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族版“楊寅案”已故女醫生弗蕾達保羅的遺産執行人，不久前將一筆超過600萬元遺産捐給她的母校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資助貧困女醫學生。近年來，像弗蕾達這樣作出巨額遺贈的海內外遺囑人，不時出現。
遺贈（Legacy Giving）是指立遺囑人以遺囑方式，將個人的部分或全部財産贈給繼承人的法律制度。
新加坡是個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國家，遺贈的風氣會越來越盛行嗎？
本期專題邀請擅長處理遺囑的律師分享遺贈的趨勢，以及探討慈善機構如何推動遺贈，鼓勵更多人遺愛人間。
遺贈還未在本地形成風氣，但個別慈善機構觀察到，隨著社會意識逐漸提高，慈善樂捐文化在演變，近幾年遺贈略有增加趨勢。
新加坡社區基金會總裁羅佩儀回複《聯合早報》詢問時說，遺産捐贈在本地並不普遍。
遺贈不分年齡與階層
她指出，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一項調查顯示，逾八成國人了解遺贈的意義，但僅3％會付諸行動。“有些人認爲只有年長者或富裕人家才會想要捐出遺産。其實，各年齡和階層人士都可考慮透過遺贈，援助社區。”
部分慈善及社會服務機構指出，遺贈例子雖不多，但近年有略增。願捐出遺産的公衆多數會通過遺囑，指定要捐出的款額或資産，這些機構也接受捐款者提名爲公積金或保單受益方。
紅十字會秘書長兼首席執行官班傑明·威廉（Benjamin William）說，過去10年來，紅十字會收到五份總值52萬1000元的遺贈，最大筆遺産來自一塊房地産的份額。總的來說，紅十字會獲得的遺贈，九成來自房地産，其余則是公積金款項。他認爲，近年來，人們對遺贈的興趣逐漸提高。
“我們至今收到的遺贈，以價值來說，85％是在過去五年獲得。盡管我們仍通過傳統募捐方式籌集大部分善款，但估計遺贈的占比會有增加趨勢。”
他指出，本地慈善捐款風氣在演變，紅十字會意識到，在傳統的款項和實物捐贈之外，還須提供更多元的捐款模式。因此，紅十字會舉辦了一系列以遺産規劃爲主題的線上學習工作坊，並與遺産規劃服務業者合作，提高人們對遺贈的意識。
延續生前信念與熱心
“一個人離世後把遺産捐作慈善，是一種很有意義地延續生前信念和熱心的方式。我們希望鼓勵更多人考慮遺贈作爲另一捐贈模式。”
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言人說，過去幾年有更多人承諾或表示有興趣通過捐贈遺産，支持國大各項課程及項目，令校方感到鼓舞。國大楊潞齡醫學院去年底宣布獲得已故校友弗蕾達保羅醫生捐贈675萬元遺産，以資助窮困女醫學生。
發言人說，國大會繼續通過舉辦講座，宣導遺産規劃、立遺囑和信托等方面的知識。“這可讓更多人了解遺贈是貢獻社會的方式之一，以及通過捐助國大項目所能産生的積極效益。”
新加坡防止虐待動物協會（SPCA）受詢時透露，協會每年獲得一至三份遺贈，價值不等；至今最大筆的遺贈是2016年獲已故喬和傑瑞·埃瑟裏夫婦（Jo and Gerry Essery）的200萬元遺産。
協會在其網站有列明遺贈可作爲一種捐助方式。
更能發揮長遠影響力
新加坡兒童會每年也獲得幾份遺贈。兒童會社聯與夥伴關系常務委員會主席王騰憶說，遺贈不單是捐款行爲，它屬于一種長期的合作，也是一項能發揮長遠影響力的捐贈。他指出，兒童會有一系列長期援助兒童、青年和家庭的項目，並有良好的內部監管。“公衆如果有意與兒童會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做出有意義的捐獻，可以考慮捐贈遺産。”
觸愛社會服務副總監洪慶玲受詢時說，觸愛有多元的募捐形式，遺贈並非主要捐款來源。盡管如此，她指出，從個別案例可見，遺贈近年逐漸興起，相信同媒體廣泛宣傳、政府加強制定持久授權書的宣導有關，讓更多人意識到應盡早做規劃。
此外，她認爲不少國人的社會責任感已提高，希望在自己離世後，能繼續爲社會發揮正面影響力。
受訪慈善及社服機構指出，有意捐出遺産者應咨詢專業的遺産規劃顧問，確保遺贈的用途明確表達。這些機構也表示會以尊重、謹慎的態度處理遺贈課題，並且會嚴格遵照捐助者的遺願，讓捐款發揮最有效作用。
另一方面，新加坡社區基金會去年11月展開爲期三年的全國慈善遺産捐贈計劃，同時啓動長達三個月的“偉大捐贈”（A Greater Gift）運動，邀請公衆、專業顧問和慈善機構探討遺贈發揮的作用和長期影響力。該基金會也設立網站legacygiving.sg，爲公衆、慈善機構及專業顧問提供有關信息。
調查：56%國人沒立遺囑
只有少數人願意作出遺贈，而多數遺贈僅占遺産極小份額。
Bethel Chambers律師事務所董事經理鍾嶽恩律師說，新加坡人本性樂善好施，遺贈是國人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
他指出，雖沒有調查說明有多少國人作遺贈，但以他過去10年爲客戶辦理遺囑的經驗來看，遺贈還屬于少數。
捐款一般少于遺産一成
針對遺贈占遺産的百分比，鍾嶽恩律師說，目前沒有數據說明遺囑人捐多少給慈善，但憑他的經驗，願意捐給慈善的人，一般給每個慈善機構的捐款不會超過遺産的10％。
遺囑內容都是保密的，只有保存文件的法庭或政府機構，比如公積金局，才知道內容和數據。
鍾嶽恩指出，目前只有少數人進行財務規劃，更別說是遺贈。
信托和遺産業者公會（Society of Trust and Estate Practitioners，簡稱STEP）一項調查顯示，495名受調查者中，僅28%已立遺囑，另16%還在處理中。鍾嶽恩說：“有56%沒立遺囑，這說明他們也不太可能想過遺贈這回事。”
一些人對預先爲死後規劃財務有避忌，使遺贈的課題變得敏感，但鍾嶽恩指出，沒立遺囑也可能導致死者家屬之間有更多沖突。
另一原因是家屬有沖突，遺囑人因許多不明朗情況，不知如何做決定。鍾嶽恩建議，這時最好找擅長財務規劃的律師，解決這些問題。
“涉及遺産和資産的法律不斷更新，最好請示律師，了解最新的相關法律。”
生前設基金也可捐助公益
除了立遺囑捐贈給慈善機構，也有人選擇生前通過規劃資産，捐助有需要的團體。
2008年，政府成立的新加坡社會基金會（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of Singapore），爲想行善者提供咨詢，包括協助他們成立基金，並爲他們管理基金，讓捐款者進行針對性和可持續的社會公益。
任何個人或公司都能設立“捐獻者指示基金會”（Donor Advised Fund）。捐款者可隨時爲基金投入款項，並要求從基金撥款，資助指定的慈善機構。
捐款者能以自己、家人或公司名義設立基金，或通過爲基金命名，紀念他人。
公益價值短期難顯現 以致推廣乏力
遺贈須經曆長時間，等立遺囑者過世後才能受領，多數慈善機構負責人在任內無法看到遺贈所帶來的財産利益，也看不到遺贈價值，因此缺乏推廣的動力。
由于遺贈屬于敏感課題，多數福利組織不知如何找尋和鼓勵捐款者作出遺贈。
受訪律師指出，一些人對預先處理“身後事”比較避忌，提及遺贈就更爲敏感。律師爲客戶辦理遺囑手續時，可進行教育和推動遺贈。
曾是律師的遺産規劃師鄭光榮說，遺贈概念在本地還處于“新興”狀態。“從慈善機構較少獲得遺贈，以及沒在網站上推廣遺贈的情況來看，多數機構沒有把遺贈當成主要善款來源。多數人立遺囑時，也不會考慮將慈善機構列爲受益人。”
溝通方式有別一般籌款
他認爲，多數慈善機構的總裁會以“立即見效”來衡量表現，往往看不到需要更長時間才能看到效果的遺贈的價值。“慈善機構也覺得難以要求別人把遺産捐給它們，不論是溝通方式、言語和語調，籲請公衆作出遺贈有別于一般籌款。”
鄭光榮引述英國布裏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和行爲洞察團隊的一項研究調查，說明律師在鼓勵客戶作出遺贈上，發揮關鍵影響力。
調查從2014年11月至2016年6月展開，涉及八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與客戶進行的超過2600次交流。46%客戶認爲，律師有責任問客戶是否要作出遺贈。
根據調查，如果律師向客戶提及可以考慮把慈善機構當成受益人的選項，將大大影響遺囑人作出遺贈的決定。
調查也顯示，當律師告訴客戶“有許多人捐給慈善”時，較可能捐給慈善的客戶因此多了40%。
鄭光榮受上述調查啓發，爲客戶規劃遺産分配時，會常提醒客戶不妨考慮遺贈，“一些客戶也接受這個提醒”。
據英國慈善救助基金會（Charities Aid Foundation）的世界捐助指數（World Giving Index）報告，新加坡是行善表現進步最多的國家之一。我國在2013年的排名爲第64位，2017年上升到第30位，2018年躍升至第七位，首次跻身10大善心之都，反映國人越來越樂善好施。
Bethel Chambers律師事務所董事經理鍾嶽恩律師說，多數人立遺囑時，會優先考慮家人爲受益人而非慈善機構。
“一般人可能認爲慈善事業或遺贈是有錢人家做的事。來自傳統大家庭的人覺得有責任將遺産留給家人，沒有家眷的則較可能考慮捐給慈善。或許人們規劃遺産時，沒被問是否要留一些給慈善機構。不論什麽理由，應該更鼓勵國人響應遺贈。”
個案①兒科醫生遺贈675萬元給國大醫學院
小兒科醫生弗蕾達保羅（Freda Paul）2007年立遺囑，把大部分遺産捐給母校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資助貧困女醫科學生。
她在2009年失智後，受女傭及在住家附近工作的印度籍建築工人和工程師影響，將賣房收益贈予他們，還重新立遺囑，讓他們獲得剩余遺産，並省略了給國大的捐贈。
她的兩名遠房親戚——菲立惹耶勒南高級律師和喬舒雅醫生以她受不當影響爲理由，追回約400萬元，並脫售其住屋，向法院申請恢複原有遺囑。
弗蕾達2016年去世，享年87歲。去年底，國大宣布，弗蕾達的兩名代理人兼遺産執行人把675萬元捐給國大醫學院，成立以她命名的助學金和獎金。
個案②洋夫婦指定600萬元遺産留NKF等三慈善機構
心系弱勢社群、關愛動物福利的年邁埃瑟裏夫婦——傑瑞和喬，膝下無子女，過世後把600萬元遺産捐給三個慈善機構。
三個受惠機構——雅西西慈懷病院、全國腎髒基金會（NKF），以及新加坡防止虐待動物協會（SPCA），2016年各得200萬元，分別用來設立馬西嶺洗腎中心、協助有需要的病人，以及設立新會所和翻新動物福利中心。
傑瑞生于英國，1945年在南非與喬結婚，1960年代定居本地。傑瑞是玻璃制造廠的會計師，1970年代與喬成爲公民。喬是家庭主婦，是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管委和活躍義工。
喬在2013年去世，享年89歲；傑瑞死于2015年，享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