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企業在冠病疫情期間面臨破産風險或嚴重的資金周轉問題，財務拮據可能使他們放棄追求自己的合法權益。在這種情況下，由第三方資助仲裁費，可爲企業提供一線生機，這類資金的申請量過去一年激增。
文化、社區及青年部長兼律政部第二部長唐振輝上周五（12日）在國際商事法院常設論壇（SIFoCC）第三屆會議上致辭時，透露這點。
我國在2017年爲國際仲裁案推出第三方資助框架，允許與仲裁案無關的第三方提供資金，協助索償方承擔費用，並分享勝訴所得賠償。
律政部也在2019年10月宣布把框架擴展至國內仲裁案、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特定訴訟案，以及相關調解案。
唐振輝致辭時，重申了第三方資助者在司法系統中起到的作用。例如，資助人在決定是否資助案件時會采用非常嚴格的評估標准，這有助過濾掉那些胡攪蠻纏或較沒有理據的案件。
獲資助案件 庭外和解可能性更大
獲資助的案件，庭外和解的可能性也更大。鑒于資助者已客觀評估了索償方的案情，並只能在勝訴後才看到投資回報，辯方可能會在繼續訴訟前三思而後行。
此外，第三方資助也有潛力將更複雜和有理有據的案件帶入司法系統內。
但唐振輝強調，資助者畢竟不是案件當事人，因此不應取代或不適當地影響律師對委托人的職責，也不應削弱委托人對訴訟程序的掌控。
爲解決上述問題，各國存在不同監管模式。在新加坡，有第三方資助者的案件，須向法庭及訴訟各方透露其身份和地址。律師或律師事務所也須規避利益沖突，例如不能向委托人的第三方資助者收取傭金。
須按各國融資環境等定制 唐振輝：監管不能一刀切
盡管監管模式不同，但由于各國在第三方資助這個課題上面對一些共同問題，因此也有人呼籲樹立國際一致性。
對此，唐振輝指出，解決方案不能是一刀切的，須要有所平衡，並根據各國融資環境、訴訟文化、架構和成本以及程序規範來量身定制。
“貫穿各模式的一個共同原則是，應對訴訟資金進行監管，以保護訴訟人並防止行爲不檢，但同時，不要抑制行業的發展，也不要限制各方自主權與合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