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廣告收入萎縮，非營利模式爲新聞室開拓了新命脈。但媒體專家提醒，在這個模式下，資助者和接受資助的新聞室應相互尊重。前者須明白，過度施加影響最終只會削弱報刊的信譽，後者也須有意識維護自身獨立性和新聞質量，才能繼續吸引資助者。
數碼科技的顛覆，繼續對媒體業構成挑戰，這並非我國或新加坡報業控股獨有的問題。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孫婉婷博士受訪時說，新聞室面對的挑戰，尤其是廣告收入的萎縮，是普遍的。在其他地區，非營利模式爲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都開拓了一條新命脈，減輕盈利壓力。“但非營利模式並非沒有壓力，因爲新聞室必須爲資助者提供強有力的理由，說服他們提供和維持財務支持。”
政府資助是把雙刃劍
對于政府表態有意資助SPH媒體，專家也認爲這是把雙刃劍，雖能保障這家非營利公司的財務穩定，但不論是資助者或受資助者都須掌握微妙的平衡術。
新加坡管理大學傳播管理（實踐）教授馮時光博士說，《海峽時報》《聯合早報》《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及《淡米爾之聲》（Tamil Murasu）是具公信力的報刊，觸及廣大群衆，在國家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如果資助者尊重這些報刊及媒體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會明白，對其過度施加影響，最終會削弱報章的信譽。受資助者則必須明白他們得保持獨立，維持新聞的質量。”
澳大利亞默多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李廷文也認爲，SPH媒體若在新運營模式下更依賴政府資助，將引起擔憂。但新模式同時是個契機，讓媒體機構更專注制作優質新聞，履行服務大衆使命。他說：“如果SPH媒體最終能成功發展出一套可持續的盈利模式，那它下來甚至有可能在財務與新聞運作方面獲得更多自由空間。”
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汪炳華則對報業控股董事長李文獻醫生提《衛報》（The Guardian）的例子感到訝異，因爲這類媒體機構面向國際群衆，采用的模式不一定適用于本地。
他指出，在北歐國家，政府通過第三方機構爲報刊注資，或許是更理想的運作方式，因爲媒體既可被視爲較獨立，也能獲得可持續的資助。
此外，根據《報章與印刷館法令》，報刊總編輯人選須獲部長批准，報業公司的特殊股權安排，也讓政府對公司的人事擁有決定權。
汪炳華認爲，只要SPH媒體繼續在該法令下運作，最高管理人由政府批准，仍會被大衆視爲不獨立。
他說：“根據新運營模式，如果要一定程度依靠大衆的支持和資助，他們的觀點就很重要。平心而論，新加坡政府還是希望本地媒體保持一定獨立性，但同時，政府也長期認爲媒體應在國家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且不認同媒體以‘第四權’自居。問題來了：民衆和私企是否持相同觀點？他們爲何要支持這樣的媒體？”
關注本地時事的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契連·喬治（Cherian George）則建議，資助協議可列明媒體的責任，以及涵蓋保障條款，由資助者保證不會幹擾新聞室的運作。新加坡也能設立獨立機構來監督雙方是否遵守了協議。
《聯合早報》前總編輯林任君認爲，在假消息鋪天蓋地的社交媒體時代，有公信力的主流媒體已是稀缺資源，任何能使媒體生態更健全發展的模式都是好的。他說：“政府清楚知道，協助維護這種公信力對它本身是有利的，因爲它需要可信和可靠的媒體替它傳達信息、解釋政策，也需要媒體提供准確的反饋，反映民間情緒，尤其是在發生重大危機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