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坡余東璇街屹立著兩棟中西合璧的老建築——裕華國貨和大華戲院。裕華國貨前身爲南天大酒店，大華戲院則爲天演大舞台。兩座建築物原來的招牌都出自星洲三大書法家之一譚恒甫，如今大華戲院外牆上“天演大舞台”五個魏碑體風格的大字以瓷磚複制，其中“演”字是少了一點的。書法家都有創字凸顯特色的習慣，譚恒甫也不例外。
譚恒甫攝于1949年。
因介紹過這幅招牌墨寶，結識譚恒甫的孫女譚淑瑜，拜訪譚家，除了近距離見識書法家真迹，也聽譚淑瑜（68歲）和姐姐譚淑儀（70歲）爲我們追述一個消失的時代。
譚恒甫的二女兒（左）和三女兒的合照。
創辦私塾“有恒學校”
對于祖父的事迹，譚氏姐妹主要是通過二姑譚惠明和父親譚寶坤生前的口述。
譚恒甫乃晚清秀才，祖籍廣東新會天河南邊村，對古文和書法造詣深厚，不論招牌上的楷體，或是瘦勁挺拔的篆，都獨出己意。
譚恒甫曾應國民黨邀約，在廣州政府機關擔任秘書，不過他偏好教書弄墨，對官職興趣不大，沒多久便辭官，在廣州開“補習所”教導男女學生習字。
孫中山逝世後，譚恒甫擔心民國政府中止方言教學，也挂念來到新加坡後音訊全無的大兒子。跟同鄉梁啓超商議後，決定變賣家産，一家八口來新加坡。
根據《南洋商報》刊登的《粵省書家抵叻》（1927年8月2日），57歲的譚恒甫于該年來新加坡，在大門樓（Club Street）的養正學校教導書法，由于工作清閑，決定另外開班授徒。
譚恒甫初抵新加坡，跟家人在養正學校合影。
譚恒甫租下長泰街（Upper Hokkien Street）長泰廟右側門牌17號的店屋，三樓是家人安身之所，二樓是他創建的有恒學校，一樓則出租給人做貨倉。有恒學校教導“字學”，也就是古文和書法，譚恒甫和二女兒譚惠明分別執教高年級與低年級。
當時大坡有數十家私塾，教書先生滿腹經綸，只惜生不逢時，面對動蕩的中國局勢，移民到新加坡安貧樂道，誨人子弟。有恒學校的學費比較高昂，但附近居民還是慕名將孩子送來。久而久之，街坊習慣稱有恒爲“譚恒甫”，校名都差點給忘了。
譚恒甫于1954年初逝世，私塾跟著關閉。譚家搬到二樓，將三樓分割成多個小房間出租，一樓改爲海嶼郊，也就是早年的海産店。隨著市區重建，老地方改頭換面，成爲現在的芳林熟食中心。譚家于1960年代末跟街坊道別，搬遷到剛完工的第一批大巴窯組屋。
日文官有意拜師
過去牛車水商家近水樓台，請譚恒甫揮毫獻墨，招牌大字每個一元，頌詞二元，條幅三元（《南洋商報》1928年6月4日），名家真迹壓陣的金字招牌懸挂大門上，爲店鋪生色不少。隨著老店一家家地消失，老書法家的牌匾亦幾乎絕迹，筆者最近才在三巴旺山住宅區（Sembawang Hills Estate）無意中發現譚恒甫的墨寶“順發”。當然，顯眼的“天演大舞台”最能讓人緬懷前輩的風采。
譚恒甫的學生包括現代書法家徐祖燊（95歲）和曾守蔭（81歲），他們的墨寶在廣惠肇碧山亭、番禺會館、南洋孔教會和精武體育會等展示。
譚氏姐妹表示，祖父對于 “賣字”挺不自在，他認爲書法怡情養性，不應當作商品來交易。無奈現實逼人，只好賣字求溫飽。
她們還聽長輩說日軍占領時期，鄰居帶領著一群日本軍官咚咚咚地操上有恒學校，大家都以爲老先生此命休矣。原來日本文官久仰譚恒甫大名，有意拜師學藝。文官登門習字的時候，順便捎來米糧食物，由譚家分派給街坊。長泰街有軍政府關照，街坊的日子自然好過多了。
古書教英文
譚氏姐妹溫文儒雅，讓人聯想到大家閨秀，知書識禮的電影情節，或許這就是傳統的家教。入門的對聯“不因果報勤修德／豈爲功名始讀書”，晚清秀才的人生觀融入其中。
譚恒甫的對聯“不因果報勤修德 豈爲功名始讀書”與《滿江紅》詞。
譚氏姐妹自小背誦三字經，古書教導做人處事之道，是當代教學欠缺的。譚淑瑜印象最深刻的是祖父的墨寶“君子九思”，在二姑的熏陶下背得滾瓜爛熟：“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君子九思也是父親譚寶坤用來教導孩子用的，犯錯的時候就用其中一思來訓話，潛移默化下，九思已經成爲人生的座右銘。姐姐譚淑儀則較喜歡“敏事慎言”，做人要多做實事，不亂說話。
譚恒甫的《君子九思》。
譚寶坤跟建國總理李光耀是同時期在萊佛士書院念書的校友。譚恒甫認爲多掌握一種語言，就可以開拓更廣闊的天空，決定讓兒子讀英校。
1948年譚寶坤成親的時候，婚禮安排在岡州會館。結婚證書上除了新人，還有雙方的主婚人、介紹人和證婚人，讓我們回顧婦女憲章尚未成型的年代，社團倡導的文明婚姻已率先開啓一夫一妻，白頭偕老的先河。
譚恒甫古書以中文拼音教英文。
譚氏姐妹保存著祖父的“子曰”古書和多幅書法。原來當年的古書還教英文，譬如日出（Sun rise）爲“生而哀唉史”，下午（Afternoon）爲“矮夫脫侬痕”。墨寶都由父親精心鑲制，選用的材料、框架、顔色一絲不苟，對譚恒甫的尊崇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