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建設項目往往非常複雜，除了要嚴謹規劃這些項目外，建立良好的國際爭議解決機制同樣重要，以應對長期建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跨境商業爭議。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昨天在《新加坡調解公約》（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簡稱新加坡公約）簽署儀式和相關會議的晚宴上致辭時，說明調解機制對全球經商環境帶來的效益。
王瑞傑：調解側重解決問題不是決定誰對誰錯
他舉例，全球對基礎建設的需求龐大，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亞行）估計在2016年至2030年，單是發展亞洲的基礎設施就需要投資26萬億美元（約36萬億新元）。
這類基礎建設項目通常會牽涉多方利益、多個司法管轄區和合同，若是出現跨境商業糾紛，不只是巨額投資會蒙受損失，國家經濟和社會政治也會受影響。
王瑞傑說，一旦啓動訴訟或仲裁程序，糾紛一般會被拖延，使項目停滯不前，所以能盡早解決問題是最理想的。
“調解是化解這類糾紛的一個很好選擇，因爲它側重于解決問題，而不是決定誰對誰錯。它試圖以一種不破壞關系，並允許項目繼續進行的方式解決問題。”
爲此，我國在涉及基礎建設項目的糾紛中一直鼓勵使用調解途徑，包括在去年推出新加坡基礎設施爭議管理協定（Singapore Infrastructure Dispute-Management Protocol）。
盡管調解存在諸多好處，多年來卻因和解協議的約束力不明確，未能獲得廣泛采用。新加坡公約的制定因此變得極爲重要。
然而，簽署新加坡公約遠不止于促進跨境商業調解。王瑞傑說，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是全球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支柱，但如今正面臨壓力。
在他看來，新加坡公約能獲得許多國家的大力支持，彰顯各國對維護現有秩序的共同承諾。
王瑞傑說：“所有國家都受益于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它使關系和問題可以依據商定原則處理，結果也容易預見。如此一來，無論大國還是小國，他們的利益都會被考慮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