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源有限下 如何讓孩子幸福快樂？
困在底層的時候，有些家庭一開始看不到出路，久而久之也因爲不再期待他人的理解而選擇孤立自己。54歲的紀女士（不願具名）在加冷的一房式租賃組屋生活近10年，狹小的單位位于走廊盡頭，平日甚少有人經過，後來她也刻意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與丈夫離異、兒子的自閉症、消費上的取舍，加上逐漸衰弱的身體狀況；種種因素環環相扣，也使她深陷經濟困境中。
她說：“我不喜歡交朋友。我的孩子和別人不一樣，別人不可能了解我的處境。說多了只會引來爭吵，所以我甯可選擇沉默，母子倆安安靜靜生活就好。”
紀女士是清潔工，平時要上班，她把14歲的兒子留在家，自然得想些辦法分散孩子的注意力，避免他跑出門。除了給兒子買了120元的二手電腦之外，打開他們家裏的衣櫥，會發現一大半的空間用來裝兒子的動漫模型。這些模型一般數十元，最貴的將近100元，相當于紀女士一個多星期的夥食費。
這想必是一般人難以理解的開銷，但對紀女士來說，給兒子的模型根本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她說：“這些模型就像是兒子的朋友，有了它們，兒子就有安全感。你看他床上……每天都有兩個寶貝（指動漫模型）陪他。”
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讓孩子幸福、快樂？不論處在哪個收入階層，我們發現這是每個家長都希望解決的命題，而即使是低收入的家庭，也有基本需求要滿足，他們有時候更會爲此做出一些不被人理解的決定。不過，追根究底，不管是想要更多的經濟資源或更多的空間，這相信都出于人的天性中一種“求好”的特性。
兒子在外面常常被其他孩子嘲笑，有些人甚至咬他、打他。對他來說，留在家裏才是最安全的。
——一個動漫模型，最貴的將近100元，相當于紀女士（54歲，清潔工）一個多星期的夥食費。但對她來說，這些模型不是奢侈品，而是兒子的必需品。
階層雖各異 向往卻一致
我們這次一共采訪35戶家庭，他們收入水平或所屬階層各異，想要的卻都是一致的：更好的生活。這些家庭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而調整了生存方式，物質的追求只是一種象征。
在所有受訪者中，胡雅（39歲，財務規劃師）和妻子許淑娟（38歲，自雇人士）一家在經濟方面相對寬裕。他們有女傭有車，如許淑娟所說，如果她沒有孩子，“肯定算高收入人士”。有了孩子，他們擔心的是投放在教育的資源不夠，不足以讓孩子的潛能得到百分百發揮。
許淑娟說：“我知道孩子已經擁有很多，但這和擁有什麽無關。我懷抱的更多是一種期待。主要是不想覺得虧待他們。”
“況且，如果可以更好，爲何不要呢？”
胡家每月開支近五位數，最大筆的支出是給雙方父母的2000元家用，接著是孩子的教育費（約1000元）和供車費（約1000元）以及女傭的薪水（包括女傭稅640元）。這與新加坡五年一次的住戶開支調查數據是相符的：一家之主年齡介于30歲至39歲的家庭，平均每月花費是所有家庭中最高的，爲5631元。這類家庭中，有一半擁車，超過20%聘請女傭；居家開銷（包括聘請女傭）和交通費也平均比其它家庭高。
兩個兒子有與其他孩子不一般的潛能，是許淑娟很早就知道的事，聊到孩子的學習能力與資質，總讓她異常興奮。大兒子胡钲嵘（8歲）和小兒子胡嘉嵘（4歲）約兩歲時就接受高智商門薩新加坡（MENSA Singapore）的測試，測出智商高達160；他們也上過雜志封面、代言奶粉，而且當過學習中心的大使等。很早就確信孩子有天才資質，似乎無形中給許淑娟帶來壓力，她和丈夫希望能更好地栽培孩子，不要糟蹋他們的天份，像大兒子钲嵘每周有四天，放學後要上額外課程。
不過，許淑娟指出，她一般會確保钲嵘想上課才讓他去。她說：“他其實和一般小孩不同，他需要更多能刺激思考、鍛煉大腦的機會。我們的出發點是要開發他的潛能。”
在好與更好之間，許淑娟和丈夫的選擇一定是更好。問她有沒有想過IQ高于一般的兒子如果生長在不一樣的家庭，情況是否會有不同，她也直覺地“往高處想”。
“如果生在不同家庭，他們應該會很不一樣吧……如果生在更有錢的家庭，資源也許會更多。”
我知道他們已經擁有很多，但這和擁有什麽無關，我懷抱的更多是一種期待。主要是不想覺得虧待他們。
——許淑娟（38歲，自雇人士）已經感受到自己給大兒子的比小兒子的多，原因是“資源有限”。
父母自身不足 不敢對孩子要求太高
有關不平等的課題，社會上不時發出一些聲音，認爲讓階級觀念加深與擴散的其實是不斷追求物質提升的中産階級新加坡，應該改變觀念的也是這個群體，但我們在采訪中發現，期待受訪者能以不同視角看問題，是不切實際的。很大程度上，每個家庭看到的只能是自己，對“他者”一般只存有想象。
“我跟老婆說，孩子考試及格，我們就偷笑了。難道還以爲他們真能摘下整片天空？”
對莫哈默·貝希爾（44歲，送貨員）來說，妻子諾萊妮（35歲，家庭主婦）對孩子的要求太高了。他們住在大巴窯的二房式租賃組屋單位，客廳一隅放著一個木制的展示櫃，那是諾萊妮外頭撿回來重新粉刷過的，用來擺放孩子的各種獎牌和獎杯。他們一家十口靠莫哈默送貨掙來的微薄薪水，勉強生活，更沒有錢給八個孩子補習；因此諾萊妮在家裏自己監督兒女的學習進度，用別人送的書店禮券買練習卷，而孩子升上中學，她都把他們送到男校或女校，原因是覺得校風較好，紀律更嚴格。諾萊妮爲孩子做了很多，但這些都仍是有限的。
莫哈默說，孩子要很多東西他們都買不起，有時候連最簡單的也無法給他們。他經常覺得自己是失敗者。“我們有很多缺點，哪裏可以還要求他們什麽？”
貧窮局限發展 無法奢求更好
政府如今將幫助低收入和弱勢群體定性爲“國家重點工作”，也把資源投放在爲弱勢家庭的孩子創造更有利的教育與學習環境。根據社會及家庭發展部最新發布的政策報告，屬于底層20%家庭的學生中，每10人有九人的學曆在中學以上，比起15年前的每10人只有五人，有顯著進步；有一半低收入家庭孩子獲得公立大學文憑或專業文憑，也比15年前的五分之二高。
但另一半的學生呢？與收入屬社會最高階層的20%相比，底層家庭的孩子要站在同一起跑線，是否要付出更大努力？這些問題都框住莫哈默和諾萊妮，即便孩子成就不錯，他們也不敢抱有太大的期盼。貧窮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他們，導致他們無法想象自己可以更好。若要賦予他們這個能力，是否唯有給他們更多、更好的援助？
莫哈默指出，他的大哥在警隊服務，妹妹是教師，“打政府工”有穩定的收入，所以他希望孩子能當公務員，或當正規制服人員。也許他自己也意識到自己在爲孩子的職業道路設限了，因此馬上補充：“但我不是很聰明，除了這些選擇，我不知道還有什麽更好的。我只知道，做夢要實際。”
我們怎麽會讓自己掉到最底層？
——最底層意味著什麽？莫哈默·貝希爾（44歲，送貨員）說，當你過去從未住過租賃組屋，如今卻得擔心孩子三餐溫飽時，你時刻都會質疑貧窮會否一代代複制。
不一樣的孤獨
■ 焦點人物：紀女士（54歲，清潔工）
■ 家庭情況：單親媽媽與自閉症兒子（14歲）
■ 居所：一房式租賃組屋
“我的孩子和別人不一樣，別人不可能了解我的處境”
不一樣的焦慮
■ 焦點人物：許淑娟（38歲，自雇人士）
■ 家庭情況：一家四口，育有兩個智商達160的兒子
■ 居所 ：搬離五房式組屋租房子住，考慮購買私人公寓
“我有能力，就要給他們最好的”
不一樣的奢侈
■ 焦點人物：莫哈默·貝希爾（44歲，送貨員）
■ 家庭情況：一家十口
■ 居所 ：
·一房式租賃組屋（2005年至2017年）
·二房式租賃組屋（目前）
“我是失敗者，他們要的我都不能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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