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與亞洲優質民主
筆者(鄭永年)認爲，新加坡民主政治發展的意義已經超越新加坡政治本身，如果把它放在亞洲民主的發展進程中，我們會看到同樣重要的是，繼日本之後，亞洲正在發展出另外一個優質民主政治制度。 亨廷頓生前曾撰文比較中國台灣地區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認爲台灣地區的政治制度會因爲民主而生存下去，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會在李光耀卸任之後難以爲繼。
但這次新加坡選舉表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僅越來越民主化，而且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無論人們如何評論這次選舉，從實踐層面看，新加坡已經爲優質民主打造好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制度構架。 民主政治先産生于西方。新加坡和西方先發展民主的路徑有很多雷同之處，只不過前者所用的時間遠較西方短。
首先是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社會經濟的高發展水平是民主政治的物質基礎。西方在進入大衆民主之前，曾通過近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個很高的水平。但是，當西方式民主傳播到西方之外的發展中國家時，並沒有能夠推動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民主是衆多現代國家制度中的一種，它很重要，但並不能取代其他國家制度。
新加坡的民主所依賴的是一個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的有效政治秩序，而這個政治秩序保障了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亨廷頓曾經認爲，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的政治秩序，沒有這個秩序，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就沒有保障。新加坡確立了這樣一個有效的政治秩序，並且能夠和民主政治一並發展，這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不同。
其次，新加坡民主的成功在于其圍繞著民主制度本身的制度創新。和很多西方民主國家不一樣，新加坡實行強制性投票。在很多國家，每次選舉，社會就要面臨一次大的分裂，甚至沖突，而新加坡做到了民主整合社會。在一些民主國家，執政黨因爲政府失敗、權力的腐敗而被反對黨所取代；而新加坡的情況很不一樣，既非政府無能，更不是政府失敗，而是整個社會希望政府在新的環境條件下能夠做得更好。
中國能不能學新加坡?總體來說,中國前期是學習新加坡的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現在則對新加坡的政治發展經驗,尤其是執政黨的經驗深感興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向各國學習,在這個過程中,對新加坡經驗的重視不是其他國家所能及的。中國領導層倡導學新加坡,不僅希望學新加坡的具體經驗,更希望學該國的改革進取精神。還有很多地方官員不知道如何學新加坡,對他們來說,學就是“複制”、“描紅”。
很多人對新加坡的理解局限于一些具體經驗,例如,“公積金制度”、“住房制度”、“工業園區”、“淡馬錫”、“金融監控制度”等，很少有人談論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權力集中本身是中性詞,並不是一個價值判斷,不能衡量一個政治制度的好壞,有些民主國家的權力也是集中的。和其他國家比較,新加坡的權力是相當集中的,盡管新加坡有很多反對黨。
在新加坡,政府公務員是內部選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會爲執政黨培養的。這些領袖人物在成爲執政黨領導人之前,都是社會精英人才。執政黨吸收社會培養的人才,意義深遠。這是執政黨保存權力不變質的一個有效方法。
新加坡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人民行動黨議員都要定期和選民直接見面,討論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新加坡把民主和一黨獨大執政制度很好地結合起來了。
應當強調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現一個好政府。新加坡用民主制度來保證好政府,執政黨必須通過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選。前面說過,新加坡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是政治人才主主導的,這就提出了政府要“親商”的問題,政府要爲商人和資本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讓他們發揮很大的作用,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
新加坡的大多數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裏,包括中産階級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國政策。在民主政治中,對新加坡執政黨最有效的制約並不是反對黨,而是社會,也就是人民。
新加坡卻避免了很多發展中的民主國家走過的彎路,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確立權威方面,中國可以從新加坡學到很多經驗。
中國的政治發展和改革開放之前比較,進步了很多,橫向比較也一樣。
中國會繼續學習新加坡嗎?
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是否會繼續學習新加坡呢?中國學習新加坡或者其他國家,不是爲了學習而學習,而是爲了中國各方面現代化的需要。只要新加坡經驗和中國的發展具有相關性,比其他國家的經驗對中國更具啓發性,中國仍然會選擇新加坡作爲學習對象。
首先,在全球化時代,除了少數幾個處于封閉狀態的落後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的建設和發展能夠避免外在經驗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盡管新加坡也是當時中國學習的對象,但其重要性並不突出。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認爲新加坡不僅經濟發展迅速,而且社會秩序良好,因此首次公開高調地提出中國要學習新加坡。鄧小平號召學習新加坡立即導致了大量的中國代表團到新加坡取經。
爲什麽這一次鄧小平選擇了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國家和地方?
概括地說,鄧小平號召中國學習新加坡的核心,是要解決好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會面臨的一對矛盾,那就是發展與秩序之間的關系問題。對鄧小平來說,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設政治秩序。
對新加坡來說,發展和秩序是同時進行的,是同一個過程,但在中國學習新加坡過程中,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則把發展和秩序相對分離開來。中國各級政府所強調的是經濟發展,而對社會政治秩序的建設則強調不足。
與此同時,新加坡的社會政治秩序也在不斷進步。從一開始,新加坡方面就一直強調,中國要向新加坡學習的不僅僅是經濟發展,而且更是“軟件”建設,即各種制度建設。
當然,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不僅學習新加坡,也學習其他很多國家。
在金融制度方面也一樣,中國參照了諸多西方經驗,但從和美元挂鈎到一籃子貨幣政策,中國則大量參照了新加坡經驗。
在地方層面,新加坡對中國發展的影響更爲顯著。通過這些工程,中國地方政府試圖從整體上學習新加坡,但更多的城市則是有選擇地學習新加坡,進行制度創新或者改善已有的制度,如上海等城市學習新加坡的公積金、汽車牌照拍賣制度等。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地方學到了新加坡的經驗之後,開始向中國的其他地方輸出新加坡經驗。鄧小平強調新加坡的秩序好,而秩序建設正是中國今天需要學習新加坡的地方。中國能不能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學習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制度建設經驗,建設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繼續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