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西方金融機構和媒體發布宜居城市排行榜，俨如世界各大城市的體檢報告。排名反映城市的政經實力，也代表居民生活幸福指數，乃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成績單。城市宜居條件離不開城市的功能設計以及管理執行。
新加坡城市規劃師劉太格和中國城市規劃師柯煥章心目中的宜居城市，是一幅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立體生活全景圖。柯煥章概括宜居爲安居樂業，包含了良好生態環境，居住設施齊備，充分的就業機會，與時並進的公共服務配套。劉太格則提出做好規劃需具備人文家的心、科學家的腦與藝術家的眼，既尊重人性，還要精算功能效率，愛護自然環境，珍視文物古迹。
劉太格認爲城市規劃師要有仆人的心態，虛心地了解城市裏的人和土地需要什麽。（葉振忠攝）
城市規劃自古有之，但現代城市設計理論在20世紀中期才開始興盛，都市再生課題是近二三十年亞洲城市發展的焦點。新中兩國政經體制、發展階段大不相同，新加坡從小漁村發展成爲今日的花園城市不過是200年，而北京是數千年曆史名城，如何保持城市活力，完善商務中心區內商住綜合功能，挑戰重重。柯煥章指出，近年中國，老城改建、新城建設、城市功能建設加強綜合規劃， 相信中國都市未來生活越來越美好。劉太格則以養育孩子比喻城市規劃，先做好基本功能，學好數理科和語言，再考慮特殊功能，如學唱歌跳舞等才藝，孩子才會成器。中國政府近年主張兼顧大中小不同城市的開發，有望減緩大城市人口劇增，也有助發揚各地城市在地文化及少數民族文化，深化中國社會多元包容的人文風景。
柯煥章認爲城市規劃師應有甘當無名英雄的思想境界。（魏堯攝）
綜述
劉太格與柯煥章同齡，年過八旬，童年家境清貧，青年刻苦用功求學，多年來在專業領域積累智慧才學，深受後輩尊敬。兩位城市規劃師不約而同地強調城市發展建設應以居民福祉爲出發點，規劃時尊重城市的自然生態和文化曆史，優秀的城市規劃師追求的是甘當無名英雄，把自己視爲城市的仆人的胸懷。
兩位城市規劃師大學同樣主修建築學，畢業後卻不建房子，而是從事城市規劃，接受整合、打造城市生活機能與文化資産的挑戰。兩人相識于40年前劉太格受聘爲北京市規劃顧問之時，柯煥章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後來劉太格卸下職務，每次赴北京必與柯煥章聚餐暢談。
有關城市規劃的洞見，與規劃師的生活背景息息相關。柯煥章在甯波鄉村長大，以村裏第一個大學生榮耀到南京升學，長時間在中國的曆史文化名城甯波、南京和北京生活工作。劉太格高中畢業赴悉尼半工半讀念完大學，再憑獎學金到美國耶魯念規劃兼交通，接著在紐約貝聿銘的建築設計事務所工作，接受紐黑文和紐約城市生活的洗禮。
兩人一中一西的城市綜合經驗，思考城市規劃，體驗異中有同，說明不同城市做規劃時離不開對文化特質的領會，兼顧發展建設需求，基本民生福利，還要爲城市未來升級轉型留有余裕。
柯煥章對不同城市的曆史文化積澱有深切感受。甯波是中國對外開放較早的港口城市之一，融合了中國城鎮的形態與外國建築和文化；南京長時間是中國南方政治文化中心，六朝時期至近代民國政府定都南京，較早吸收西方城市的建築規劃與文化。柯煥章念大學時，學校的教授多從歐美與日本留學，爲學生打開國際視野。
劉太格從小接觸美術，耳濡目染，長大後曾用打工存下的積蓄買船票，准備赴中國讀美術。他認爲中國書法培養了他對建築比例的敏感，“因爲書法不只是寫筆劃，還要照顧筆劃之間的空白比例。”藝術和書法的學養化爲他結合功能與審美的慧眼。
劉太格對于城市規劃的理想，播種于新加坡英殖民地時代。20世紀早期新加坡人口160萬人，每四人當中有三人住亞答屋，惡劣的居住環境激發了他要提升國家生活水平的志向。在悉尼留學時，他爲了深入了解當時相對先進的西方文明，每周從星期天到星期五不見亞洲學生，只跟當地人在一起，深入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書香家庭的熏陶，加上西方城市的生活體驗，使他到中國從事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既可用中國的角度滿足建設的需要，發揮文化的優勢，也能用外國的角度認識中國城市發展的局限和潛能。
人生如戲，城市是展演生命力的大舞台；城市規劃影響你我譜寫生活回憶的風景。城市舞台可以包容多少可能？兩位長者的深度對談讓我們看到美麗且值得期待的答案。
柯煥章在1990年代初就提出北京應建設具有相應功能和規模的CBD。（iStock圖）
對談錄
問：兩位分別在中國和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衆多企劃案中，兩位最難忘或引以爲傲的有哪些？
柯煥章（以下簡稱柯）：我在北京城市規劃部門工作了40多年，經曆或主持過不少規劃工作，確實難以忘懷，要選一個最難忘的案例挺難。就說說北京商務中心區（CBD）的規劃建設吧。北京本沒有CBD。上世紀90年代初，我具體主持編制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時，提出北京應像倫敦、巴黎、東京等首都城市，建設具有相應功能和規模的CBD，並正式納入了總體規劃內容。
1993年，國務院批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北京掀起了城市建設高潮，但北京CBD建設並沒有被市政府有關部門和許多投資建設單位所認識和重視，許多商務設施建設項目，包括寫字樓、酒店、高檔公寓和商業服務設施等，在城市四處分散建設，沒什麽項目集中到規劃的CBD。
1996年底，我們組織規劃人員經調查統計，發現當時北京正在建設，以及已經批准將要建設的商務設施項目達2000多萬平方米。如果集中四分之一項目到CBD，就相當于一個上海的CBD浦東陸家嘴的規模。我當時心裏很是著急，因此1997年初給市政府寫了《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快建設北京商務中心區》的報告，市政府很重視，很快召開政府辦公會討論，當即決定全面啓動CBD的建設。
新加坡金融中心新舊建築並存。（檔案照）
可是工作開展不久，卻遇上了亞洲金融危機。受此影響，CBD商務設施建設處于停滯狀態，而房地産開發勢頭不減，CBD內規劃的商務設施用地單位紛紛要求出讓土地，改爲建設住宅。如果這樣，規劃的CBD就變成住宅區了。爲此我們又很著急。
到1999年底我們看到亞洲金融危機有了轉機，2000年初又給市政府寫了報告，再次促請全面啓動CBD的建設。市政府6月召開專題會討論，決定重新啓動CBD建設，並成立北京商務中心區建設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市長讓我兼任CBD規劃建設總顧問。會後立即組織力量開展各項工作，規劃設計國際招標，招商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全面展開，一些建設項目陸續開工，一幢幢高樓相繼拔地而起，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北京CBD已形成800萬平方米規模的商務中心區，不僅促進了北京經濟發展，而且成了北京的新地標，我由此感到很欣慰。
要說引以爲傲的理由，就是城市規劃工作真正發揮了促進城市建設發展的作用，這是比較典型的案例。
劉太格（以下簡稱劉）：每個項目我都帶著熱愛去做，做完後都是我的孩子。當父母的最喜歡哪個孩子？每個孩子都喜歡嘛。雖然這麽說，有些成就還是比較特殊。
我自1969年到1992年前後在新加坡政府部門工作了24年，實現了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願景，把新加坡的規劃和市容提升到被公認的世界水平，這應該是我今生最受肯定的對城市規劃的貢獻。
我從1980年代開始受邀參與中國城市規劃的工作，其中當了七八年的北京規劃顧問，並因此認識了柯院長。之後數十年爲中國城市做了許多規劃方案，我想提提幾個案例。
比如福州中心城的規劃。福州是我母親的老家，我小學上的是三山學校，三山就是福州，福州中心有三座山。我去福州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三山，但沒路上去，很難看到。所以我在規劃方案中加入上山的路。10幾年後我去福州，說要看三山，當地接待人員說沒問題。
福州是文化古城，老城區有個非常精彩的地方叫三坊七巷，雖然房子破爛，但建築風格很獨特，我非常喜歡。當時規劃局說要把它拆掉，我說不行，堅決不拆。所幸他們最後接受我的建議。2015年，三坊七巷被評爲國家5A級旅遊景區，5A級是最高的級別。我就是通過這個項目，很有幸地遇見了當時的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他對我的工作給予好評。
第二個比較重要的項目是規劃整個廈門島，包括古建築的保留。當時的政府堅持要把廈門島的騎樓拆掉重建，我再三嘗試說服他們，最後說了“你們要拆就拆，不過拆掉就是把未來旅遊業的金礦推到海裏去，你們願意嗎？”這句話終于有效。現在一般人去廈門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這個老城區。
既然這次是和柯院長對談，我也要提提1990年代，在新中政府牽引下，做了甯波中心城直到北侖港的規劃。當時從市中心的三江口到北侖港，坐車要三個多小時。規劃後許多年，我爲了別的事再訪甯波，最大的意外驚喜是通過新建的高速公路去北侖港，車程只需35分鍾。這個經驗間接顯示中國城市最近幾十年來的改變幅度。
1992年，劉太格（右一）參觀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展覽，副院長董光器（左一）爲他介紹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柯煥章（中）在旁聆聽。（受訪者提供）
社區防疫 綜合功能之必需
問：宜居城市的建設發展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具體體現。兩位如何定義“宜居城市”？城市宜居指數和人口多寡是否有關系？
柯：讓我定義宜居城市，簡單說是安居樂業的城市。稱得上宜居城市的應有優良生態環境，不僅居者有其屋，而且應有舒適的居住空間和設施；有相應的産業和就業崗位；有便捷的交通通訊設施；有完善的文化、教育、醫療、商業、休閑等公共服務配套設施，以及安全和諧的社會環境。當然，隨著時代進步，現代城市功能和科技的發展，其內涵或目標會相應發展和提高。
我想城市的宜居指數與城市人口不一定有直接關系，當然城市規模大人口多，尤其對大城市或超大城市來說，其複雜性和難度會大些，但宜居城市的目標應該是一致的。
2006年，劉太格（右）與柯煥章在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慶20周年學術報告會上見面。（受訪者提供）
劉：宜居城市的規劃有三個要點。首先要有人文家的心。做規劃是爲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和社會的堅韌性，爲土地提升其功能和生態保護。其次要有科學家的腦，把城市規劃成完善的生活機器，精確地把城市設計到功能高度完善。每個地塊多大多小比例合適，每條路要多長，路與路之間的距離要多大，這些都要考慮。第三要有藝術家的眼，知道如何跟土地談戀愛，因爲生活的機器不能就這樣“砰”一聲放下，還須考慮天然環境和文物古迹，順著地勢，調整這部機器，小心翼翼地擺放在地上。我經常把上述原則總稱爲明智化的規劃，介紹給中國城市的領導們。
人口是大問題，也很難掌控。例如中國有戶口制度，如果離開戶口登記地到城市裏住，未必能享受大城市的福利，但人們還是會去，因爲有工作機會，而且工資比較高。因此即便有戶口制度，中國的大城市還是越來越大。城市經濟發展順暢，就業崗位增加，就需要人來就職，城市人口就會增加。
如果堅決要控制人口，須下決心放緩經濟建設，才能控制工作崗位和人口的增加。現在中國很多超大城市在考慮“減量”，就是減少人口。我不看好這個想法。城市的問題不是人口多少的問題，不需要靠減量來解決。城市規劃就是怎樣在不能控制人口增長的情況下，找出合理、科學、優美的解決方案。
問：劉太格在2016年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曾以炒飯和西餐爲比喻，“中國城市規劃像是西餐式做法。一堆馬鈴薯、一堆菜、一堆肉，提倡的是功能分區。我的做法是炒飯，馬鈴薯、菜和肉都切小。我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飯，一個綜合性功能的環境。”對于這個比喻，柯煥章有何想法？劉太格是否仍抱持相同意見？
柯：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前幾十年，城市規劃很大程度上是做空間布局規劃，總體規劃層面主要是功能分區的布局規劃，就如劉先生的形象比喻——“做西餐”。
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出現了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園區、科技園區、高教園區等新形勢。起初我們用原來的規劃思路和方法，做了一些功能單一的産業園區規劃，後來發現這類功能單一的産業園區不能適應園區運營和發展的需要，意識到必須是綜合配套，設施比較齊全的複合功能區，而且應是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就如劉先生比喻的“炒飯”。期間我們咨詢過一些國外專家，包括劉先生給了我們很多建議。
近年來，中國機構體制改革，國務院成立了國家自然資源部，下層機構相應做了調整，將國土規劃與城鄉規劃整合，拓寬了規劃領域和內容，尤其增強了國土利用和綜合規劃的意識，強調多規合一的要求，從規劃思路到方法都帶來了新變化。
劉：規劃的學問難懂，所以要用比喻。很多城市是一碟碟雜菜，想建什麽就找塊地把項目丟進去。以前的新加坡是這個樣子，中國很多城市也是這樣，一般說法是見縫插針。所以很多規劃專家會勸導城市領導考慮功能分區（zoning）。例如我在中國做規劃時聽過這種說法：“北邊是文化區，東邊是商業區，西邊是教育區。”這種功能分區對城市不好，因爲商業、文化和教育要有互動關系。按照這個做法，就是把這碟菜做成西餐。西餐就是一堆馬鈴薯，一堆菜，一堆肉，分開放在碟子上。我建議把這碟雜菜變成炒飯。烹煮炒飯，首先要決定需要什麽材料，材料之間的比例，切得多大多小，最後怎麽炒起來。
冠病疫情突顯防疫規劃的重要。柯煥章說，北京正在編制防疫規劃，今後防疫規劃必須與其他防災規劃一起納入城市規劃。劉太格指出，城市的功能配套和活動應分散到社區，
避免人們大小事往市中心跑，城市規劃今後會更重視加強人群疏導，完善社區生活機能。
問：要炒好這一碟炒飯的城市規劃師應具備哪些特質？兩位對城市規劃的前景有何展望和期待？有什麽話想告訴新一代城市規劃師？
柯：城市規劃師不僅要有堅實的專業功底和相關知識，還要有相應的精神素養。既要立足現實，又要放眼未來；既要考慮城市的整體布局和合理運營，又要考慮市民的便利生活，兢兢業業做好各項規劃工作。城市規劃師不同于建築師，沒有自己的紀念碑，應有甘當無名英雄的思想境界。
城市規劃既宏觀又較微觀，難以短期見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城市規劃多爲集體創作，規劃師要做好綜合協調工作，應有多一點付出。
中國曆經了近70年的發展，已形成比較系統的城市規劃體系及相應政策法規，城市規劃對城市建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建設規模迅猛擴大，某種程度上城市規劃跟不上建設發展的需要，有些城市建設尚顯粗糙，還不盡人意。相信未來城市發展將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學習國外有益經驗，城市規劃將做得更加理性，更加精細，更加切合實際，城市建設將進一步走上穩健發展的軌道，城市將越來越美好。這也是我想對年輕同行們說的話。
劉：允許我重複這幾句話，做好規劃要有人文家的心，規劃的真正目的是爲人民和土地服務；科學家的腦，把城市設計爲完善的生活機器；藝術家的眼，與土地談戀愛，在尊重自然生態與曆史文脈的前提下，搞新建設。
圖爲北京鼓樓景觀。冠病暴發後，北京城市規劃部門迅速反應，及時組織力量開展工作，現正在編制城市防疫規劃。（iStock圖）
再者，我們去歐洲會覺得老城區非常美，因爲他們有城市的文化，而且老城沒有建築師或規劃師，老城有的是建築工匠（craftsmen）。如今，建築教育和規劃教育把建築師和規劃師培育成創意人士，越標新立異越好，所以很多建築師和規劃師會急著表現創意。但無論建築師或規劃師，都不應該是城市的主人。我們應該是城市的仆人，最重要的責任是研究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才知道規劃方案裏要放進什麽東西，生活的機器才可設計好。我們要有仆人的心態，用爲人類服務的立場做規劃，以人和土地爲本，虛心地了解城市裏的人和土地需要什麽。
我們做規劃是在配合政治領導的政策的大前提下，做好城市環境，提升城市經濟。這些願景都很重要，但是我認爲做好城市規劃的最高境界，是讓世界各地的人來到我們的城市時，感覺十分敬佩，從而提升我們的民族尊嚴。此外，規劃做得好，城市的功能效率提升，塞車問題減少，可對減緩地球暖化帶來貢獻。我就是爲了這兩個願景，才會還在這個年紀仍從事規劃工作。
問：冠狀病毒在全球散播會如何影響城市規劃？兩位對中國和新加坡城市規劃有何心願？
柯：面對這樣重大的疫情，對城市和城市規劃勢必帶來一定影響，須積極應對。北京城市規劃部門很快有了響應，及時組織力量開展工作，現正在編制城市防疫規劃，進一步加強社區相應的管理工作。今後防疫規劃必須與其他防災規劃一樣納入城市規劃的內容。
劉：近期在媒體上，很多專家認爲冠病會對今後的城市帶來相當大的變化，我不以爲然。首先，世界至今到處都有城市，主要是爲了滿足人類生活和工作上的需要，幾千年來如此，不可能爲了冠病而有所改變。我認爲醫學界遲早會找到治療冠病的有效方法。
劉太格在中國多個地方設計了不少建築項目，例如珠海的華發新城，是個具備可持續性的高水平住宅區。（受訪者提供）
不過，我過去在新加坡政府部門邊做開發邊做研究時，取得一個重要的結論——城市不是一個個體，而是一個家庭。市底下有區域分區、城鎮、小區、組團，正如家庭裏有祖父母、父母、孩子、孫子、曾孫。超大城市就如一個家族，祖父母上面有曾祖父母。我們可以按級別高低，把城市的功能配套和活動分散到社區裏。這個理念的好處是城市裏的居民不必事無大小都到中央商務區去，從而解決中心城區居民超度集中的問題。新加坡就是按這個城市家庭的理念建設的。冠病疫情目前蔓延全球，這種城市家庭或族群的理念，今後應會更受重視。
劉問柯：中國最近幾十年做了許多規劃，請問有哪些好經驗想跟新加坡或國外人士分享？
柯：中國近幾十年確實做了不少規劃，通過實踐與探索，總結積累了一些經驗，我就說說感受較深的幾點吧。
一是城市規劃加強了與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銜接，改變了“規劃規劃牆上挂挂”“規劃建設兩層皮”“規劃難落地”的問題。尤其近年來，中國政府十分重視經濟社會規劃，不僅有長遠發展戰略規劃，還有五年建設發展規劃和年度建設規劃，城市規劃基本相繼或同步進行，各階段規劃得以有機銜接，城市規劃不再感到很虛，而且越來越得到市政府的重視，對城市建設的實施和推進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二是城市規劃進一步重視和加強了對曆史城市和文化的保護、利用與發展。中國有悠久的曆史，深厚的文化積澱，豐富的曆史建築遺産，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毀掉了不少，近幾十年由于經濟建設和城市建設快速發展，建設過程中先後又拆毀了一些。我們從教訓中加深了認識，城市規劃逐步重視並加強了對曆史城市建築和文化的保護，從國家到地方逐步建立了曆史城市建築和文化保護的法規體系及具體保護要求，包括曆史名鎮名村以及近現代建築的保護等，都已成爲城市規劃的重要內容，並得以較好的貫徹實施。
再說一點就是前面說過的，改變了過去空間規劃和專業規劃的思路和方法，加強了城市規劃的綜合性，我們的老城改建、新城建設或城市功能區的建設，規劃特別強調並體現這一思路和做法，促進了城市建設總體水平的提升。
柯問劉：你多年來在中國城市做過不少工作，在中國新的發展形勢下，對中國的城市規劃和城市發展有什麽新建議？
劉：要把規劃做好，首先政府執行力度要大，再來要有足夠國有土地搞公共建設，最後就是好的規劃理念。中國政府力度大，土地是國有的，規劃理念技術累積了相當好的經驗，不過還是有改進空間。例如對基本農田實行特殊保護。中國人口是美國的三四倍，但農田只有美國的80％，所以一定要把基本農田做好。
第二，主張多規合一，就是各種規劃包括交通和城市綜合起來。新中不同的是，新加坡只有一個政府，中國城市裏還有區縣等各級政府，各有不同規劃，現在的高級領導要求多規合一，這些都是好的趨向。中國政府最近也主張不能單把注意力放在大城市，還要關照大中小不同城市的開發。這個理念一方面有助于減緩大城市人口的劇增，同時爲中國各城市增添多元化的形象，有助弘揚各地在地文化，包括少數民族的文化。
此外，中國政府最近幾十年不斷大量推動城市開發，累積了許多好經驗，近年提升力度，推動“一張藍圖幹到底”。過去，新領導上任後經常取消上一任的規劃，重新做一個，現在則要根據已批的方案做到底。不過，如果堅持把不好的方案做到底，城市發展可能做不好。堅持做好好方案當然最好，所以慎重做好藍圖十分重要。
還有一點建議。城市規劃首先應了解城市的基本功能，先把這個交代清楚，才加上特殊功能。就好像養育孩子，首先要給他基本學問，語言、數學、科學、曆史等。如果基本功能或學術都缺乏，就學唱歌跳舞，難以成器。城市規劃也是如此，先規劃好基本功能，才考慮特殊的、引人注目的功能。希望各地政府別爲了拿出政績，偏重特殊項目，而忽視了城市基本功能。
劉太格
1938年2月出生于馬來西亞柔佛麻坡，父親是新加坡先驅畫家劉抗，舅舅陳人浩是書法家。
在新加坡政府部門工作近24年，曾任建屋發展局首席建築師和首席執行官，負責監管23個新鎮和50多萬套住房及相關配套的開發工作。之後擔任市區重建局首席規劃師和首席執行官，領導市區重建局制定1991年概念總體規劃。
1980年代開始受邀參與中國城市規劃的工作，此後40年爲中國40多個城市做規劃方案及建築設計。1992年加入多領域咨詢公司雅思柏，擔任高級董事，除新加坡的建築項目，還應邀在全球50多個城市提供城市規劃及建築設計服務。2017年末創辦墨睿（Morrow）設計事務所，現任董事長。
同時擔任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宜居城市中心（CLC）咨詢委員會的創會主席（直至今年6月底），也是新加坡公共事務對外合作局的董事會成員。曾榮獲新加坡設計委員會金禧大獎及新加坡規劃師學會傑出終身成就獎，被譽爲“新加坡規劃之父”。
柯煥章
1938年8月出生于浙江甯波，1962年畢業于南京工學院（現爲東南大學）建築學專業，後任職于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此後40多年一直從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工作，是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
1983年8月出任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1986年至2001年任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先後參與或主持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衛星城建設規劃，市區土地利用分區規劃，舊城改建規劃及大量居住區、工業開發區、科技園區建設規劃等。其中最知名的項目是用了近10年時間一再推動北京的商務中心區（CBD）建設企劃。
擔任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和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近20年，卸職後繼續爲中國和北京的城市規劃效力。曾任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副會長，以及北京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目前是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和北京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專家顧問，以及國家建設部專家委員會委員。
記者：陳映蓁攝影：葉振忠 魏堯責任編輯：趙琬儀美術設計：黎巧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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