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傑說，我國警隊治安策略産生的巨大變化，其中一項就是在社區設立鄰裏警崗。警方進行家訪、與基層組織合作、教導居民如何防止犯罪並鼓勵他們成立守望相助小組，及時報告可疑活動，推動更多人爲防止犯罪盡一分力。
新加坡警察部隊在治安方面選擇柔性執法，讓社區民衆守望相助，防止罪案發生。再加上我國積極投資頂尖科技，才能讓警方提升收集情報、處理高壓情況或對付罪犯的能力。
副總理兼經濟政策統籌部長王瑞傑昨天在國會參與表揚警隊的動議時答謝警隊過去多年來的貢獻，同時分享他在警察部隊服務的經驗。王瑞傑是警察部隊獎學金得主，在警隊服務了約17年。
王瑞傑說，他在我國獨立15年後加入警察部隊，街頭犯罪、暴動和幫派活動等問題當時都已得到控制，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商業罪等新問題也開始出現。建國總理李光耀當時因此請前副總理吳慶瑞檢討警方治安方法，確保新策略能跟上時代的步伐。
我國警隊治安策略隨後産生了巨大變化，其中一項就是效仿日本的“交番”制度（Koban），在社區設立鄰裏警崗。
通過新的鄰裏警崗制度，警方進行家訪、與基層組織合作、教導居民如何防止犯罪並鼓勵他們成立守望相助小組，及時報告可疑活動。“培養社區精神、確保鄰居之間守望相助，找出可疑人物，變得至關重要。”
王瑞傑指出，這與警察持槍的傳統威懾形象截然不同，對不少警員來說更是巨大的文化改變。“一些人將友善警察與公衆交友視爲倒退的一步，甚至有人嘲笑鄰裏警崗制度（NPP）指的是‘沒有能力的警察’（no power police）。”
不過多虧警察總監的堅持，再加上政府加重對販毒、搶劫和綁架等罪名的懲罰，這些都成功降低了犯罪率。“鄰裏警崗制度在實行幾年後，取得了民衆的信任，這也推動更多人爲防止犯罪盡一分力。”
王瑞傑也說，一些地方會將大部分民衆視爲潛在犯罪分子，我國則恰恰相反，秉持著99％民衆都奉公守法的理念，並與社區合作，共同破案。在他擔任裕廊警署署長期間，大約30％罪案是在民衆的幫助下才成功破案，而隨著警隊能力提升，民衆協助破案的比率依舊維持在20％至30％之間。
“采取這個柔性執法是正確的選擇，我們建立了能夠守望相助的社區，防止罪案發生。”
王瑞傑也說，我國也投資能夠提升警方收集情報、處理高壓情況或對付頑固罪犯的能力，而這些都與警隊采取的柔性策略相輔相成。
“最重要的是，隨著罪案日益複雜及變得更跨國性，我們必須繼續投資警察，確保他們在工作中保持正直、公平、紀律和奉獻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