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式公共行政管理制度能否爲亞洲其他國家所借鑒？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確定新加坡和亞洲其他國家在國情上的差異。
就規模而言，新加坡是第二小國家，僅超過面積爲29.2平方公裏的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是另一個極端，國土面積分別是新加坡的13523倍和4650倍。
第二個重要的國情差異在于新加坡的人口，僅多于蒙古國的270萬、東帝汶的120萬人、不丹的68.2321萬人、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53.81萬人和文萊的40萬人。另一方面，與中國、印度和印尼巨大的人口規模相比，新加坡483萬的人口數量微不足道。
新加坡和亞洲其他國家之間的第三個國情差異在于它的富裕度，新加坡2008年的人均GDP爲38972.1美元，是表格11.10所列的所有24個亞洲國家中最高的。相比之下，柬埔寨（818.1美元）、老撾（580美元）、孟加拉國（506.1美元）、東帝汶（468.8美元）和尼泊爾（459.3美元）五國的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
總之，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與亞洲大部分國家相比，新加坡更富裕，人民行動黨政府管轄的領土和人口規模較小。這種有利的政策環境使自1959年6月以來一直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政府能有效落實政策、抑制腐敗和確保新加坡營商的便利性，這從新加坡在世界銀行2008年“政府效能治理指數”、2008年《營商環境報告》和透明國際2008年《全球清廉指數》中名列前茅可見一斑。
1959年的新加坡是一個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但到了2000年，它卻搖身一變，成爲第一世界國家，這樣的轉變舉世矚目。因此不出所料，很多國家的決策者訪問新加坡，以找出新加坡成功的原因並思考自己的國家能否吸取有用的經驗。新加坡最早的贊賞者之一是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他在1978年首次來訪後便決定將新加坡作爲中國發展的榜樣。在鄧小平的這一號召下，當年有400個由中國各地的市長、省長和黨委書記組成的考察團訪問新加坡。
1995年，新加坡被評爲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最具競爭力的國家。根據199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的經曆“爲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幅如何獲得成功的藍圖”。同樣，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美國學者于1996年指出：
新加坡長期奉行對外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這獲得了全世界的好評。新加坡確實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以幹淨、環保、守法、高效聞名，是遠離美國、英國或澳大利亞等原籍國、生活方式相當“自由”的僑民工作和養家的首選地。
此外，新加坡在“2009—2010全球競爭力指數”中以5.55分名列第三，僅次于瑞士和美國。
其他贊賞者則建議仿效新加坡在環境規劃與管理和電子政務方面取得的成功。例如，約瑟夫·萊特曼（Josef Leitmann）發現，“這個城市國家在環境規劃和環境管理方面均采取了種種有效的措施”。同樣，阿爾查納·G.古拉蒂（Archana G. Gulai）建議，印度可以仿效新加坡依靠單一機構管理電子政務，以此改善其“高度分散”且缺乏協調性的電子政務政策。
美國蓋洛普咨詢公司最近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發現，新加坡是“最火的移民熱點國”，“潛在淨移民指數”最高，達到260%。“潛在淨移民指數”指的是“希望移民一國的成年人估計值減去希望永久離開該國的成年人估計值後的數值占該國成年人總人口的比例”。新加坡的“潛在淨移民指數”較高並不令人意外。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新加坡排名世界第十，外來移民占新加坡人口的35%，且人口外遷率較低，爲6.3%。蓋洛普公司的這項調查還稱，如果“新加坡接納所有希望定居該國的成年人”，它的人口將增長至1300萬。
考慮到世界各國都對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感興趣以及新加坡與亞洲其他國家之間存在國情差異，新加坡式公共行政管理制度的借鑒性有多大？毋庸諱言，鑒于新加坡獨一無二的政策背景和國情，完全照搬新加坡式公共行政管理制度對許多亞洲國家來說是不可取的。
1887年，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強調“在思想、原則和目標方面”將歐洲的行政制度“美國化”的必要性。威爾遜勸告美國的公共行政學學者“不要一想到參考借鑒國外的行政制度就感到害怕”，他指出：
只要國外的發明創造是有用的，我們爲何不加以利用呢？我們又不會按照國外的方式使用這些東西。我們引進了大米，但我們並不用筷子吃飯。
更重要的是，威爾遜對行政學和政治學進行了區分。他認爲，將政治學和行政學一分爲二“使得在行政學領域使用比較法非常安全”，原因是：
如果我看到一個殺氣騰騰的人正在敏捷地磨刀，我可以借鑒他磨刀的方式，而不是他可能用刀實施謀殺的動機。……記住這種區別……我們便高枕無憂，從而能准確無誤地學習國外的制度經驗。……我們可以仔細研究外國政府的脈絡，而不必擔心疾病進入我們的血管；解剖外來系統，而不必擔心患上敗血症。
同理，在評估新加坡的政策模式是否適用于中國的城市改革時，羅伯特·M.皮斯（Robert M. Pease）恰如其分地告誡說：
A國的成功政策不能直接移植到處境艱難的目標國B國的土壤中。相反，必須密切留意更廣闊的政策背景和政策轉移的可行性。……園林植物不能直接從一個環境移植到另一個環境，政策也是同樣的道理。植物移植涉及土壤類型、降雨量和陽光等問題，政策借鑒則涉及政府能力、效率和廉潔性等問題。
除了國情差異會使新加坡的公共政策無法在其他亞洲國家實施外，這些國家還缺少人民行動黨政府有效貫徹政策的四個先決條件，即擁有絕對多數議席、經濟富裕、腐敗程度低和高效的公共行政機構。正如第六章所述，對很多亞洲國家來說，通過增加公共部門薪水吸引“最出類拔萃的”公民進入公共行政機構工作並留住他們所付出的經濟和政治代價過于高昂。
總之，即使亞洲其他國家的決策者認爲新加坡式公共行政管理制度是可取的，但引進這種模式可能行不通，因爲缺少成功的先決條件。
雖然亞洲其他國家不能完全照搬前面章節所論述的各種政策，但這些國家仍能從新加坡的經驗中獲得啓發，甚至仿效其中一些政策。這些亞洲國家應該仿效新加坡依靠政策擴散的做法，即先確定相關政策，然後根據需要修改這些政策，以符合本國國情。
一個範例便是新加坡對日本“交番”（警崗）制度的借鑒，因爲這種制度對遏制犯罪很有效。由于日本和新加坡的國情不同，因此有必要對“交番”制度加以改動，以符合新加坡的國情。對“交番”制度進行改動是明智的，因爲“如果新加坡照搬‘交番’制度，要讓新加坡人接受和支持這樣一種日本制度將是相當困難的”。因此，“交番”制度被“新加坡化”，被更名爲“鄰裏警崗”制度。更重要的是，這些改進之處包括：
考慮到新加坡人口的多種族性和組屋人口占比很高等特點後，才確定了鄰裏警崗的位置、所提供服務的種類以及警官入戶走訪的時機、頻率和方式。
因此，“鄰裏警崗”制度之所以能有效遏制新加坡的犯罪活動，是因爲該國對日本“交番”制度進行了修改以使其符合本國國情。
總而言之，亞洲其他國家照搬新加坡式公共行政管理制度，即使並非不可能，也會很困難，但只要這些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公務員和百姓願意做出必要的改動，他們仍可以效仿新加坡，對新加坡式公共行政管理制度的某些特點加以修改，以使其符合本國的需求。新加坡式公共行政管理制度確實能給亞洲其他國家的決策者以啓發，因爲這一制度說明，擁有以制定和實施利民利國政策爲共同目標的正直稱職的政治領導人和高級公務員至關重要。
（本文節選自《高效政府：新加坡式公共管理》）
《高效政府：新加坡式公共管理》
[新加坡]柯受田 著
ISBN：978-7-5166-4368-6
新華出版社 2018年12月
定價：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