩下與各個客戶和供應商保持線上的溝通。
在義烏這樣的産業集群中，一樁生意會跟另一樁看似沒有關系的生意産生有聯系。比如，塑料管屬于輕貨，裝集裝箱運輸到海外一般物流公司都會跟産值更高的重貨搭配，以降低運費和清關費。可是受疫情影響，浙江省內台州、溫州那邊的龍頭、閥門等“重貨”生産地的情況還沒有穩定，經濟生産沒有義烏恢複快，于是，做塑料管生意的老板娘Sandy也在爲發貨頭疼：物流成本太高，生意就不好做。
義烏一帶輕工業居多，生産環節已經算相對簡單。在距離義烏一千多公裏的南方，同樣是中國制造的代表，深圳的經濟體量是義烏二十倍，但深圳是電子數碼工廠居多，産業鏈條也遠更複雜。
深圳一家電子線路板公司的高管李良2月底時正忙于一遍一遍給客戶打電話，解釋自己爲什麽交付日期要延遲。按照正常流程，線路板一般是7-10天交貨，複工日期一拖再拖，生産進度已經脫節，“沒辦法在最後幾天像變魔術一樣變出來”。
他在同行圈裏打聽過，大家的工廠都還沒動起來，“基本就是工人在打掃衛生”。他的工廠也是一樣，只能做做樣板，無法量産。
李良公司是産業鏈的上遊，主要給LED面板/儀表儀器工廠供貨。他供不上貨，他的客戶就無法生産。
楊昊所在的那家智能面板公司，生産材料上還可以暫時支撐一陣：他的工廠會在過年放假前屯一定的安全庫存，一般夠他們18條産線運轉一個月。不過，在複工第一天，真正到公司的只有兩個工人，而這還是爲了鼓勵員工複工，他給工人們承諾雙倍工資的情況下。
生産節奏難以避免要放緩，但長遠來看，問題出在下遊客戶上：去年年底他們轉向廣告業務，想在網約車上增加廣告屏，拿廣告分成。但疫情打亂了這個計劃，公共出行需求下滑、乘客減少、 廣告主也大量減少。廣告轉型計劃暫時宣告失敗。
“以前是事半功倍，現在是事N倍功半，”董大成在深圳寶安區有一家手機産線自動化設備工程，算是手機廠的上遊。
春節假期後，爲了讓工廠複工，他想方設法組織工人回廠，讓研發、采購、技術服務采用線上辦公，不斷尋找同行公司進行産能協作消化訂單，但這也只能保證最低程度的滿足客戶需求。
“有很多事情是你無法解決的。供應商就是不開工，工人就是不回來。”董大成對36氪說。
AGM戶外三防手機的創始人余陳志度過了等待複工批文、天天失眠的整個2月上旬，終于能開廠後，接下來面臨的就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的困境。
整個鏈條的運作已經停擺。余陳志的一小部分上遊供應商是1、200人的小企業，很多要到3月中旬才能全面複工，加上開産線後調試的時間，真正交付到他們手上也得到4月中下旬了。即便AGM現在加班加點，庫存耗盡後，他們沒了材料也只能停下生産。
整個公司也就回來了十分之一的人，公司平時坐辦公室的人也傾巢出動上了産線，幫著聯系物流公司發貨，打單。他估計3月底的複工率也就到20-30%。
熟練工人本來就緊俏，他們這種中小企業在和大廠搶人時沒有什麽優勢，“能不能搶到人是問題，花多大的代價能搶到也是問題。”他們能給返工的工人600元的車費補貼，這樣的數字自然無法和富士康給新員工的7000元補貼相比。
工人和防疫物資，此刻就是最稀缺的資源。義烏“搶人”，就是在給自己搶最關鍵的複工資源。深圳則在鼓勵生産防疫物資，提出“2020年2月1日—3月31日購買的設備，按不超過設備投資的50%予以資助，最高不超過2000萬元”。
爲此，不少企業已經轉向口罩機的生産，除了比亞迪、上汽通用五菱這樣的大中型汽車制造業，一些中型的公司也在經營範圍中增加了醫療相關的類目。
錢是另一種稀缺資源。
做線路板廠的李良在擔心，“最不樂觀的就是，應收賬款收不回來，應付賬款也在拖延”，“現在每天晚上做夢都在想錢怎麽辦，斷糧了怎麽辦”。
不僅缺貨壓力會在産業鏈上傳導，資金壓力也會向上下遊傳導。
中小企業做生意賒賬是常態。創淩智聯科技的創始人開軍是在深圳做WiFi模塊、路由模塊、TWS藍牙耳機板研發生産的，因爲去年轉型開始做自研，也有了一些定制業務，客戶短期內很難找到替代供應商，所以交涉時還有些話語權，平時的賬期控制在1-2個月。但在非常期間，他們必須得配合客戶，雙方一起熬下去，避免客戶破産成了壞賬。現在他們賬期延長了15天，這已經是開軍公司的極限。
開軍認爲，更舉步維艱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尤其是替代性很高的線材類供應商，他們沒有話語權，賬期通常會長達6個月，甚至年結。一旦遇到付款拖延，他們資金鏈可能直接斷裂。
無論是工廠還是政府，都已經非常努力了，但很多事並不在他們掌控之中。
環球同此涼熱
3月的第一周，袁書的訂單已經能打樣了，但是工廠那邊的産能只有50%左右。原來同一單需要30天生産，現在就要45天，或者沒法預計。
但他看得更遠。袁書隱隱感覺，對中國制造業來說，新冠疫情引起的風暴或許要兩個月之後才來。
“之前看新聞說意大利都封城了，我就感覺這個事情不對了。”對袁書的外貿生意來說，意大利封城的沖擊遠比武漢封城要大。
最近兩周的情況是，意大利和韓國的疫情突然爆發了。與義烏有點類似，意大利其實是歐洲的一個貿易中心，它有無數的展會，歐洲的小國家都會去意大利看貨提貨。最近，由于意大利疫情日益嚴重，涉及建材、美容産品、眼鏡等多個展會已經宣布取消或延期，那麽很多歐洲客戶的采購計劃就會放緩。沒有展會就不會下單。
“大家現在還在做年前積壓的訂單，其實這兩三個月是夠做的。但是兩三個月之後呢？沒法確定。”
在袁書看來，快時尚、飾品等fashion産業“上半年的錢已經肯定賺不到了”，但影響還在于，現在客戶采購和出貨的商品會一直賣到七八月份賣，客戶能看到上架效果，這會使他們對九月份的采購計劃有新的感觀。“但如果客戶錯過了上半年，那下半年的訂單也會縮減，因爲對于上半年的市場趨勢沒有了參考。”
義烏以貿易立市，由雞毛換糖而來的小商品市場讓這座城市聞名遐迩，作爲一座縣級市，義烏的國際化程度可能是全國最高的。
義烏企業的很多客戶是國際采購商，他們受到來自下遊的市場需求預期減少了，對義烏的需求也減少了。意大利展會取消的影響會傳導到義烏，再從義烏傳導到長三角、珠三角等中國制造業中心。
在義烏做塑料水管生意的老板娘Sandy，經營模式是一種典型的“前店後廠、自營自銷”，店鋪門面在義烏商貿城，迎來送往全球客戶，工廠車間在隔壁縣的工業園區。産品流程並不複雜，采購塑料原料，然後用模具做成塑料水管就好。二三十個工人，一年下來差不多能做一千多萬的外貿産值。
今年義烏國際商貿城一、二區2月18日率先開市，2月20日Sandy的工廠也獲批正式複工。這比往年的複工時間只是推遲了半個月，但對Sandy來說損失很多。
Sandy的客戶大多來自中東地區，每年客戶都要過齋月，白天就不吃飯不工作了，當然也不會有訂單。按照伊斯蘭曆法，今年的公曆四月底就開齋了，Sandy必須趕在中國春節後、客戶齋月前完成這一段時期生産和銷售。
然而，新冠疫情來襲，Sandy接到的訂單起碼減少了30%。“客戶都不敢來了。”
袁書認爲，采購商客戶不來，還不僅是因爲擔心生命健康安全，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們自己也沒生意做了。所以只要客戶倉庫裏還有貨，對于下新訂單這件事就會再考慮考慮。
“雖然現在政府給優惠政策，老外來了機票免費酒店免費。但是老外把貨拿回去他也賣不了。”袁書對此非常無奈，“政府支持力度再大，它也不能逼客戶來下單，對吧？”
訂單問題也困擾電子制造業。每年全球手機界在巴塞羅那召開的盛會MWC也已經宣布取消。
大家一邊産能不足，一邊銷售無著，但因爲整個鏈條效率降低，商品價格卻在上漲，貨更難拿了。
“以前跟工廠都是先拿一百箱襪子過來，約定賬期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再付款，但疫情之後現在就要先打錢。生意變緩慢之後很多企業就害怕貨生産出來或者進我的貨倉之後，客戶你不要了。”袁書說。另外，原材料、物流、人工等各方面成本也增加了。
比如，原先義烏因爲聚集效應，物流是非常發達的，價格也低，但現在物流供應減少，可能就要商家自己找車來送貨，這個價格比物流公司送貨就要高。
疫情一來，小音箱、鍵盤、耳機等深圳電子産品的全系配件也在應聲上漲。36氪獲得的一份供應商3月2日報價單顯示，電子産品配件至少漲價8%，最多則有25%。
“好像回到了十年前二十年前，物資緊缺的年代。”袁書對36氪說。
更長遠的憂患在于，疫情中，中國制造業的産能是否會加速向越南等地遷移。
余陳志的公司也承接海外ODM業務，占了他整體業務的30%。他們現在以不可抗力申辯，希望客戶們能寬限一些交貨時間。絕大多數客戶表示了理解，這次接受了1、2個月的延期。畢竟，他們也沒有其他選擇：現在三防手機的供應鏈70%都在中國。中國代工生産線的完整和工人的熟練，在世界範圍內短期內還很難找到替代者。
但余陳志擔心，這件事會讓客戶開始慎重考慮開發新的供應商，將産線逐漸轉移到越南和印度去。這一次，對余陳志這樣的中小企業主來說，失去未來訂單的風險越來越清晰可見。
當然，即便越南有人力，很多原料和上遊零部件也需要從中國進口。這就像楊昊的面板生意一樣：面板所需要芯片都是海外進口，他正苦惱于疫情在主要的芯片進口國美國、日韓肆虐。
創淩智聯科技的創始人開軍還想要接下來開拓一下海外市場。他們産品研發、工藝有一定門檻，短期內替換沒那麽容易。他們考慮在國內客戶縮水後，在阿裏巴巴平台上做些外貿生意。“組裝可以放到越南和菲律賓，但關鍵配件現在很多還是只有從中國出去。 ”
但50多歲的王澤已經萌生退意了。他十多年前剛來到義烏時，像他這種生産文具塑料片材的工廠還少之又少。他見證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繁榮、凋敝，經過數年的經營，工廠的營業額最高峰時期能達到兩千多萬，但隨著同行玩家越來越多，掌握渠道的下遊也開始建産線，營業額兩三年前開始以每年10%的比例往下掉。
“我們廠沒有自己的品牌、所以很被動”，“我們如果脫離下遊（文具廠），産品就賣不出去了，而他們脫離了我們，還有其他的人願意給他們生産，同時他們也能自己生産了”。
疫情期間的他一直情緒不好，但以慈父形象示人的他並不願意將一切在孩子面前提起——停工的一個月，單單廠房這一項就已經虧損了將近30萬。
他說自己沒什麽文化，又不懂電腦、電商這些新詞兒，只能花更多的時間去加強和下遊客戶的關系，多送禮多串門。他也開始和周圍的工廠主一樣，將現金流放在股票市場上，期望獲得跟高的收益。“三個孩子也大了，等過幾年他們都畢業了，我就收手不幹了。”說完，他輕輕歎了口氣。
（應采訪對象要求，李偉、董大成、李良、王澤、袁書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