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于2112年的機器貓“哆啦A夢”，通過時光穿梭機，于1970年出現于地球，經過50年後，華人世界正在替它慶祝50歲生日。
這個由日本漫畫家創作的機器貓，如何走出日本，受到華文讀者的歡迎？
日本漫畫《哆啦A夢》裏的卡通人物造型。（張碩攝影）
日本漫畫《哆啦A夢》（Doraemon，日本以外前稱小叮當）今年慶祝50大壽，世界各地不少商業、品牌紛紛推出聯名産品，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目前也正舉行“哆啦A夢展”。這個來自未來的機器貓如何走出日本來到東南亞？魅力何在？在哆啦A夢什麽都有的百寶袋裏，有沒有可以對抗冠病疫情的法寶？
大疫之年具療愈作用
如果這個世界真有來自未來的機器貓哆啦A夢，冠病疫情會很容易被殲滅，因爲哆啦A夢能利用時光穿梭機，回到從前阻止疫情發生，或利用“如果電話亭”，去到“如果”沒有疫情的世界，或利用萬能醫藥包生産疫苗。當然，最有用的是任意門，不必任何交通工具，穿過門就可抵達任何要去的地方，包括沒有冠病的其他星球。
這些雖都是幻想，但哆啦A夢的漫畫故事，傳播正面和樂觀的態度，不僅適合小孩，更是一些人的生活幻想和理想。特別是大疫之年，哆啦A夢從造型到個性到故事，都有療愈作用。
雖已50歲，哆啦A夢實際上誕生于2112年，它通過時光穿梭機，在1970年現實世界中出現，保護原主人的爺爺大雄。
半個世紀過去，哆啦A夢漫畫故事中很多未來工具和法寶，仍只存于科幻世界中，但也有很多當年的幻想成爲現實，如立體打印機、360度投影、竹蜻蜓（個人飛行器）、自動機器掃地洗地機、定位追蹤器，以及語音轉換文字機等。哆啦A夢故事走在世代前沿，繼續和社交媒體年代的小朋友或成人接軌。
不會過時的漫畫
經營火鍋店“同心如意”的哆啦A夢超級粉絲張碩（33歲）認爲：“我覺得哆啦A夢一直都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機器貓口袋裏的法寶，都能啓發孩子們的創造力和想象。哆啦A夢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在任何年代都不會過時的漫畫。其反戰、環保思想不限于兒童。”
張碩在他經營的火鍋店展出私人哆啦A夢珍藏。
張碩對于哆啦A夢最深刻的印象是：忠誠，也是大雄成長道路上的好老師，不僅在關鍵時刻幫他，並且在幫助的過程中，讓大雄明白很多道理。
在科技公司擔任全球營銷策略和計劃的陳素慧說，她自小就被哆啦A夢的各種法寶吸引，近期她參與一些3D打印的業務，就很佩服，在那個年代哆啦A夢已能想象，通過科技將平面轉換成3D的發明。又比如翻譯果凍，今天的科技也已可以通過翻譯軟件翻譯，甚至可以直接哼唱歌曲，查找歌曲和歌名。
她說：“疫情期間看哆啦A夢很療愈，任意門是旅遊愛好者的最愛，可以任意四處去。現在疫情籠罩下哪裏都去不了，就更希望有任意門。哆啦A夢的四維口袋，永遠都有無窮的工具和法寶，讓我們對生活充滿好奇心，繼續探索下去，也在提醒我無論做什麽事，都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在當下的大疫之年，我會學習哆啦A夢以正面和創意的態度，面對挑戰和問題。”
陳素慧：疫情期間看哆啦A夢很療愈。
哆啦A夢藏品展
今年哆啦A夢慶祝大壽，日本以外的中港台、新馬泰都有許多慶祝活動，從優衣庫到麥當勞到肯德基家鄉雞，商品多到眼花缭亂。
國家博物館目前也正在舉行“哆啦A夢新加坡穿梭時空曆險記”活動，直至12月27日。
此外，民間也有哆啦A夢藏品展。張碩在他經營的火鍋店裏，展出他許多的哆啦A夢珍藏。他說：“今年是哆啦A夢50周年，哆啦A夢也是本屆奧運會的申奧大使，今年奧運因疫情延後，大家原本計劃去日本看奧運，並近距離接觸哆啦A夢的夢想也破滅，所以希望以個人之力，爲哆啦A夢的粉絲們在新加坡貢獻一點力量。”
張碩的藏品還包括價格蠻高的藝術品，比如哆啦A夢和村上隆合作推出的印刷版畫，已經炒到4000美元（5350新元）以上，全球只有300幅。
“我還有全冊正版日文原版的哆啦A夢漫畫書，最近也訂購一套哆啦A夢50周年夢豪華版漫畫，還有許多限量版的哆啦A夢的拼圖以及布畫。玩偶方面比較喜歡的是香港Macott station推出的一米高玩偶和觸感台燈。這些比較特殊的收藏都在這次收藏展覽中供大家欣賞。”
“叮當之母”張浚華
哆啦A夢之所以有機會走出日本到東南亞，完全是因爲一個人：有港産“叮當之母”之稱的《兒童樂園》前社長張浚華。
將哆啦A夢帶出日本，有港産“叮當之母”之稱的《兒童樂園》前社長張浚華。
《兒童樂園》是香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1953年創刊，1994年停刊，42年共出版1006期。1970年代連載哆啦A夢的故事，將哆啦A夢引進到《兒童樂園》的，就是張浚華。
張浚華（82歲）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回憶說，日本兒童雜志早就很蓬勃，《兒童樂園》1953年創刊後，也參考很多日本兒童刊物，當年取材不少日本漫畫的內容，哆啦A夢是其中一部分。
她說，《兒童樂園》宣揚中華文化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創作故事，但也有轉載一些外國兒童故事，包括西洋和東洋。1973年初，因爲得給《兒童樂園》尋找新內容，于是從日本出版社“小學館”著手，最終在不同類別的兒童漫畫中，選中哆啦A夢，並將之改名爲“叮當”在《兒童樂園》連載，哆啦A夢就此走出日本，隨著《兒童樂園》來到東南亞。
張浚華說：“選擇哆啦A夢，主要是這本漫畫是幾個小學生的有趣故事，漫畫中的人物個性鮮明，像大雄貪玩性格懦弱，經常被欺負。哆啦A夢作爲一個來自未來的機器貓在故事中出現，給漫畫增添無窮的幻想力。幻想是創作和發明的泉源，加上漫畫中有不少曆史、太空等知識，讓內容更豐富。”
她指出，雖然哆啦A夢經常用各種法寶嘗試幫忙大雄解決問題，但最後總是功虧一匮，所以故事中有很鮮明的正面教誨，即人最終還是得靠自己努力。
張浚華坦言，當年並沒有料到哆啦A夢會如此受歡迎，在香港的反應甚至比在日本還熱烈，在世界其他有華人的地區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哆啦A夢同樣受落，始料不及。
後來，中國兒童文學作家黃慶文將《兒童樂園》出版的86本《叮當》單行本帶到中國，在她創辦的《少男少女》雜志和《少年文藝報》原文原圖刊登，也在中國掀起哆啦A夢熱潮，以至中國的出版社到日本購買哆啦A夢版權，正式在中國出版。
問及連載哆啦A夢的版稅，張浚華透露，當年香港還沒有版權法令，但她在香港出版推廣哆啦A夢，將之改名爲叮當，所用的愛心、誠意，熱情發力的勁度，遠超于區區版稅，不是金錢可以衡量或買得到。張浚華說：“這一點不但讀者感受得到，日本方面亦感覺得到，所以他們都包容默許。”
港學者談哆啦A夢
在《兒童樂園》停刊25年後，香港學者博士邱健恩（55歲），在今年的香港書展推出重頭作《千面樂園：我們的兒童樂園》，撩起一代人對這本兒童刊物的無限懷念。
《千面樂園》全面解構《兒童樂園》出版史與內容欄目，分享作者對《兒童樂園》的仔細研究，勾勒香港的文化與時代版圖。書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記載哆啦A夢當年在《兒童樂園》連載的曆史。
邱健恩博士：哆啦A夢將《兒童樂園》帶到最高峰。
邱健恩博士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指出，哆啦A夢在《兒童樂園》40多年的曆史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兒童樂園》引用叮當以前，銷量不錯，但尚未到最高峰。但《兒童樂園》引入叮當後，銷量從兩三萬本沖到六萬本，成爲當時兒童刊物銷量之冠。而且，其後獨立出版的《叮當》單行本，銷量也有六萬。後因版權問題，《兒童樂園》不再連載和出版《叮當》，銷量急劇下滑。可見，當年《兒童樂園》社長張浚華引入《叮當》是明智之舉。”
談到哆啦A夢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小朋友，甚至東南亞的小朋友的影響。邱博士認爲，“在我印象中，那時候大家都喜歡看叮當，叮當也是我們之間的共同話題，給了我與朋友一個很快樂的童年。”
邱健恩分析哆啦A夢對亞洲近代漫畫史的影響時指出，每種漫畫的出現，引起哄動，都不是因爲漫畫有什麽了不起，而是與時代相連接。
他說：“《叮當》說的是一個未來的機器人帶來未來的科技，在當下的世界應用，這種想象，在當年無疑帶來非常大的震撼，特別是在華人世界。所以，我認爲它爲華人世界兒童帶來激發想象的題材。至于其他漫畫人物，就算有影響，也是在不同方面，不能類比。”
哆啦A夢原作者藤子不二雄1996年離世，之後的作品由後人接手。談到21世紀的哆啦A夢故事（比如電影故事），和當年藤子不二雄最大不同，邱健恩認爲，從50分到80分不難，但從80分到90分很難。
他說：“哆啦A夢出現在1970年代初，那個時候連手機都沒有。人們對于未來充滿想象，也容易滿足。譬如，千裏傳音隨時與遠方的人溝通，那個時候沒可能。很多當年的幻想都已實現，我們也快到2025年。這些年來實現不了的如時光機，在未來五年也看似不能實現。因此，哆啦A夢不可能有更多讓人耳目一新的道具。當年的故事內容，不可能再出現。所以，21世紀的哆啦A夢，必然是從劇情以及如何運用道具以解決人類問題（如環保議題）著手，這是藤子不二雄離世前後，哆啦A夢漫畫分別最大的地方。”
關于哆啦A夢作者藤子不二雄
記者曾在1995年，在東京與哆啦A夢作者藤子不二雄見面，原來藤子不二雄並非哆啦A夢的唯一創作者。
記者吳慶康（右）在1995年與藤子不二雄有一面之緣。
最初畫哆啦A夢的是兩名作者藤本弘和安孫子素雄，他們以藤子不二雄作爲共用的筆名，背後扶助這兩位作者的有超過十人。根據香港《兒童樂園》最後一任社長張浚華所知，這個團隊中包括大學教授、動物學家，以及心理學家等等，團隊壯大。
藤本弘，也就是兩人中曝光率較高的作者藤子不二雄，在1996年9月23日因爲肝衰竭逝世，享年62歲。據知，藤子不二雄的遺願是希望將哆啦A夢在外國的不同譯名統一，所以“叮當”後來也被正名爲哆啦A夢。
日本漫畫《哆啦A夢》裏的卡通人物造型。大雄。
記者：吳慶康攝影：張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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