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德爾菲神廟上，镌刻了一行箴言：
“認識你自己”
這被認爲是西方哲學對身份認同的覺醒。
“我是誰？”，這個哲學命題，從人類文明蒙昧期，便困擾著人類，又是一把引領人類探索自身、探索宇宙的火炬。
在軸心時代的東方，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了充滿哲思的“有無相生，長短相較”，又揭示出：只有在與他者的互動中，主體才能確認自身。
相隔兩千年，西方哲人黑格爾對這一認知，進一步系統發展，成爲探尋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的哲學基石。
而存在主義又站在了黑格爾反面，海德格爾和薩特認爲“他者”的存在摧毀了個人主體性，尋求差異本身便成了差異性的俘虜。
然而，不論怎樣，“他者”都是人身份認同中，不可或缺的參照系。他者，可以以個體、共同體、社會結構，甚至是象征符號等形式出現。
推己及人，個人身份認同有賴于“他者”，一個群體的身份認同，同樣要以他者爲參照。對于新加坡人來說，中國是繞不開的“他者”。
1819年開埠之後，新加坡逐漸成爲南洋貿易和經濟成長的發動機和助推器。南洋各埠的華人及中國閩粵兩省的華商與華工大量湧入。
來到新加坡的華人雖心向中國故土，但還鄉者卻少之又少。新加坡華人官方報紙《叻報》稱“視觀每年華人進口冊，爲數如是之多，言歸者恐不及百分之一，足知異鄉留戀者大不乏人”。可見，居住日久，華人族群逐漸産生了對新加坡的屬地認同。
在1819年之前，南洋華人是持大清帝國護照的僑胞，他們的身份認同，毫無疑問是中國。以清朝爲“天朝上國”的思維模式在當時的新加坡華人族群中處于主流地位。
這一時期，他們所面臨的“他者”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以歐洲殖民者爲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馬來族群爲代表的南洋本土文化。
而在1819年之後，伴隨著中國的日漸衰落、南洋華人文化的形成、屬地認同的加強，新加坡華人的身份認同開始發生劇烈變化。
在《叻報》上，開始有華人發問：我們，還是中國人嗎？
這個問題，伴隨著甲午戰爭的爆發、大清的一敗塗地，聲量越來越大。新加坡華人開始了對中國傳統政治和文化的質疑和反思。
辛亥革命後，伴隨著大清的傾覆，新加坡華人再也不是過去唯唯諾諾的大清“臣民”，他們開始基于自身主體利益的考量，大膽地向中國政治說“不”。
而這，成爲新加坡華人主體性構建的不可逆過程的開始。
從1819年到1912年，是中國曆史巨變的100年，在祖國滄海桑田之外，新加坡華人也經曆了一場精神世界的巨變。身份認同是一個窗口，透過這個窗口，我們可以站在南洋華人的立場，重新審視那風雨飄搖的一百年。
(一)政治身份認同的崩潰：甲午戰爭對“天朝”形象的動搖
新加坡華人族群對中國認同的維系和再生産，主要依靠的是個人和集體記憶、民俗傳統、宗教儀式、信息傳媒和僑鄉社會網絡等手段，但他們表達身份認同的最公開和直接的對象則是來自中國的官紳群體，也即士大夫階層。
在傳統文化的浸潤下，這一階層普遍抱有“天朝上國”的文化認同，並熱心于中國事務。每每大清派遣使節、軍官遊曆南洋，都被視爲天朝對臣民的恩澤。北洋水師的致遠等艦于1887年和1890年兩次前往南洋各地巡視，途經新加坡進行訪問時，新加坡的華人商民莫不爲之歡欣鼓舞。新加坡華人爭先擺設盛宴，款待北洋水師丁汝昌提督及海軍將領，還熱議北洋水師是否將至新加坡巡視、操練。中國海軍軍威，更是讓海外臣民無比榮耀。
然而，這種強烈的身份認同，伴隨著甲午戰爭中中國的慘敗，出現了危機。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成了新加坡華人對北洋水師的評價，由此開始，新加坡華人開始始質疑和反思清政府。很快，這種質疑從國家實力，延伸到了僑民政策。華文報紙譴責清政府對海外華僑的態度、行爲和政策，抱怨清政府不關心華人的生死榮辱。
1896年，菲律賓華人發生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清政府卻不聞不問，此前，1893年法暹之戰時，清政府對暹羅華僑之生死置若罔聞。叻報批判清政府只關心派遣勸捐委員向華僑賣官鬻爵，索求物質援助，卻對海外華僑的生存狀況漠不關心。
不滿的蓄積，終于催生了“清國人”這一政治身份認同的崩潰。新加坡華人揮刀，斬斷了清政府的統治象征——辮子。叻生華人群體剪掉辮子，並號召華人仿效西方人留短發並改穿西服。這一“叛國”行爲震撼南洋，1898年3月，新加坡華人參事局不得不召開會議，商議處理辦法。
但對此事，華人參事局最終是暧昧不清對態度，或許，連他們自己，也已經開始對清政府質疑了。
(二)文化身份的覺醒：辛亥革命與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的重塑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風雨飄搖的清王朝，從曆史舞台上謝幕。
遠在千裏之外的新加坡，也因這場革命，開始重塑其華人身份認同。
在民族主義和共和革命思潮的推動下，原來衆多對保皇黨抱有好感的華僑轉而支持革命。甚至，一些華僑返回中國參加革命事業，幫助東北控制鼠疫的國士伍連德，便是其中代表。
爲聲援中國革命，新加坡等地的華僑紛紛剪去辮發、棄用皇帝年號、設立革命紀念日等行爲，來表達身份認同的轉變。爲革命籌款，也是新加坡華人一項身份認同重塑的重要途徑。1911年11月，福建籍華僑于天福宮中集議爲福建省籌措保安公款，一周內便籌款6萬余元。粵籍商、工、學和報界人士以及廣、潮、瓊、客各屬僑民，于1911年11月20日齊集同濟醫院商議籌款辦法，將募捐定名爲廣東全省救濟保安捐。
值得一提的是彼時的華人女性。在《走向共和》中，主創有意突出了日本女性出賣自己爲國籌款的細節，事實上，中華女性對國家的熱忱並不遜于日本。紳商吳有勝的夫人勞佩華女士發動華人女界籌辦救濟保安捐，參與者大半爲新加坡商人眷屬及大家閨秀，甚至連妓女亦有參加，且均相待以禮。
辛亥革命對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的嬗變産生了巨大影響。新加坡華人族群將認同對象從“天下”觀念支撐下的“天朝”，轉向宣揚“革命”與“共和”的“國民政府”，不再將自身視爲散居外洋的“流寓者”，而是主動參與國族建構的新“國民”。換言之，新加坡人對中國的認同，從政治認同，走向了文化認同。
籌辦保安公款、救濟保安捐以及國民捐等活動，迅速波及到之前較少參與社會活動的華人女性和中下階層之中，並逐漸打破了籍貫、方言、宗族等傳統身份認同和分類體系。
這種主體性的重塑在強化華人文化身份認同的同時，也埋下了新加坡人主體認同的種子，把新加坡從中國認同中，推了出去。
(三)主體認同的確立：新加坡的“革命”
民主和共和，是辛亥革命的旗幟。這一精神旗幟，在重塑新加坡華人認同的同時，也在南洋文化中注入了民主共和的元素。一向堅守儒家文化的新加坡等地，開始了一場精神世界的革命。
對于新加坡華人踴躍支持中國革命，新加坡殖民政府産生了戒備心。他們對華人族群屢次聚集同濟醫院進行集議，産生懷疑，華民政務司多次派員到醫院進行查問。誠然，這種來自歐洲殖民者的“他者”凝視，推動了新加坡華人族群將“中國”再次確立爲認同對象。
但是，也在加強新加坡華人的主體性認同。簡而言之，新加坡人在殖民政府之下，必須處處以新加坡爲出發點、而不能以中國爲出發點。
加之，辛亥革命中的民主共和精神，逐漸深入人心，這也使得新加坡華人有了“新民”的認同，在民族主義中突出了新加坡的主體性。生于1923年的李光耀，便是這代人的代表。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之下，新加坡華人超越了傳統的內部分類模式，整合了各社會階層和性別，民族主義、革命理想和在地觀念被極大地激發出來。
而北洋軍閥治下的中國，很快又陷入清政府的喪權辱國怪圈之中，這使得新加坡華人倍感失望。失望情緒籠罩之下，新加坡華人，開始從中國人，變成新加坡人，直至李光耀切斷了華語的語言練習，新加坡徹底從中華文化中遊離出去。
也許如新加坡學者所說，華人身份認同的構建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正如曆史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