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永年

2019冠狀病毒疾病在全球的擴散，和各國政府抗疫成績的巨大差異，引發了新一波中西制度之爭。

先是西方媒體批評和指責中國的制度，認爲是中國的“專制”制度，造成了地方政府對病毒信息的隱瞞，才導致後來的大規模擴散；很多西方媒體也認爲冠狀病毒是中共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最終會導致中共的垮台。等到中國成功有效地控制住病毒的擴散，嚴防病毒再次回來，同時不僅恢複經濟，而且向世界各國提供醫療救助物品，輪到中國媒體批評和指責西方體制。

令人驚奇的是，和西方媒體一樣，中國媒體也強調體制的作用，認爲西方政府抗疫不力是因爲西方的民主體制；而中國政府成功抗疫則是因爲中國的“舉國體制”之故。

各國政府抗疫成績的差異引發新一波中西制度之爭。圖爲5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的人們。（中新社）

西方媒體和政治人物把中西方體制的不同，簡化成爲“民主”和“專制”之分；中國媒體也基本上接受了這個區分，即西方“民主”和中國的“舉國體制”。

多年來，在解釋民主和專制應對災難的不同方法時，相信西方民主優越的人，往往引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類曆史上，沒有哪一場饑荒是發生在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的。”森認爲，因爲民主政府必須面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森就是以此來解釋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認爲在民主制度下不會發生這樣的大饑荒。如果當時中國有信息的自由流通，大饑荒不至于發展到人們後來所看到的程度。

應當指出的是，森所提出的只是一個假設。中國的大饑荒有其更爲深刻的背景，並非僅僅是“缺失言論自由”那麽簡單，信息不流通只是導致大饑荒的一個面向。而且如果把森的假設延伸到曆史上的瘟疫事件，則更難以令人信服。1918年開始的西班牙流感，在西方各民主國家之間大肆流傳，應當如何解釋呢？西方交戰國爲了在軍事上占據優勢，進行嚴格的信息管制，隱瞞流感信息，導致流感在地球上轉了三圈。

這次冠狀病毒從武漢暴發，由于人們對新病毒沒有任何認識，地方政府措手不及。但一旦認識到病毒的嚴重性，中國整個國家動員起來。武漢（湖北）的封城（封省）爲其他國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時間。西方國家本來有足夠的時間准備應對舉措，但白白浪費掉。這很難用西方一再堅持的“中國隱瞞信息”來解釋；相反，民主的懶散、政治人物的傲慢、基于種族主義之上的愚昧（認爲病毒只有對亞洲人有效）等都發揮了作用。

在病毒擴散的過程中，西方也沒有堅持“言論自由”原則。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母艦長克羅澤，因爲公開航母上軍人感染病毒而被解職。這使人想起了1918年民主國家的行爲。尤其讓人不能接受的是，在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緊急狀態之後，西方很多國家依然不作爲。

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母艦長克羅澤，此前因公開航母上軍人感染病毒而被解職。（路透社資料圖）

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如此糟糕的抗疫行爲，並不能夠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概念來解釋；中國政府有效的抗疫行動，也不能夠用西方所說的“專制”，或者中國本身所說的“舉國體制”來解釋。把各國政治制度簡單地二分爲“民主”與“專制／舉國體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導致雙重標准，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意識形態化的解釋所得出的結論，更是經常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中國采取封城手段、限制老百姓的出行，在西方眼中就是違背人權；而西方這樣做則是爲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西方老百姓不遵從政府的規定自由出行，是西方民衆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

西方批評中國抗疫模式原因

這種意識形態化也表現于西方對亞洲社會抗疫方式的理解。很多西方媒體羨慕亞洲社會的抗疫方式。令人驚訝的是，西方媒體一如既往地批評中國，但對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方法進行褒揚。如果了解中國和其他東亞社會抗疫模式，就不難發現這些社會之間其實有很多的共同點。

中國政府早前設立的方艙醫院，也曾被西方媒體诟病。圖爲2月17日拍攝的武漢體育中心方艙醫院。（新華社）

這些社會大多采用侵入式電子監控跟蹤、限制人民的出行、積極組織檢測和實施嚴格隔離等手段，只不過在西方看來，這些手段如果用在中國，是中國制度“專制性”的表現，用到其他社會則是治理“有效性”的表現。中國政府早些時候爲了減輕對正規醫院的壓力而設立的方艙醫院，竟然也被西方媒體視爲是“集中營”。不過，後來很多西方政府也學中國，設立方艙醫院。

一個國家的制度對政府抗疫肯定有影響，但並非如“民主”與“專制”論者所認爲的那麽簡單。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制度和政府抗疫的關聯性表現在方方面面，包括中央（聯邦）政府的權力集中程度、政府規模、中央地方關系、地方政府的責任等。但所有這些制度因素，與其說與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相關，倒不如說與一個國家的治理制度相關。

就制度而言，有幾點是人們必須認識的。第一，每一個國家的制度都是根據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國情發展而來，並且是向曆史開放的，在不同階段與時俱進，以應付變化。一個制度如果不能適應時代變化的需要，就會被無情地淘汰。因此，正如任何制度的消亡有其理由一樣，任何制度的存在也是有其理由的。

第二，制度本身的可變性和靈活性。沒有任何一個制度會像“民主論者”或“專制論者”那樣刻板地存在和運作。任何制度都有其民主的一面，也有其專制的一面。在應付危機的時候，集權的體制可以轉向分權，分權的體制可以轉向集權。西方批評中國體制的集權性，但爲了抗疫，不僅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而且老牌英美民主，紛紛轉向政府集權。

曆史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也是民主的産物。危機來臨之時，比危機本身更危險的便是危機所引起的恐慌。西方所說的威權主義政體，有能力控制社會的恐慌。西方所說的民主政體，則因爲重視個體價值而相對欠缺這種能力。在社會大恐慌的條件下，從民主轉向極權只是一牆之隔。

第三，制度操作者的主觀能動性。制度是由人來操作的，同樣一個制度由不同的人來操作，效果就很不相同。在民主國家，人們看不到森所說的現象，即“民主政府必須面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相反的現象卻發生了，即民主國家領導人往往利用危機來強化自己的權力，或者自己所代表的黨派的權力，而不是全力以赴地抗疫。

在匈牙利，民主政體自轉型以來總是顯出搖搖欲墜的樣子，從來就沒有鞏固過。現在冠病疫情使得人民賦權右派政府，總理歐爾班已經可以實施政令統治，可以逮捕批評他的記者。以色列總理內坦亞胡執政多年後面臨恥辱的終結，但冠病疫情讓他得到了喘息。他已經命令大多數法院關閉，推遲自己的腐敗審判。印度封鎖國家之後，總理莫迪的印度民族主義政府頒布了法律，方便印度人在穆斯林占多數的查谟和克什米爾地區成爲永久居民。

封鎖令下的英國倫敦牛津街空蕩無人。（法新社）

英國是老牌民主國家，但冠病疫情賦予政府部長可以拘捕人民和關閉邊境的權力。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燈塔，但總統特朗普已經獲得戰爭期間才可擁有的諸多權力。

即使西方一向感到驕傲的“言論自由”，在民粹主義崛起的時代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所謂的言論自由是基于事實之上的言論自由。但在民粹主義主導下，人們對任何事物都有了特定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一旦人們用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看問題，就沒有了事實，只有“後事實”和“後真相”。

如果說人們對應對病毒的方法有左右不同的看法，仍然可以理解，但如果人們對病毒本身是否存在、是否嚴重、是經濟重要還是生命重要等基本問題，都具有了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這種言論自由的目的到底是爲了什麽呢？在西方，極端右派和極端左派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看法截然不同，不僅導致社會的混亂，更導致政府的抗疫不力。特朗普和一些政客的言論更使得普通美國人驚訝：民主爲什麽會産生這樣的政治人物？

除了這些影響政府治理能力的制度因素外，影響西方政府抗疫能力的還有文化和社會因素。假定如森所說，民主政府更有意願去治理危機，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也更有治理能力。影響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的關系、政府與經濟的關系。

東亞社會何以能執行抗疫政策

在東亞社會，政府能夠有效治理冠病疫情擴散，一個主要因素在于人民的配合。在東亞，人民在自由和生命之間作一選擇並不難，因爲沒有生命，哪有自由。傳統文化中，東亞社會的人民也普遍信任政府。這兩者的結合，使得東亞社會的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政策能夠有效實施。

西方的情況則全然不同。在東亞，幾乎沒有人爭論要不要戴口罩，因爲戴口罩既是自我保護，也表示對他人的尊重。只是在缺少口罩的情況下，一些政府才會考量什麽情況要戴口罩、什麽情況不須戴的問題。但在現代西方文化中，戴口罩意味著“得病”，戴口罩的人往往被人歧視。戴口罩這樣一件簡單的事情，西方各國爭論不休，疫情已經變得如此嚴峻，人們還在爭論戴口罩的事情。

一名戴口罩的女孩本月1日在韓國金浦的一家購物中心內玩吹泡泡。（路透社）

東亞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封城”對個人行爲的影響，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在東亞，人們普遍接受政府的指引，不管是自願還是非自願，很少有人去違背政策。但在西方，“封城”概念很少對個人行爲産生影響，很多人還是照常生活，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

更爲重要的是政府和經濟之間的關系。經濟能力是政府的核心能力。制度必須具有動員能力，但前提是有資源可以動員。在這方面，中國（和東亞社會）表現在經濟和社會的統一，在西方則表現爲經濟和社會的脫節及錯位。中國政府抗疫之所以有效，不僅僅是因爲“舉國體制”的動員能力，更在于今天中國的經濟能力。

中國獲益于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經濟資源。在過去數十年裏，中國成爲世界制造工廠，並且什麽都能生産。例如，中國的口罩生産量占了世界的一半以上。盡管抗疫早期，中國也面臨醫療物資短缺的情況，但因爲具有龐大的生産能力，很快就克服了這一困難。充足的醫療物資供應，無疑是中國抗疫成功的經濟基礎。

中國憑借龐大的生産能力，很快克服了醫療物資短缺的困難。圖爲河北唐山一家醫用口罩企業的生産線上的工人。

西方的情況就不一樣了。西方具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最先進的醫療系統，公共衛生系統（尤其是歐洲國家的公共衛生制度）也是世界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但爲什麽這次抗疫能力如此低下？除了上述制度和社會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和社會的分離。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已經全然把經濟和社會分離開來。資本逐利，把大部分生産轉移到其他國家，這使得在危機時刻，國家所需的供應嚴重不足。

例如，根據美國的統計，80%的醫療物質和90%以上的抗生素從中國進口。特朗普說美國具有最大的經濟和最先進的醫療，叫人民不要恐慌，但是在沒有足夠的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的情況下，老百姓能夠不恐慌嗎？在歐洲，意大利、塞爾維亞等國向德、法等國求救不得，不見得是德、法自私，而是因爲醫療物資短缺，先要照顧自己的人民。德國更是截留了輸往其他國家的醫療物資。這些都是醫療物資産業鏈轉移到其他國家的結果。

以此看來，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爲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猶如宗教，意識形態在社會治理上扮演很重要、可以稱之爲“軟力量”的作用。不過，在危機面前，意識形態不能成爲體制的遮羞布，否則就是自欺欺人；相反，人們必須直面現實，超越意識形態對思想意識的束縛，敢于實踐，從自己的實踐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也向其他國家的最優實踐學習。實踐才是曆史開放和永遠不會終結的終極根源。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