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認爲，創新是未來經濟增長和創造財富的引擎。正因如此，世界各國的決策者都在想方設法地推動和激勵創新，並給予創新者一定獎勵。
但真正的挑戰在于如何推動和激勵高質量創新?畢竟爲創新而創新不一定有價值，甚至未必會帶來顯著的效益。
換句話說，不是所有的創新都是同樣平等地被創造出來的。那麽，政府的激勵措施能否把目標指向那些具有實際意義的高品質創新呢?
教授簡介
Kenneth HUANG | 黃光立
新加坡國立大學
工業系統工程與管理系副教授
商學院策略與政策系副教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技管理與政策博士
教研領域：創新與科技管理、創業和知識産權戰略、全球戰略、科技政策、開放式創新/科學、中國和東盟等新興經濟體的制度變遷等
自2006年起，中國在國內開展了一場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運動，旨在將中國經濟從制造業大國推向價值創造階段。
研發支出的增加、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中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系，都對這一目標的實現起到了推動作用。
爲了推動這一進程，政府相關部門推出了一項激勵政策獎勵本國企業——尤其是在自主創新方面有所作爲的國有企業，評價的依據主要爲新申請的專利數量。
結果中國的專利申請數量激增。來自世界知識産權組織(WIPO)的數據顯示，至2011年，中國國內申請的專利總數已超過美國。
那麽，這些創新到底是有多新穎呢?
在我與美國南加州大學副教授賈楠(Nan Jia)、新加坡管理大學助理教授張曼(Cyndi Man Zhang)合作的一項研究中，我們發現，對于中國國有企業來說，由政策激勵的創新專利數量在激增的同時，在某些條件下也可能伴隨著其新穎程度(或質量)的降低。這篇研究發現于2019年發表在《管理學會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這一發現對由政府或者國家通過激勵機制來推動的創新效果劃上問號。
在研究中，我們分析了2000年至2012年間所有中國國內專利和國有上市企業治理信息的數據，涵蓋了創新激勵政策出台前6年和出台後6年的完整階段。
尤其是，我們還關注了不同企業爲響應政府的激勵政策而采取的公司治理對其專利申請的影響。
研究發現，雖然企業的專利總數在2006年政策變化後大幅增加，但不同企業之間出現了顯著的差異。
通過進一步對比研究政策出台前後的變化，我們發現，受管理團隊個人利益影響最大的企業擁有最大的專利數量，但質量高的專利數量較少。
換句話說，這類企業的管理者可能爲了個人利益往往選擇犧牲專利的質量，只關注專利的絕對數量。
原因也不難理解，對于管理者來說，開拓真正能提升企業價值的創新專利，往往既費力又耗時。
考慮到這一點，再加上激勵政策的誘惑，那些更關心自身利益而非企業價值的管理者們找到了“鑽空子”的方法：包括不斷地發展增量技術，以犧牲質量爲代價去快速增加其專利總數。這樣造成的結果是盡管專利數量激增，卻無法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並推動其長期發展。
由此可知，創新絕非一個簡單的數字遊戲。單純關注創新數量的政策(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可能會産生我們所謂的不正當激勵，對預期目的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降低創新的質量。
雖然研究目標爲中國企業，但我們相信，對于政府在推動創新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情況下，這些經驗教訓對其他國家的企業和決策者仍然有借鑒意義。
對于政府來說，要警惕通過專利數量來激勵創新的做法。因爲管理者的自身利益可能誘使他們以數量取代質量。
爲了推動有價值的創新，決策者應該制定更加細致的激勵機制，關注企業治理及創新的實際影響，並據此給予獎勵。
文章英文版首發于ThinkChina(思想中國)
原題爲An innovative China has overtaken the US in patent numbers?
作者：黃光立，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策略與政策系副教授
翻譯：陳思敏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