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是新加坡56歲生日，謹以張軍一文緬懷李光耀先生。李光耀用實用主義塑造了如今繁榮的新加坡。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
新加坡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經濟的高度開放，政府對外資和本地企業一視同仁，嚴格的産權和契約保護，廉潔高效的政府，穩定的政治環境，優惠的稅收，良好的基礎設施，訓練有素的勞動力，自由的移民政策，以及越來越國際化的生活環境。
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于3月23日逝世。在李光耀執政的31年裏，新加坡施行開放的經濟政策，
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迹，但也遭到不少質疑。
《鳳凰財經》特約多倫多大學助教授張軍評述新加坡的經濟變遷與李光耀的經濟政策，張軍認爲李光耀及其施政風格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的特質，一切政策均從取得最大效用的角度出發。
李光耀是一個舉世聞名的實用主義者。他說：“我未接受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在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他關心的是解決人們實實在在的問題：工作掙錢、衣食住行、生兒育女。他既看不上空頭理論家也不屑于取悅大衆，只是固執己見，堅持去做爲自以爲對的事情。他一直強調要保持現實、務實的頭腦，不要被理論束縛和限制住。這裏我並不打算去評價李光耀個人的信仰和信念，只是試圖去分析他的信念和意志如何會與他治國的理念和政策的取舍相關聯，特別是經濟方面的。在治國理念上，他接受的似乎是密爾的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整體主義效用
觀。在這種觀念之下，個人的效用在必要時應該爲集體讓路，個人自由通常也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價值，而難以成爲終極目標。
李光耀贊同追求自由公平社會的理想，但從來不認爲人在智識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而且他相信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終決定了未來的事情。李光耀非常相信基因決定論是衆所周知的，甚至認爲新加坡人的基因不夠優秀。這個信念是他精英治國論的來源，當然他也非常看重教育能給人帶來的改變。他認爲國家的競爭首先取決于有高效運作的制度和領導團隊，正如他自己和新加坡的成功所示範的那樣。李光耀不大相信儒家的性善論，也不認爲人的天性和本能能夠改良，但認爲可以通過規訓和管教得到克服。他會看到人性之惡，但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甚至整個精英階層排除在這個分析之外，並不會做太深的反省，而更多的認爲自己是高尚的，至少自己的目標始終是高尚的，哪怕有時候手段不是那麽高尚，它也可以因爲目標的高尚性而得到豁免。英國對新加坡的殖民早在1819年就開始了。對英國殖民政府的觀察，讓李光耀看到了如何相對文明地、溫和地治理國家。可以相信，他對英國傳統中對個人自由的重視、
對私有産權的保護、對程序正義的恪守有相當的了解和認可。
1942年日本軍隊突然占領新加坡，趕走了英國人。在三年半的時間裏，李光耀曾在黑市做過買賣，也用掌握的英文服務于日本的宣傳部門。他也差點被虐待而喪命。在日軍的殘暴統治之下，他見識了日本人是如何運用權力的。他看到了權力的意義，看到了權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關系。他看到了人性之惡，也看到了皮鞭和鐵腕對于管理社會對有效性。這個經曆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解釋他對嚴刑峻法、重刑重罰的推崇。
1965年建國時新加坡是一個不足兩百萬人口而且種族多元的小島，沒有資源，沒有腹地，也沒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和
價值觀，所以他認爲新加坡根本不具備成爲一個穩定和繁榮的國家的基本要素。這樣的一個“原點”導致了李光耀的觀念中以及新加坡的文化中與生具來的危機感，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奉行實用主義的重要淵源。但是當這種危機感被政府幾十年如一日地反複地敘說，哪怕是在新加坡已經成爲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的時候，它顯然已經成爲一種政府獲取其正當性的工具性話語。李光耀認爲有必要采納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觀念，但是隨時願意爲了某種足夠大的實用的目
標而犧牲部分的自由、民主或人權。這些理念既充分地反映
在新加坡的經濟策略和制度上，也是影響新加坡經濟變遷的決定性力量。
新加坡的經濟實用主義
獨立之後的新加坡何以“絕處求生”？李光耀主導下奉行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政府給出的答案是：將新加坡打造成一塊吸引國際投資者的樂土。在謀求經濟發展之外，另外一個
算盤就是通過吸引歐美投資者來間接獲得歐美強國對新加坡
的保護。鑒于薄弱的國內技術和産業基礎，新加坡的領導者們認爲，要把轉口貿易商和各類小商小販轉型爲一個産業型的企業家階層並且有能力在國際上競爭，那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追逐取悅國際資本從新加坡立國的第一天起就成爲發展經濟的首要目標。出于這種實用主義的緊迫感，李光耀對左派的跨國公司剝削論完全不以爲然。他說：“我
們沒有原料可資剝削，只有勞力，沒有其他人要剝削勞力，
所以有何不可，他們要剝削就隨他們去吧，非常歡迎！事實上，我們逐漸推翻了把外資視爲剝削的發展經濟學派理論，我們沒有立場去煩惱那些理想高遠的理論，我們要生活，這就是謀生的一種方法”。
新加坡是招商引資的大師，目前駐紮在新的大大小小的跨國公司超過25000個，其中10000個以上來自北美、歐盟和日本。外資基本上貢獻了新加坡一半的經濟産出。經濟發展局(EDB)是新加坡招商引資和貿易促進的操盤手。通過中新蘇州工業園、中新天津生態城、中新廣州知識城等合作項目，新加坡甚至已經把他們的造園和招商引資技術“出口”
到中國以及其它國家，並且在國外“借地”賺錢。許多人以爲新加坡經濟不自由，但事實上新加坡在全球經濟自由度方面排名長期名列前茅。
新加坡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經濟的高度開放，政府對外資和本地企業一視同仁，嚴格的産權和契約保護，廉潔高效的政府，穩定的政治環境，
優惠的稅收，良好的基礎設施，訓練有素的勞動力，自由的移民政策，以及越來越國際化的生活環境。新加坡在社會秩序、安全、政府廉潔以及司法公正等方面一直排名靠前。2012–13年世界正義組織的“法治指數排名”報告指出，
新加坡除在向公民提供“秩序與安全”保障方面名列世界第一外，在四個其他領域排名世界前十。因此，新加坡營造了一個高度親商的環境，對于跨國公司和他們的高管來說，在新加坡做生意和工作生活確實是近乎人間天堂，幾乎不可能更好。
新加坡確實法治嚴明，可以概括如下幾點：(1)新加坡的執政黨是面對選民實實在在的壓力的，因爲新加坡的議會確實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盡管一黨獨大，但仍然有組黨和投票的自由；(2)超過百年的英國殖民統治爲新加坡留下了英國法治的基本架構和傳統；(3)在一個委托代理鏈條很短的小國，只要作爲最高權威的領導人信守承諾、身體力行，制度
的建立並非難事；中國的一個有威信的縣委書記如果真想迅
速改變縣政府的官僚作風也不會太困難；(4)優厚的待遇和真
正有威懾力的嚴刑峻法構成了蘿蔔加大棒的有效激勵；(5)熟
人社會和關系網絡可以加強正向激勵，雖然在相反的環境中
也可以加強負向激勵；(6)新加坡的民衆還是有相當的信息獲取的自由，今天新加坡的網絡基本上也沒有任何的過濾。不得不提的是，外資在新加坡也大大得益于壓制性的勞工政策。1968年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勝之後，通過了《雇傭法》和《工業關系法》的修正案。他們認爲過去英國留下的法律對工人沒有的約束力，工會的權力過大，不利于提高
生産率，也不利于吸引外資。修改後的勞動法使得雇主可以
自由地雇傭和解雇工人。大大削弱了工會和工人的權利，增加了雇主的權力並減少了雇主的義務。新加坡的平均工資水平一直明顯低于它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拒絕設立最低工資。1974年，新加坡政府決定由財政部負責組建一家專門
經營和管理原國家投入到各類國聯企業的資本的國家資産
經營和管理公司。這家公司就是淡馬錫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
(圖片源：Munshi Ahmed）
由于自成立以來到2004年9月爲止從未公布過財務報表，
因此淡馬錫被認爲是新加坡最神秘的企業之一。該公司掌控
了包括新加坡電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銀行、新加坡地鐵、
新加坡港口、海皇航運、新加坡電力、吉寶集團、萊佛士飯
店、新加坡報業控股和新傳媒，幾乎囊括了所有新加坡最重要、營業額最大的企業。2002年，當時的副總理、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之妻何晶被任命爲淡馬錫控股執行董事兼CEO
並一度引發爭議。淡馬錫目前有將近500人的投資隊伍，掌
控將近2000億美金的資産，2013年淨收益達150億新幣。與淡馬錫並駕齊驅的另外一家主權基金是成立于1981年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成立之初由李光耀親自擔任主席。其主要任務是管理新加坡的外彙儲備，跨出新加坡國界向海外大舉投資。這家公司更爲神秘，長久以來外界對其幾乎一無所知。由于關系到國家利益，公司的管理層、內部結構、
管理的資金、在海外的運作以及業績等都諱莫如深。但爲了
應對越來越大的挑戰，同時吸引全世界的人才，GIC近年來
逐漸露出了真面目。據估計它掌控的資金甚至超過淡馬錫，
達到3000億美金左右。雖然李光耀反對外界“新加坡更像個
大公司”的說法，但這兩家巨無霸的金融公司加在一起幾乎完全掌握著新加坡的經濟命脈。而且，對于信奉自由市場的人，新加坡如此普遍的國有企業簡直是赤裸裸的社會主義。
但是，信奉實用主義的李光耀，並不在乎別人把新加坡看成如何，正如他不在乎別人對他過于親商的新自由主義作派的批評。而且，至少從可獲取的信息渠道來看，淡馬錫和GIC都有相當好的業績和資金回報，長期被各種國際評級機構給予AAA的最高評級。新加坡的城建實用主義新加坡自治之後，面臨嚴重城市問題：住房短缺、過度
擁擠、遍地的貧民窟、衛生條件惡劣，傳染病蔓延等等。主導新加坡城市建設的是三駕馬車：市區重建局(Urban
Redevelop Authority, URA)、建屋發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
Board, HDB)，陸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 Authority, LTA)。但新加坡城市建設能夠得以開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強制性的征地政策。1966年推出的《土地征用法》爲政府強制征地大開方便之門。這個法案使得政府城建的三駕馬車，可以以低于市場的價格，獨立征地、強行征地、快速征地。在政府規定的緊急情況下，政府可以在征地通知七天之後就占地，甚至先占後征。它規定征地前七年內任何由于政府修路、水電氣供應、教育、娛樂、社會設施等等的提供所帶來
的土地增值，都必須被排除在征地補償之外。一切征地補償糾紛都通過政府設立的一個專門的上訴委員會進行短平快的處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所有的土地從1/3
增加到了3/4。這種強制性的征地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有效的避免了土地投機炒作，大大地降低了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住房和城市更新的成本，並且爲政府提供了滾動發展的資
金，因此也可以算作是新加坡版本的“土地財政”。政府可以征用小的地塊進行整理和整合，然後再出讓給私人或開發商讓他們按照城市規劃來發展。但是，因爲補償的標准遠低于市價，被征地的業者常常很不滿意，但又完全沒有跟強勢的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按照市中心——次中心——副中心的結構將全新加坡劃爲50多個小區進行建設，組團和小區中布局合理，功能齊全，兼有就業、交通、購物、休閑、居住等
功能。但是這種高度集約化、精確化、系統化的城市規劃建設，離開了新加坡政府高度的社會控制和資源整合能力，在別的城市想要複制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盡管事後來看或許很有效率，但其執行過程往往難免違背程序正義或侵犯私有産權。1959年李光耀執政之後，馬上提出了公共住房計劃，成立了建屋發展局(HDB)，讓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可以住進他們興建的組屋。這個就是新加坡著名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執掌此項目的新加坡建屋發展局融合了政府機構和開發商雙重角色，負責買地、拆遷、規劃和設計，基本上除了請承包
商來建造外，負責所有事務。到80年代末就有近80%的新加坡人住上了自己購買的組屋，今天這個比率仍然基本未變。各種補貼之下，組屋價格應該算得上合理。這使得幾乎每家每戶都可住到自己買的房子，又不必成爲房奴。對于最貧困的一部分人，政府幾乎是偷偷地、免費地把他們塞在組屋的某個不爲人知的角落，以降低社會影響。這樣也就消滅了流浪者。因爲管理嚴格，基本不可能靠炒房賺錢。商品房市場仍然存在，但只限于15%左右住戶，漲價也跟絕大多數人沒關系。此外，政府組屋的一個特色是按比例把不同種族的住戶分配在每一個住宅區，打破原先不同種族仍各自聚居的社區格局。這樣可以有效地加強種族和諧，強化國民對“新加
坡”的國家認同，進而爲“維穩”做貢獻。與此同時，身背房貸的工作者也必然會勤奮工作，可謂一石數鳥。與住房安排緊密聯系的是新加坡獨有的綜合性社會保障
體系 —— 中央公積金制度(CPF)。這個制度涵蓋廣泛，包括儲蓄、養老、住房、醫療、教育、投資等等。這種制度其實
是一種強制儲蓄，個人與雇主存下的數目加上利息，即爲最
後所得，政府並不提供多少福利。雖然政府對公積金幾乎沒有貢獻，但公積金也給政府提供了一個方便的財源，可以用于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的建設。所以，這其實是一種精明的
反福利的福利制度。李光耀在建國之初就聲稱，他的政府不
搞施舍，不會建立西方式的福利國家，因爲新加坡養不起、
也不願意養“懶人”。2010年《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曾經
諷刺新加坡的保姆國家是個摳門的保姆，因爲即便都開始建
賭場了，新加坡仍然不改它反公共福利的立場：在新加坡福利幾乎就是懶惰和浪費的代名詞。除非極端情況，老年人要寄望于從他們的子女而不是政府獲得救濟，退休的父母甚至可以起訴他們不盡贍養義務的子女。這從西方的價值觀來看是不可思議的。但新加坡政府反擊說新加坡不能夠也不願意變成歐洲式的福利國家。但是另一方面，李光耀也自命爲
“社會主義者”，認爲有必要對國民收入進行適當的重新分配，在教育、住房和公共衛生方面提供津貼，照顧弱小群體，“以抵消自由市場競爭下出現的極端後果”。這就再次顯示了他一貫的、反教條的實用主義立場。
新加坡的教育實用主義
雖然對于華裔子女，華語作爲第二語言也得到了保留，
但相對于英語，華文教育在新加坡一落千丈。但新加坡因此也成爲亞洲英語最好的國家，盡管有著濃重的口音。李光耀對雙語教育的執著推行也是實用主義的，特別是有經濟方面的考量。李光耀說，有些人“固執地把語言、文化和生活當成人生的全部，但我是個實用主義者，知道單靠華文你是不可能在新加坡過活的”。他在接受《國家地理》雜志專訪時說：“我們吸引大批半導體廠商來新加坡設廠，使新加坡成爲生産電腦和電腦周邊産品的大規模中心，這些跨國廠商來自日本和歐洲各國，他們都講英語，所以受華文教育者吃虧了，而因擔任較低的職位與領取較少的工資，他們都很不滿意。”可以說，英語成爲新加坡的第一語言，對于新加坡人的國際交往溝通以及吸收以英語爲主導的國際先進的知識和文化，是至關重要的。否則，即便新加坡招商引資的成功也將大打折扣。當然，對于批評者來說，新加坡人可能中文丟了，英文也學得不夠好。既丟掉了自己的族群和文化的根基，也沒有辦法有效建立新的文化和身份認同。但是支持者可以說新加坡做到了兩者最佳的平衡。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並成立新加坡國立大學之後，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學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大學
(NTU)，爲急速騰飛的新加坡經濟培育工程專才。在新加坡經濟發展最爲重要的二十年裏，可謂 NUS和NTU兩所公立大學並駕齊驅。新加坡政府不惜重金，並且通過嚴格規範的程序，爲這兩所學校聘用國際一流的教授並給予優厚的待遇和慷慨的研究資助，以此來提升教學科研水平和國際知名度。其效果可謂立竿見影。當然，以“短平快”
或者說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套路，可以把一個不入流的大學迅速提升到國際二流水准，但要做到國際一流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可能恰好是進一步提升的直接妨礙。如果僅以數字來度量學術，以物質來激勵學者，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如今，新加坡將近30%的高中畢業生可以進入公立大學學習，比例基本與多數最發達國家相近。其余的也大多可以
升入新加坡的五所理工學院(Polytechnic)和三所工藝教育學
院(ITE College)。新加坡的大學教育可謂完全融入了英語世界，而且絕大多數本科生都有出國交換學習半年的機會。新加坡可謂找到了一條平衡精英與大衆教育的道路。盡管在教育普及方面成就斐然，他們仍然極其重視和崇尚精英教育。跟中國人一樣，新加坡人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萬般皆
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教誨在華人心中根深蒂固。新加坡有
一套獨特的“天才教育”制度，就是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物色、選拔、培養“小天才”。新加坡成績最好的學生，基本上不會在國內讀大學而是像李光耀家族一樣直接進入英國牛津劍橋或美國的“藤校”，而新加坡最優秀的大學本科生也基本上會到這些學校讀研究生。而新加坡政府和執政黨通過自己掌握的行政和經濟資源，幾乎壟斷了新加坡的人才培養
和遴選渠道，並以“精英主義”爲號召，將絕大多數人才納入到體制內。相形之下，反對黨很難延攬到本地公認的精英人才，其能力不能得到本地選民信任。所以，教育和經濟政治都是一盤棋。新加坡的教育實用主義一方面表現在他們竭力從英語世界獲得最好的師資，另一方面他們則竭力從中國大陸獲得最好的學生。1992年開始新加坡和中國政府合作設立中新獎學金項目。奉行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希望他們最好能夠畢業後留下來爲新加坡服務並且變成新加坡公民。這樣既可以提升國民的素質，甚至還可以更新國民的基因。同樣，
還可以彌補新加坡華人生育率低的缺陷，保持華族人口80%
左右的比例不變，從而維持政治的穩定。當然，如果他們選擇退錢走人，新加坡政府也不算太吃虧。
新加坡的移民實用主義
新加坡建國之初，人口不足200萬，現在本國公民有330多萬人，但是常住人口將近550萬，持永久居民身份的約53萬。也就是說，除了大量已經入籍的，新加坡的外來人口占總人口的40%，外來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也差不多。這麽小、這麽發達又這麽高度依賴外來勞動力的經濟體，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要保持經濟的活力和成長，這個小國必
然越來越依賴于外國勞動者爲其提供建築、餐飲、清潔、家
務等底層服務，以及金融、法律、管理、教育、科研等方方
面面的“高端”專業人員。新加坡對外國勞動力門戶大開，
而且已經成功地吸引並留住了相當一部分外國的優秀人才，
成爲新加坡核心競爭力地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說，新加坡的
招賢引才比招商引資更爲重要，而且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新加坡對外來勞動力的“歧視性”待遇幾乎是不加掩飾
的，當然這也完全可以說是任人唯賢、按“質”論“價”。持工作准證的高收入外來勞動者可以得到與任何發達國家相
近的優越待遇，並且在社會上受到很高的尊重。而底層的外
來勞動力在新加坡即便與他們在本國地境遇相比，改善也相
當有限。對他們，新加坡既沒有最低工資保底，也沒有多少
福利可言。成千上萬的、大都來自中國大陸的建築工人常常居住在被有些人戲稱爲“集中營”的零時簡易宿舍區，而且因爲“擾民”和周邊的本地居民常有沖突。2012年11月末，一百多名中國公交車司機短暫的罷工行動震驚了新加坡。因爲這距離上一次大規模工人運動的發生已超過25年。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罷工的必須是工會成員，而且像公共交通這樣核心服務，罷工需提前14天告知，否則要受到刑事制裁。這次罷工的主要起因是中國工人認爲同等條件下他們的薪資不僅低于新加坡人，而且低于馬來西亞人。而且他們抱怨宿舍的住宿條件很差，很難得到好的休息。盡管細節有爭議，但司機們的訴求並非全無道理。但是新加坡依法把“非法罷工”的領頭者送進了監獄並最終遣送回中國。有人權組織呼籲撤銷對罷工司機的控告，並指責新加坡“將薪資和勞動條件的國籍歧視合理化，限制了外籍
勞工組織或領導工會加以抗爭的權利。”也有勞工機構指出：“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對‘非法罷工’的‘犯罪者’進行懲戒，卻沒有充分分析和思考新加坡的勞資關系，以及對低收入工人缺乏保護的現狀”。人權觀察組織亞洲副主任羅伯森說，新加坡將外來勞工罷工定爲刑事罪行，並以判刑、
罰款及驅逐出境來威嚇他們，是蔑視基本的勞工權利。各種原因導致新加坡人的排外情緒越來越強。2011年反對黨之所以在大選中拿下一個集選區的5個席位，就跟新加坡草根的排外情緒有很大關系。迫于強大的政治壓力，政府一度寬松的移民政策從2010年開始嘎然收緊。2008年新加坡發放了近8萬張永久居民證，2009年降到6萬，2010年之後則穩定到每年近3萬張的水平。2013年，新加坡政府發表了一份白皮書，列出了保持經濟增長，以及在2030年之前將人口從530萬增至650萬到690萬的計劃。這個計劃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前所未有的公衆抗議：考慮到新加坡較低的出生率，這種增長將不得不由移民來驅動，而許多人推測，這其中主要得靠來自中國的移民來驅動。事實上，新加坡的外來勞動力最主要的供應地就是中國大陸。新加坡人對大陸人的排斥情緒也日漸增長。盡管問題可能並沒有媒體渲染的那麽嚴重，但確實新加坡人經常抱怨大陸人粗魯、不文明，擠占了他們的資源和工作機會。中國移民也有不少認爲新加坡華人傲慢冷漠，普通話和英語說的都不好，等等。這種緊張關系的結果，就是一種令人不安的雙向排斥，每一方都指責另一方是種族主義，盡管大家都是華裔。
實用主義面臨的挑戰
美國暢銷書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認爲新加坡是一個激進的自由市場和保姆國家的複雜而精細的混合，而且它的推行需要複雜精細的政治條件。這也許道出了李光耀的實用主義在經濟方面的精髓。弗裏德曼認爲美國永遠不可能也沒必要學習新加坡“不那麽自由的政治”。但新加坡的態度卻值得學習——他們真正把治理(governance)當回事，並且始終在做戰略性的思考，始終在無情地追問：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什
麽樣的世界裏，我們該怎樣應對才能夠繁榮富強？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蔡明發教授說，新加坡是
一個在你想象力所及的維度都已完全被征服的空間。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爲了實現政治和經濟目標的
而實行的全面的社會控制，盡管可能是柔性的。但是，許多
觀察者的共識是，這個模式確實有窒息民間社會和異化國民
的風險。可以說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把靠精明、努力、協作而不需要太多創造力的事情做到了極致。盡管新加坡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也都可以被認爲是全方位創新的結果。但是，
當新加坡的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已經接近每年6 萬美金的時候，創新和創造性的勞動變得越來越緊迫。畢竟，李光耀完全相信，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錢不是隨便賺的。然而，在談到創新的時候，新加坡人似乎總是難以自信。新加坡《海峽時報》早在1998年就曾有人撰文指出，如果僅僅因爲你有這麽多的投資、設備和人力的投入，就期待高科技産出能以可預見的、機械的方式出現，無異于白日做夢。新加坡確實很快變成了提供和維護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的大師，但是在新加坡培育那種能夠真正促進技術創新的自由活躍的氛圍卻是難上加難。
新加坡前人力資源和教育部長黃永宏在2002年的一次講話中說：“如果你給某個新加坡人一個任務，他一定會給你做好。你給他一個截止日期，他一定會按時完成。但是，如果你交代得不夠明確或者說出現了意外的困難，他就傻眼了。”新加坡少有的民營本土科技企業創新科技(Creative Technology)
的創辦人沈望傅(Sim Wong Hoo)1999年寫了一本書：《千禧年後之狂想曲》(Chaotic Thoughts From The Old Millennium)。他在書中特別指出了新加坡的“不許掉頭綜合症”(No U-turn
Syndrome)：在新加坡的馬路上，汽車只有看到允許掉頭的標志才可以掉頭；而在許多其它國家，只要沒有“不允許掉頭”的標志，汽車就可以自由掉頭。沈的意思是新加坡人只知道順從權威而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精神。蘋果創始人之一沃茲尼克也認爲新加坡企業文化太規矩、太刻板，所以無法産生偉大的創新，也無法産生偉大的藝術家、音樂家、
作家。這些評論未必公允，但也道出了問題所在。新加坡的科研預算在逐年大幅提高。執掌新加坡科技大權的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 A*Star)。他們1991年第一個國家科技五年計劃
預算是20億新幣，2006年計劃的預算已上升到了135億。但新加坡科技創新上的挑戰卻越來越大。在硬盤業的成功之後，淡馬錫控股于1987年支持創辦了特許半導體(Charter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在新加坡力推芯片制造業。特許半導體也逐步成長爲台積電和台聯電之後的全球第三大芯
片代工企業。但是，它無法在激烈的競爭當與台積電和台聯電抗衡。在2007年經濟危機之後，芯片行業進一步受挫，特
許半導體苦苦支撐，終于淡馬錫決定在2009年把它賣給了財
大氣粗的ATIC（阿聯酋阿布紮比先進技術投資公司），成爲其持有的Global Foundries的一部分。繼電子信息産業之後，新加坡開始瞄准生物科技。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黃一莊(Josep Wong)在他的《投注生物
技術：創新與亞洲發展型國家的局限》(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一書中指出，雖然新加坡、南韓和台灣這些發展型政府在推動電子信息産業的創新和趕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這種成功
很難複制到生物科技領域。因爲他們必須面對更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在這種更加依賴科研與産業緊密合作互動且規模效
應顯著的領域，這些小國完全不具備與龐大的美國體系相抗衡的能力，甚至分一杯羹都很困難。新加坡盡管通過招商引資也吸引了一批醫藥和生物科技企業，也創造出了數量不小
的制造業産值，但是距離新加坡政府所期待的國際性的生物醫藥科研基地仍然遙遙無期。
本文收錄于《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地理與城市規劃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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