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他名列“唐宋八大家”，其文學造詣獲得當世與後世的諸多好評，在這方面，王安石受到的爭議並不大。
對于王安石的身後評價之所以會充滿爭議，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辦的另一件大事：熙甯變法。
每提及此事，大多數人都會扼腕歎息，認爲這是一次改變北宋積弱的絕好良機，可惜北宋沒能把握住。
今天，我們略過王安石的文學成就，聊聊他的“熙甯變法”。
提起“熙甯變法”的由來，主流意見是由于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造成了“強幹弱枝”的局面，以至于外敵威脅日益增大，內部又有冗員冗兵冗費的“三冗”。在這種背景下，王安石提出改革，並獲得了宋神宗的首肯。
事實上，這個說法只能算是表面文章，因爲過于高大上，內中緣由顯然要結合利益來分析。
“熙甯變法”和之前失敗的“慶曆新政”一脈相承，都是對舊有秩序發起沖擊。可問題是：什麽才是舊有秩序呢？
自侯景禍亂江南和黃巢起兵反唐之後，“豪門士族”這個名詞已經成爲曆史，科舉大行其道，官僚集團登上曆史舞台。
和豪門士族相比，官僚集團擁有極強的壟斷地位嗎？恐怕是沒有的。
自北宋立國以來，並沒有哪個世家大族繼續把持朝堂，壟斷社會資源。在這種背景下，各種變法開始逐漸登堂入室。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宋朝之前，有哪個中原王朝進行過影響極大的變法嗎？答案是沒有。影響最大的變法是北魏孝文帝革俗漢化，但那時候的北魏只是北方政權，並未統一天下，此舉對南方也無直接影響。
豪門士族和官僚集團各有各的弊病，豪門士族的弊病是抵制大一統，習慣于小家小戶過安生日子。官僚集團並不抵制大一統，但由于權力不世襲，所以他們很少像豪門士族那樣團結起來分蛋糕，而是大家內鬥搞黨爭。
具體點說，自北宋立國以來就一直是黨爭不斷，“慶曆新政”和“熙甯變法”美其名曰是革除弊病，實際上都不過是黨爭的産物而已。
爲避免偏題，我們略過“慶曆新政”，直接說于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開始施行的“熙甯變法”。
提起“熙甯變法”，很多人喜歡從青苗法、市易法、保馬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等角度展開論述，說起來簡直是如數家珍。
可上述法令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主要針對經濟層面，與黨爭關系並不太大。而在熙甯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決定“不列《春秋》于學宮”，引起莫大爭議。
大學者胡寅在作品《先公行狀》中大罵王安石，認爲是王安石自己讀不懂《春秋》，所以才決定“不列《春秋》于學宮”。
這個說法，實在是有些小瞧了王安石。
前文我說過，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本人又是進士出身（第四名）。據說，如果不是王安石在文章裏用了犯忌諱的詞，那王安石就不是第四名，而是第一名。
不管第一還是第四，至少可以肯定一點：王安石絕不至于讀不懂《春秋》，他決定“不列《春秋》于學宮”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
我們來看看新舊兩黨主要成員的身份：
新黨推動變法，以王安石、呂惠卿、曾布、章惇和韓绛等人爲代表；舊黨抵制變法，以韓琦、司馬光、歐陽修和蘇轼等人爲代表。
如果展開說呂惠卿、曾布、章惇和韓绛等人的生平，會使這篇文章顯得冗長，我直接說結論：後世在評價這些人的時候，幾乎衆口一詞地說他們是“投機分子”。
換言之，以王安石爲代表的新黨，就是一個以投機分子爲主，在最短時間內攫取現實利益的組合。
再看舊黨成員，有一個算一個，幾乎全是名重一時的大人物。如果新舊兩黨站在同一個舞台上PK，新黨絕對會被打個七零八落。
王安石爲什麽要抵制《春秋》？從權謀的角度來看，那就是王安石在積極張羅打手。
王安石非常清楚，如果在規則範圍內，自己絕對玩不過韓琦這幫老官油子，所以王安石用這種方式，直接跳出規則範圍，讓更多生力軍加入進來，試圖把水攪渾。
這樣說或許有些難懂，如果用擺在台面上的話來說就是：“《春秋》已經過時，難以成爲變法的主要依據，所以不得列入學宮。”
很多人對于黨爭是只聽其名、不識其詳，我就簡單地用《春秋》來舉個例子。
《春秋》到底說了什麽？其實沒人知道。爲什麽呢？因爲這本書過于“博大精深”了。
請大家記住，如果某本書能與“博大精深”或類似的詞聯系在一起，我都不太推薦大家去閱讀，因爲對于大多數人而言，讀這種書只會越讀越迷糊。
一本書只要博大精深，它所涵蓋的內容必然會非常多。如果你大贊這本書，肯定能顯得自己非常有水平；可如果你大批這本書，同樣也能顯得你非常有水平。
《贊春秋》和《批春秋》從表面上看是兩件事，其實它們是一件事：如果不對《春秋》進行極度深刻的研讀，根本沒資格“贊”或“批”。
只要大家同意我上述的論斷，自然可以得出新的結論：類似于《春秋》這樣“博大精深”的著作，其實就是一個筐，你想往裏面裝什麽，請隨意，因爲書中都能找到支持你的內容。
我們把話題扯回“熙甯變法”，新舊兩黨在變法問題上交鋒時，肯定會到處找證據，以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
如果事態發展到這一步，新黨就會被舊黨拽到一個極其劣勢的環境中。因爲舊黨都是一幫老官油子，玩廷議辯論這種事，新黨只能白給。
王安石之所以不列《春秋》于學宮，就是釜底抽薪，不想跟舊黨在這方面較量，而是直接把問題轉變過來：凡是不利于變法的，我們統統不提倡。
這樣一來，就等于逼著舊黨不能再用言語攻擊，而必須親自下場肉搏。在這方面，新黨可不怕舊黨。
王安石變法爲何會失敗？很多人都說是因爲王安石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這話不假，但這話說得片面。
宋徽宗在位期間，著名的“奸相”蔡京執政，史書的評價是“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甯又再倍矣。”
換言之，蔡京就是在用王安石那一套來發展經濟的，結果非常可喜，卻也沒有像王安石那樣搞得天怒人怨。
或許有人會說：“那是因爲蔡京權勢滔天，大家不敢給他使絆子。”可在靖康年間，蔡京對于政局的影響幾乎等于零，哪有半分“權勢滔天”的樣子呢？
蔡京能用王安石那一套玩得出神入化，王安石自己創出一套玩法，卻只能搞得天怒人怨，這到底是王安石水平不行，還是他的出發點有問題呢？我個人傾向于後者。
在“熙甯變法”期間，北宋的情況遠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樣崩壞。如果王安石能夠安下心來，專注于發展經濟，也不至于會出現長達五十年的“新舊黨爭”。
史學家余英時先生說：“黨爭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又說“在熙甯變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黨爭之上的；但在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爲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複具有超越的地位。”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熙甯變法”要麽是打著變法幌子的黨爭，要麽是被王安石玩砸鍋的變法行動。從王安石的生平來看，他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玩砸鍋的可能性不大。
常言道“論迹不論心”，我們誰也不知道，王安石搞出來的“熙甯變法”有幾分爲公的打算。但從結果來看，“熙甯變法”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使得整個北宋朝堂的黨爭不斷加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