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雲舟 報道
新加坡缺乏反對聲音的現象不能單純歸于“政治壓迫”手段，而是因爲我國雖然也面對需要解決的問題，但這些課題不足以讓人們“拼上性命”。
巡回大使、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李光耀創新型城市中心主席陳慶珠教授，前晚受邀評點社會學者蔡明發的新書《否定自由主義：新加坡的共同體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理念》時指出這點。她指出，本區域其他國家經曆過高度壓迫性的政府，但遭遇到強烈的反對力量。
陳慶珠說，如果出現極度社會不公、貪汙腐敗或足夠嚴重的問題，人們會發聲。
“本地沒有非常強烈的反對力量、非常激烈的辯論是因爲議題雖然存在，但不是那些人們會爲之拼上性命的課題。”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教務長講座教授蔡明發在書中指出，人民行動黨政府自自治時期就采取的“反共壓迫”，讓行動黨得以在議會中一黨獨大，政權不受挑戰。陳慶珠認爲，行動黨的主導地位是社會主義陣線1968年抵制議會選舉的“曆史性戰略失誤”所致。
蔡明發在發布會上闡述研究動機時說，他希望重尋“行動黨社會民主起源中的‘社會主義’元素”，並挑戰外界將新加坡視爲新自由主義社會案例的做法。
他指出，行動黨的公共住屋、國家資本主義和多元種族政策將持續幫助穩固它的政權，但與此同時，國人文化水平傾向自由化，也意味執政黨領導層必須以更大的說服力闡明自己執政的依據。
陳慶珠雖然同意上述政策將持續發揮作用，但也指出我國社會“逐漸、持續和一小步一小步地開放”。她認爲，“自由民主從不是政體考慮的最重要德行”，因此不同意蔡明發所說，我國所取得的發展是以自由民主作爲代價的看法。
“我一直都認爲，應該把行動黨視爲組織起一種體制，推進新加坡主權、（政策）可行性和發展急迫性的更寬泛目標，並且在這麽做的同時心系于民。”
陳慶珠說，新加坡不只建立起自身的政治模式，也試圖做到與衆不同。“新加坡實現良好治理，在它生存條件的限制和社會特征下讓經濟和社會成功……它無論何時都在徹底革新、追求創意和自我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