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個美麗繁榮的東南亞島國，也是許多中國人旅行、工作、生活的目的地，新加坡四分之三人口是近代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下南洋”的移民後代。去年柯南劇場版也把舞台搬去了新加坡，這不禁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新加坡有很多日本人嗎？其實，與中國同處東亞的日本，也是一個人口大國，近代也曾有許多日本人移居新加坡。與中國的移民史不同，日本人移民新加坡的背後，牽連著一段女性的血淚史。
電影海報
南洋姐
據了解，第一位定居新加坡的日本人相信是來自愛知縣美濱町的山本音吉。他在1832年以船員的身份隨一艘日本米船航行的時候遇上風暴，並因而在太平洋漂流；回國失敗後，他便開始爲英國政府擔任翻譯員。他在獲得英國公民身份之後于1862年到新加坡定居，並于五年後在當地去世和下葬。
早年間下南洋的中國人以男性居多，但當時移居新加坡的日本人卻恰恰相反，主要是“娘子軍”。早期在新加坡居住的日裔居民大部分從事帶有顔色的工作，這些日本女性後來被統稱爲“唐行小姐”，或者“南洋姐”。第一批“南洋姐”在1870年或1871年就已經抵達新加坡；1889年當地“南洋姐”的人數是134人。
唐行小姐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産物，就是從事那種工作的女性。她們主要出身于長崎縣島原半島和熊本縣天草群島，日本當時也把唐行小姐稱爲娘子軍。最初唐行小姐主要被輸出到中國大陸，中國香港，菲律賓，婆羅洲，泰國，印度尼西亞等西方殖民者控制地區，目的是解決西方殖民軍隊和相關勞動者的需求。隨著西方殖民區地盤擴大，西伯利亞，中國東北，夏威夷，加利福尼亞，津巴布韋也出現了唐行小姐。70年代的日本電影《望鄉》，講述的就是這些唐行小姐的血淚史。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走上了擴張之路，擴張需要資金，那麽資金從哪來呢？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南洋姐”，大量日本女性在以新加坡爲代表的東南亞“辛勤勞作”，用血肉之軀爲日本換來了擴張之路的“第一桶金”。日本駐新加坡領事表示，截至1895年，在新加坡居住的日本人約有450至600人，從事“正當行業”的少于20人。
有學者指出，當時日本正在借助唐行小姐對東南亞進行經濟擴張，而唐行小姐則是這個行動的捍衛。具體而言，東京當局認爲這是在該地區爲日本建立經濟基礎的方法之一；在東南亞的日本女性通過“有色服務”獲得收入，這些收入可以用來積累資本，分散日本在當地的經濟利權。對其他日本人來說，這些“南洋姐”還是債主和顧客：她們既會向有意創業的日裔居民借出收入，也會光顧日本人經營的裁縫店、雜貨店，以及向日裔醫生求醫。20世紀早期，她們主要會在馬來街（今密駝路）工作。不過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令歐洲進口貨無法輸入東南亞，日本商品便開始進軍東南亞市場，成爲歐洲進口貨的替代品；這還促使當地日本人轉而從事零售和貿易，改變了日本人社群的主要從事的經濟活動。
新加坡在1921年進行“掃黃”，大量“南洋姐”被迫另謀生路，有許多幹脆離開了新加坡。在她們離開的同時，新加坡日本人社群的結構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日本人光顧的商店（例如裁縫店和理發店，這些商店的東主大都是日本人） 相繼結業，而商店的東主也陸續離開新加坡，取而代之的則是日資企業的受薪雇員。在日資企業工作的當地日本人人數從1914年的14人增加到1921年的1478人；這項巨大的轉變還持續了十年——新加坡的日本人社群當中，販賣商品的商人所占的比例從1919年的38.5%下降到1927年的9.7%，而公司／銀行員工所占的比例從1919年的28.0%上升到1927年的62.9%。
當地日本人的人數在1929年達到頂峰，卻因爲其後席卷全球的大蕭條而有所下降。不過之後日圓貶值令日本商品在東南亞市場更有競爭力，而日本人社群的人數也因此而回升。雖然其他日資企業都陷入業績倒退的處境，不過當地日本漁民的人數卻有增無減。從1920年的200人增加到1936年的1752人，達到頂峰。1930年代日本漁民在當地日本人社群之中所占的比例介乎四到三分之一。
二戰期間新加坡被日本占領3年多，新加坡被改名“昭南市”，期間日軍在新加坡屠殺華僑，制造了“新加坡大屠殺”。二戰結束後，所有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不論是平民還是軍人）都在1947年遣返日本。雖然新加坡政府曾經在1948年至1949年期間向少數日本人簽發入境許可，不過在1953年之前，獲准在新加坡定居的日本人就只有外交官和他們的家屬。其他日本人雖然可以獲發入境許可，不過他們只能夠逗留兩個月。在1950年後半期，新加坡放寬了日本公民進出境的限制，日資企業也再次在新加坡設立辦事處。
二戰之後，新加坡成爲“亞洲四小龍”，經濟的起飛得益于日本的産業轉移。1970年代初，日本企業開始把生産線從日本轉移到東南亞，因此當地日本人社群的規模便再次出現明顯的增長。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絕大多數移居新加坡的日本人都會和家人一起移民，在這種家庭當中，丈夫是雇員，妻子則是家庭主婦。也有一小部分日本男子會告別家人，只身移居新加坡。單身女子在當地的日本人社群會受到雙重排擠：在辦公室，日本商人對女性地位有拘謹的看法，在社交生活中，這些商人的妻子也會排斥單身女子。單身的日本女子通常都會嘗試避免接觸已婚的日本女子，即使她們住在同一個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