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觀點認爲：每個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比如貴族就比平民高貴，富人就比窮人強，這或許是因爲已經注定的命運，或許是因爲其它什麽東西，比如基因，總之沒法或者極難改變。而另一種觀點認爲，每個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只不過是不平等的機會導致了某些人不如另一些人做得好。
這兩種觀念投射到政治中，就會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施政方式：前者既然認爲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幾乎無法改變，那麽“優秀”的人統治、領導“差一點”的人就是理所應當的，那麽壓迫和剝削就會被一定程度的默許；後者既然認爲大家的不平等是機會的不平等導致的，那麽社會就應該努力提供一個平等的環境，比如幫助窮人，比如設置個稅起征點等等。
這兩種觀點雖然截然相反，但是在實踐中往往會被融合使用。事實上，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不會，也不敢拒絕向其國民中的較弱者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這一點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同時，人們也認識到，從來就沒有絕對的平等，如果爲了幫助那些條件的差的人，而去處處牽制那些能力強的人，就會給社會帶來很大的損失，如何平衡這二者會非常考驗一個社會。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一直都以睿智和坦率著稱，他就是一位“基因決定論者”，雖然他因此飽受批評，但李光耀一直都堅持這些觀點，其固執程度甚至會令一些人産生強烈的反感。李光耀認爲，無論社會如何發展，總會分化成各個階層，受過教育的人往往都會脫穎而出，而裱花匠的孩子通常都很平庸，當然他們中也會有奇才，但他們終歸是少數。李光耀舉例說，就好比兩匹白馬跟容易生下一匹白馬，而兩匹灰馬很難生下一匹白馬。他甚至提出了一套非常量化的數據：一個人的智商和情商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來自遺傳，後天因素所能起的作用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也就是說，國家幹預很難顯著地改善某個人的命運。
李光耀還以自己的這個觀點來論證印度種姓制中的一些問題，他說，婆羅門之所以聰明于首陀羅，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婆羅門們占據了優勢基因，而最底層的印度人從來得不到這些優秀基因，因爲大家都在同種姓內通婚。所以，李光耀給印度的建議是，希望他們能進行有選擇性的互相通婚和生育，利用聰明男人加聰明女人等于聰明孩子的理論，去獲取好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